人民解放军地面力量现代化始于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的野战军改编成集团军，整编之后的总体数量大幅度削减。野战军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大规模的编队缺乏协调，机械化程度低，缺乏有效的指挥结构。每个野战军都由三个相对灵活的步兵师组成，每个步兵师由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装甲团，和一个防空大队组成，每个团配备大炮和防空炮。把野战军改编成集团军，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缺点，特别强调各个兵种之间的合作，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每个集团军由将近5万人组成，分成4个师，包括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空运和空中支持部队。改编过程还在80年代中期创造了“拳头单位”，这种部队规模类似旅，具有快速做出反应的力量，目前在中国军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知识产业发展中的国防原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知识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知识产业和知识密集型物质产业是形成和提高高技术战争战斗力的重要基础，鉴此，在知识产业的发展规划中必须充分考虑贯彻国防要求的原则。
兼顾未来战争需求的原则
在知识产业的发展规划中必须贯彻兼顾未来战争需求的原则。首先，要以军事需求为牵引，大力发展军用知识产业和军用知识密集型物质产业。军用知识产业包括：军事通信、军用通信设备制造，军用计算机、军用软件开发，军用数据库、军用信息网络，等等。军用知识密集型物质产业包括：军用电子产业、军用航空航天产业、军用海洋技术产业、军用新材料产业、军用新能源产业，等等。军用知识产业和军用知识型物质产业在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军事需求为牵引，发展知识产业和知识型物质产业，就要根据未来军事斗争的需要，确定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和战时武器装备的需求规模，最终确定知识产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其次，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知识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性很大，其军民通用性强，因此，必须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可以通过对民用知识产业追加投资和追加功能而用于保障国防需求；军用知识产业也可以用于经济建设，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考虑军事战略布局的原则
知识产业和知识型物质产业对未来战争的保障作用巨大，因此在产业的发展规划中必须考虑军事战略布局。首先，针对军事斗争准备要求，有重点地建设有特色的产业基地，同时，要考虑全国整体布局，形成网络式的保障体系。其次，高技术战争爆发突然，进程很快，因此，要求知识产业和知识型物质产业能够快捷地提供保障。鉴此，可以以产业中心为依托，建立人才、产业和科技培植政策，让特定区域的知识产业和知识型物质产业形成一定的规模，使高技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在应战时能够便捷地获得。
精英为武智者胜
信息反映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但都是通过人的作用才能体现它的能量。信息时代，人的因素对赢得战争胜利依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信息作战的较量，主要表现为知识的较量、技术的较量、人才素质的较量，这已是各国军事家和未来学家的共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谋求信息作战能力建设的跨越发展，更应把人才建设摆在战略高度予以足够地重视。
“知识军团”登上信息作战舞台
由于信息作战涉及信息作战装备的研制、战场的指挥控制、兵器的操作使用、系统的维护与保障等大量的专业和技术种类，信息作战人才不可能是某一种类型的人才，而是聚合了不同专业门类人员的一个巨大的人才群体，是一个由专业化、知识化的军人组成的知识群体，他很难靠临时招募，也很难做到“来之能战”，而是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专业、一种职业。他十分类似一个交响乐团，由一位指挥协调着一群各有所长的演奏家，按照共同的乐谱，用各具特色的乐器奏出时代的华章，而他的舞台是信息化战场。
信息作战呼唤新的人才群体
主要有三类人才最为急需：
一流的高科技专家。他们站在信息科技最前沿，具有很强的预见与创新能力，信息战争的发展与结局，很大程度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就可以预测了。他们研究的成果和实际使用，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军队建设与作战都起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中的顶尖人物，一个人的作用有时抵得上几万大军。比如如果没有钱学森、任新民等一批著名火箭专家，中国的导弹、运载火箭和航天技术不可能取得迅速发展；如果没有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高级核科学家，中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就一跃成为世界核大国之一。今天，不能造就和拥有信息领域的钱学森、邓稼先，就无法为信息作战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智谋型的指挥员。千兵易得，良将难求，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信息作战“赋予指挥员的权力要比他们愿意行使的权力多”，必须有一大批思维敏捷，决策果断，既精通联合作战，又了解信息作战的复合型、智谋型指挥人才，才能有效控制信息战场，赢得信息作战的主动权。
职业化的技术精兵。他们不是传统军队里冲锋陷阵面对面拼杀的战士，而是在计算机前，在各种仪器前操纵的“白领军人”。他们掌握高科技知识，所从事的事业是科技密集度极高的事业，所掌握的武器是价值连城的高精尖装备；他们是有头脑的勇士，是信息作战的中坚力量。
“勇者胜”让位于“智者胜”
信息作战人才应当是以智力、通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三位一体的全新人才，是精英为武。他们除了通常军事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如坚定的政治信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还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素质，或者说应特别强调培养一些高素质。归纳起来是：
全面的信息素养。信息作战战场是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网络化、数字化战场，对于军官来说，必须能像用电话、地图、望远镜、计算尺一样熟练自如地使用计算机和其它信息工具，来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延伸自己手、腿、脑的功能；在作战中具有全时空、全维的信息处理能力；从繁杂无序的信息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筛选出有用信息的能力；利用信息网络指挥“知识群体”协同作战的能力。
高度的战略意识。信息作战是各种作战力量、手段和战法的综合运用，战场立体交叉，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军事斗争的序幕往往首先由政治战、外交战、传媒战拉开，战略、战役以至战术的界限正在趋于模糊，新闻媒介实时参与和广泛报道，使得各级决策都将直接影响到战略全局。这就要求中、高级指挥员乃至初级军官，都必须注重战略意识的培养，具有关注全局的战略意识和宽广的战略视野，善于从军事、政治、外交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把握全局，创造机会，夺取信息优势。
