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挑战论”包括“第三世界强国论”和“大中华经济威胁论”。所谓“第三世界强国论”是指按国际通行的汇率折算法，1992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192亿美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底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下子上涨到1.66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上升到6％。西方传媒纷纷引用此说，称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超级经济大国，到20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所谓“大中华经济威胁论”指西方某些报刊不断渲染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外汇储备之和已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同时，宣传海外华人资金如何雄厚，说“21世纪是华人的世纪”，“华人已掌握东南亚经济命脉”。
1993年11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正在抬头的华人经济圈》的文章，文章分析了华人经济圈的规模。文章说，据美国一家大学的文献中心测算，以台湾和香港为中心，居住在大陆以外的华人约有5500万，拥有流动资产2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达5000亿美元，流动资产是日本的2／3。文章认为，拥有如此强大经济实力的华人经济圈必将对亚太，特别是日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其实，国外舆论所谈论的这个大中华经济圈，根本不可能成为什么“经济共同体”，更不可能演变为“大中国实体”，西方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杞人忧天。
4.“中国全面危机论”。这种提法源于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的“中国粮食危机论”，说中国10亿贫困人口，会成为全球的负担。“中国全面危机论”包括“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农村危机论”、“中国人口威胁论”、“中国资源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等。其中“中国粮食危机论”曾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布朗多次就中国粮食问题发表惊人看法。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到2030年将达到16亿，而中国的耕地则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迅速减少，中国粮食自我供给能力将大大下降，发出了“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呓语。他把1973年中国粮食产量水平当作2030年的粮食产量水平来预测，并作出推论，中国一旦缺粮，不得已会向国际市场购买，从而会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
由于非洲国家对粮食价格一直最为敏感，这一推论曾在非洲国家引起震动，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国粮食问题品头论足。其实，事实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这几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国家粮库十分充足，朱镕基在1998年当选总理时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非常自信地说：“中国即使连续五年发生天灾，国家的粮食储备足够应付”。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无疑是对世界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5.“中国文明威胁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在其《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进行了集中描述。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已让位于文明的冲突，它是世界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世界文明可分为8种，东方儒教文明是其中之一。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是伊斯兰文化和儒教文化，这两种文化的联盟向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力量发起了挑战。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应，他们纷纷撰文批驳亨廷顿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从而引发了一场罕见的中西思想文化大论战。
除“中国文明威胁论”外，还有一种“中国民族主义威胁论”。美国《新闻周刊》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找自我的国家》文章，认为在西方国家的打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勃兴，“无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对此都会感到恐慌”。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关于“中国战争题材”的文章和书籍明显比冷战之前要多。“狼来了，中国将挑起战争！”这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人士点燃的“烽火”，他们煞有介事地假定未来中国将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南海爆发局部战争，意欲把“中国威胁论”推向通俗文化圈和未来学研究领域。有关文章多次描述中日因钓鱼岛主权之争，从而引起大规模海战。西方有些人士还对中国台湾保持一种特殊的兴趣，他们表达了对中国统一进程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极力阻挠的实际心态，极力唆使外部介入。《与中国未来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下一场战争》、《龙击行动》、《必争之地》、《南海之战》、《中国攻击》等一批论文和小说都给中国戴上“好战”和“霸权”的帽子。
如《必争之地》开门见山地说：“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位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指挥官。他再次发动对越南的战争，派兵袭击越南海空军基地。鉴于日本96％以上的能源供应必须取道南海，中国封锁南海等于扼住了日本的经济命脉，日本首相随即要求美国依据日美安保条约协助日本行动，但是美国人民不肯。于是日本试爆原子弹，向中国和美国显示其军事实力。越南此时也要求国际干预，法国与印支保持着传统关系，在越南有重大利益，因此法国强烈要求西方世界联合对付中国。美国派舰队在南海巡逻，而一艘军舰突遭击沉，中美爆发激烈海战。美国向中国发起核战争恐吓，而美国军事卫星显示，中国的战略导弹已经瞄准美国，中国的核潜艇在美国加州外海游弋，美国五角大楼研判华盛顿和纽约都在中国导弹射程之内，消息传出，美国人心大乱，发生城市暴动和种族冲突。中国还宣布将核弹头瞄准北约的几个重要成员国的首都，如伦敦和巴黎。世界濒临核战争的边缘。在中国的威胁下，美国及其盟国不敢轻举妄动。此后亚洲遍地烽火，中国以优势兵力扫除菲律宾、越南对南沙若干岛屿的占领，马来西亚不战而弃守南海岛屿，越南反攻中国海南岛，并在中越边境骚扰，但已经无力回天。中国经此一役，确定了在世界军事霸权的地位，亚洲国家大致默奉中国为新盟主。”
再如《中国攻击》，这是两个美国军事人员2000年写的所谓“小说”，书还没有出版，就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据一些炒作的媒体介绍，这部小说是以中国政府在福建大量集结兵力为开端，然而炮击金门。金门守军向台湾求援。这时，台湾岛内遭到神秘病毒的袭击，全岛大感冒，一片混乱，而中国军队又乔装奇袭台湾岛，控制了中正机场，占领了高雄，并用空中电磁驱动炸弹瓦解了台湾的空军，还使用中子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于是，美国也卷入了战争。所谓“中国攻击”，就是这样一场莫须有的所谓台海战争。
