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八年的时光，他在逆流中奋然击水前行，周围没有船只和同伴，衰弱了的只是皮肉与容貌，力量却在枯槁而孱弱的外表下与日俱增。阿尔的飓风能像鞭子一样把这座城市抽打得狂乱不安，摔烂窗户，折断树干，但奈何不了温森特，他在与风的搏斗中同时享受到一种乐趣：人和绑好的画架在风中颤抖，他在颤抖中找到一种明快的节奏感。他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薄薄的刀片，刃口迎着风，悄然屹立，风狂啸着扑过来捕捉他，但反被他劈作两半，拖着绵绵不绝的受到伤害的躯体，嚎叫着逃走。
阿尔春天的果树园几乎画完了，那是20幅一组、25幅一组和30幅一组的油画，此外还有一些自然风物和大量的素描与速写。旅馆的床下已经塞得满满的了，但是他没有运费寄给提奥。他给提奥写信，说他画完这些画，几乎累坏了，但是他仍然觉得不尽兴，“如果能完成它的两倍，对我来说也不算太多”。
阿尔城里的人每天都在中午和下午2时左右看到他背着一个沉沉的箱子，浑身色彩斑斓，像一个油漆匠，急急前行，不知道他上午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从哪里回来，又不知道他下午到哪里去。他的样子又怪怪的，目光呆滞，但神情激奋，从不与人讲话，他的下巴向前方，很急切的样子，好像是整个躯壳的向导或指挥官。他常常由于兴奋而手舞足蹈，跟自己打手势，或者以一种作结论的语调跟自己讲一句什么话，把经过他身边的某一个人吓一大跳。阿尔人从各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这个红头发的人绝对是一个疯子。他们叫他疯子，一些流浪儿把发现他和给他编顺口溜当做寻找食物以外的最大乐趣，他们跟在他后面十码远的地方，拍着手，跺着脚像小学生朗诵诗文一样整齐划一地喊：
“红头发！”一部分人喊。
“疯——子！”另一部分人呼应。
一个人发疯，在阿尔是正常现象，正像罗林说的，“谁都有点儿神经错乱的。”
又过了几个星期，温森特重新开始在太阳下画画，冬天的太阳更加辉煌灿烂，但他不能过分地操劳，画一画素描和小花小草，按时作息，避免过度的劳累和兴奋。阿尔人都以一种平常淡然的眼光看待他，倒没有人再叫他疯子，好像只有疯了以后才能在阿尔取得正常人的地位。
在这之后，意外的情况又一次发生了。那天早晨他清醒地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一种需要吵架的欲望强烈地在心头萌动。他背着画箱在外游荡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有做，然后走到一家小饭馆里吃晚餐。侍者把他的食物端上桌以后，他瞪着恐惧的眼睛再三审度餐盘，然后突然怒吼着扑向侍者，揪住他的衣领。“你在汤里放了毒！你为什么要毒死我！”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医院里。
两个星期以后，他又恢复正常。但是从此阿尔人对他采取了一种防范态度，他的行为超出了阿尔人能够理解的范围，他们认为他发疯是因为喜欢画画。如果他空着手走在路上，他们觉得很安全，这会儿一定是正常的，而假如背着画箱子，那就得提防他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背着一个画箱的，所以阿尔居民对于温森特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感到一种日益逼近的危机，说不定这家伙哪天会变成一桶火药，点着了往你身前一滚——不难想象那是一个残酷的结果。
于是，有八十多个阿尔居民联名向市长写了一封请愿书，把温森特描写成一个随时都会伤害别人，不宜于自由行动的人。
市长下令警察局把温森特监禁起来。
温森特没有为自己作丝毫辩解，虽然第二次出院后近一个月来他从未出现任何神经错乱的现象，但是他感到这次打击是巨大的，而且令他非常伤心。
阿尔许多怯懦的人纠集在一起，倚仗警察局的势力反对一个虚弱的病人，并且往他的脑门上猛击拳头，这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温森特觉得自己随时有被再次逼疯的危险。
温森特觉得生与死并不可怕，但如果一个人神志不清，面对美丽的大自然而无动于衷，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所以他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痛苦，他把这种痛苦写信告诉了提奥：
“许多画家变成疯子，竟成为事实！至少可以说，是生活使人变得精神恍惚。如果我能重新以全部精力投入绘画该多好，但不祥的预感时时侵袭着我，我总会发疯的。”
三个月里，他画了大批新画。
百年孤独
病魔果然如期而至，这让梵·高失去了康复的信心。一种巨大的恐惧不时袭击着他：也许有一天突然生了大病，可能永远破坏他作画的能力！