维的知识结构。信息作战战术和技术高度融合，信息作战学科领域高度交叉。美国国防大学认为，进行信息战涉及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包括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通信技术、天体物理学、数学和密码学、市场理论、系统管理、政治科学、医学、心理学、法律、伦理学等，信息作战人才必须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对技术人才来说，必须走出系统，走进领域，提高军事素质；对指挥人才来说，必须走出领域，走进系统，努力掌握信息技术知识；两者都成为专才之上的通才。
突出的创新能力。军事斗争是永远充满着创新活力的对抗，信息领域的军事斗争更是军事创新活力的高强度对抗领域，更需要强调人才的创新能力。如计算机网络攻击人员往往同时又是软件武器的制造者，必须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研制出大量的入侵工具或病毒软件，才能从一般人想不到的节点人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信息作战是对机械化战争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变革的全新战争样式，技术上的创新十分重要，而拥有创新能力强的人才，才能进行军事思想、作战理论等思维形态的军事创新，才有作战样式、战法和指挥谋略的创新。
打造“白领”士官队伍
在知识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士官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官了。同样需要操枪弄炮，同样需要掌握娴熟技能，同样需要健壮体魄，但士官个体与群体的素质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白领化”将成为士官的主要特征。
微电子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发达国家的军队开始装备称之为个人C31的，供单兵使用的电脑和先进通信技术。这种装备将赋予单兵这样一些能力：透过夜幕对敌目标进行精确射击，在瞬间进行敌我识别，向上级实时传递战场信息……国外军事专家预测，在21世纪战场上，发达国家的步兵将成为装备个人C31系统的活动平台。这种携带C31系统的单兵，将是知识化士官的一种。
计算机网络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样式之一，在某种情况下，计算机网络可能成为主战场，参与网络战的士官，其重要作用很可能超过参与火力战的士官。在军队中，专门从事计算机网络战的部队会占到越来越大的比例，“网络士官”将越来越多。在“网络士官”中，还有专门从事网络进攻的“黑客士官”。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计划征召民间的计算机“黑客”入伍。
未来军队中形形色色的士官将不再是“一介武夫”，而都是用高科技、新知识武装起来的新型士官。他们的文化程度很高，专业技术很精，技术与战术的融合能力很强，大专、大学本科文化算不上太高要求，学士、硕士将出现在士官队伍之中，士官“白领化”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看，各个系统、各个层次对知识化士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高文化、高科技素质士官匮乏的问题日趋突出。我们不仅要重视培养高素质的指挥人才、参谋人才，还必须注重锻造一大批十分优秀的士官人才，特别是知识化、“白领化”的士官群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知识化的士官群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早抓早主动。我们必须提高培养起点，把培养士官的着眼点切实放在适应21世纪的变革、适应知识军事发展的要求上；同时，提高士官队伍的文化层次，采取一些政策性措施，切实把那些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素质的优秀青年招人部队；此外，还要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培训体制，使更多的士官有入学深造的机会，不断推动士官队伍向“白领化”发展。
寓军于民：实现两大战略任务
江泽民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寓军于民，是把这两项战略任务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举措。”在新世纪，面对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重温江主席的这一指示，不仅对理解其指导国家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意义有新的重大启示，更体味到这一论断是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战略决策。
“寓军于民”的发展思路，不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的必由之路，也是兼顾国防现代化发展从而使综合国力得以全面增强的有效措施。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普遍确立了“军民结合”的国家发展战略。人类社会步入新世纪，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基本上可以排除，但天下并不太平。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多数国家都把工作的中心放在把经济搞上去这方面，但通过增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面对安全与发展两大战略课题，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在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尤为突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寓军于民”的发展思路，就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得出的时代性选择。它不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的必由之路，也是兼顾国防现代化发展从而使综合国力得以全面增强的有效措施。把国防建设“寓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既可在尽量减少国防投入的基础上突出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可有效地提高综合国力以应付国家安全所面临的综合性威胁。
实现“寓军于民”的要求，首先要在思想上增强国防观念，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目的和要求统一起来。
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是以科学判断形势得出“大战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与此同时，他始终没有忽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在新的世纪，我国的安全环境总趋势看好，但台湾分离主义倾向和西方敌对势力的“亡我之心”却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前提下，按照“寓军于民”的思路加大、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力度和速度。为此，在思想上明确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使致力于经济建设者的人们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则是搞好国防建设的重要条件。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的时候，经常想着一旦敌人的巡航导弹和其它兵器打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防护？当国家安全需要时我们能为国防做些什么？并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肯定可以提高其奉献精神和对危机的承受能力，在精神上筑起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为在各项建设事业中自觉地“寓入”国防功能奠定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