这样的一个纯粹无稽之谈，何以在美国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并大力加以鼓吹？并不是因为台湾海峡真的会出现什么战争危机，而是因为它迎合了美国一些视中国为眼中钉的政客的不可告人的意图。他们无非就是希望制造出一种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以便为他们干预、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制造舆论。
此类小说和文章之所以在西方风行，究其实质，无非是西方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而借用舆论来对中国实行“软遏制”。从一部分“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那里，我们不难听到一部“新冷战”的序曲。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有人怕中国发达，主要怕两点，一是怕中国发展起来会称霸，另一点是怕中国发展起来同他们竞争”。害怕别的国家和民族强大起来同自己竞争，这种忧患心理倒无可厚非，但因为别国强大就对其采取敌视和不友好的态度，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有优先发展权，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流露，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逻辑。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过去积贫积后，任人宰割，今天发愤图强，靠自己的实力维护着国家的安全，彻底粉碎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让强大起来的中国成为一个全人类和平的“守护神”。
韬光养晦是为了将来中国的腾飞
韬光养晦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但其实质不外乎埋头实干，不慕虚荣，不翘尾巴，就是所谓采取低姿态的意思。有的英文本把它翻译为“隐藏你的真实力量，等待时机”。外国人虽然没有这种说法，但也有同样的思想，一些国家也曾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战略。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战败无条件投降，受到美苏英法4国的占领和全欧洲的猜疑怨恨，原来统一的国家被分裂为东西德两国，分别被美苏所控制，看来是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德国人忍辱负重，不急不躁，埋头苦干，把经济搞了上去，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三。它审时度势，积极与法国实现和解，创建欧洲共同市场，以融入欧洲化解人们对德国威胁的担忧，接受欧洲的德国的思想，不追求建立德国的欧洲。它一贯坚持严肃对待历史，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反复批判，划清界限。勃兰特总理在访问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主动下跪向牺牲者表示忏悔，这些行动赢得了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其结果是两个德国终于顺利统一，重振雄风，在世界和欧洲的威望都有所增长。
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韬光养晦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今天企图称霸世界，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但以前它也曾韬光养晦过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卸任总统时曾经反复叮咛，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一心办好自己的事情，千万不可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后来，门罗总统又宣布美国不管其他地方的事，其他国家也不得干预美洲的事，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此后直到第二次大战，美国基本上坚持这一方针，满足于做美洲的地区大国，对英法德俄日等列强的争夺与战争隔岸观火，全身远害，利用时间，壮大自己。等到列强两败俱伤，它再作为生力军参加战斗，以风卷残云之势决定胜负，自然成为无可争议的头号强国，坐收渔翁之利。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从弱到强，由衰变盛，常常要经过很长时期的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积聚力量，这似乎是一个规律。中国如此，外国亦然。
针无两头利，世间万事万物有得必有失，韬光养晦也不例外。这个政策有许多好处，但是也要付出一定代价。首先，这意味着在外交上要十分讲究策略，要冷静、冷静、再冷静，不能急，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意气用事。在必要的时候要忍让，甚至要退却。忍让和退却是痛苦的，但是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例如，1990年，尽管东欧苏联发生巨变，出了问题，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制裁我们，邓小平还是强调我们“要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的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同这些国家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都很牛气，都有不讲道理的时候，美国尤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耐心对待，巧妙周旋，以斗争求合作。由于坚持这一方针，同这些国家搞好了关系，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般而言，在各国的国内政治中，豪言壮语激动人心，容易为公众所接受。韬光养晦的冷静规劝不是哗众取宠。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然地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但是也有一种大国情结。近200年来，中国备受外国压迫，1949年中华民族才在政治上站了起来，最近才在经济上初步翻身。这些成就来之不易，使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可以对外国人说不。但是自我陶醉、排外情绪也容易滋长。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不是处于别国之上的中央帝国，就是处于别国之下的半殖民地，我们要做到对各个国家不卑不亢、平等相待，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过去是一无所有的革命者，要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小康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我们过去习惯于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今天面对的却是一个各国互为竞争对手又互为合作伙伴的更为复杂、互相依赖的世界，要尽可能谋求双赢。我们过去处于封闭的环境，习惯于也不得不自搞一套，另成体统；我们今天却需要与外部的开放世界接轨。无论从国家发展或民族心态角度看，这都是一个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微妙时期，既要做到保持昂扬斗志，又要防止骄傲自满。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又要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如凤凰从劫火中重生，但是我们的复兴还仅仅是开始，前面的道路还漫长修远，崎岖曲折，荆棘载途。对于中国人特别是青年而言，今后仍然是尽力埋头实干之时，不是安享富贵尊荣之日。我们必须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内求发展，外保和平；戒绝浮躁，远离虚荣；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应变创新；自力更生，交友善邻；不卑不亢，平等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