一天，大夫把梵·高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封厚厚的挂号信，里面是一张400法郎的支票、一张报纸和提奥的一封信。信上说，梵·高的《红葡萄园》被人以400法郎买下了。而乔安娜生了个儿子，并以梵·高的名字命名。
“祝贺你，梵·高！”大夫脸上很平静，声音却显得很兴奋。梵·高木然地回到房间里，他不相信在希望接二连三地破灭之后，这个世界还有能令他兴奋的事情。他又把报纸打开来，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温森特·梵·高全部作品的特色就在于那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强烈的表现力。在他对事物本质的绝对肯定之中，是勇猛的斗士。
梵·高回到巴黎。乔安娜原以为这个让丈夫牵挂了一生的哥哥是个虚弱的病夫，却不料梵·高面色红润，笑容满面。她给梵·高也留下了好印象。她有一双像母亲安娜一样温柔的褐色眼睛，充满善意。
四个月大的孩子在摇篮中蹬着小腿。见到伯父，他居然停止了活动，一双清澈的眼睛静静地瞪着他。这就是梵·高家的后代！梵·高顿时百感交集。因为他自己还孤身一人！
第二天早晨，提奥上班去了，乔安娜把婴儿车推到了街上，给孩子晒太阳。梵·高呆在屋里，只穿着衬衫望着墙壁走走停停。满墙都挂着他的画，饭厅壁炉上方的《吃土豆的人》，起居室挂着《阿尔的吊桥》和《罗纳河夜景》；卧室里是《开花的果园》。一种冲动促使他立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寻。
“我要举行一次完全是我个人的画展！”
他把自己的画分成了三类：炭笔画集中在一个房间，水彩画集中在另一个房间里，油画集中在剩下的房间里。
中午，提奥和乔安娜带着孩子进门的时候，梵·高堵在门口，满脸诡秘，举手投足都掩饰不住莫名的兴奋。
“我打算带你们去看一个梵·高画展！”他说，“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哟！”
“一个画展，在哪儿？”提奥问。
梵·高把门推开，三个人走进了门厅。提奥和乔安娜被室内魔幻般的色彩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夫妇俩按照梵·高引导的顺序，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到了这位艺术家哥哥缓慢而痛苦的人生和艺术进程，看到了他对绘画的执着追求。提奥和乔安娜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提奥把梵·高送到了加歇大夫那里。
“把他留给我，我知道怎样对付画家们。我一个月之内就可以使他成为一个健康人。我要让他工作，这可以治好他的病。我要让他给我画像，下午就开始。”加歇大夫说。
于是，梵·高当天下午就投入了工作，他很快就画出了两幅画。而大夫就站在他旁边喋喋不休。
几天后，梵·高为大夫画了一幅肖像——《加歇大夫》。大夫对这幅画像简直喜欢得发了疯，并且坚持要梵·高再画一幅送给他。梵·高只好答应了。
时间很快流逝。梵·高感到活力已经从画中消失了，他作画只是出于习惯。十年繁重劳动的强大的惯性继续把他往前带动了一点儿。但过去曾经使他为之兴奋为之战栗的自然景象，如今只让他觉得平淡无奇。
而出人意料的是，提奥的孩子病了，公司也威胁提奥要把他解雇。这让梵·高魂不守舍，全身乏力。
但加歇大夫却还让他拼命地画画，他完全不了解梵·高的内心世界，反而以为这样有利于梵·高的康复。梵·高的心情非常烦躁。
一天，他拿上画架和画布，爬到了山上，在墓园对面黄色的麦田里坐下来。
中午，火热的太阳晒到他头顶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大片乌鸦。它们哇哇叫着，遮暗了太阳，像厚厚的夜幕把梵·高盖住，逼得他透不过气来。
梵·高继续画下去。他画了黄色麦田上的乌鸦。他不知道自己画了多久，但是当他明白自己已经画完时，他在画布的角上写了《麦田里的乌鸦》几个字。
之后，他背起画架和油画，回到旅馆，倒头就睡。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醒来后，他提笔给提奥写了一封信，信中这么写道：
我在努力作画，但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始终有着现在这么清醒的头脑。
从巴黎一回来，我感到很凄凉和极端的孤独，并且越来越觉得我在威胁着你，十年如一日。
我仍然十分热爱艺术和生活，正像我强烈地需要一个妻子和孩子。
画家们愈来愈走投无路。我的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画出来的，我的理智已经垮掉了一半。
可惜你不是一个有实力的大画商。亲爱的提奥，你可以继续走你自己的路，怀着对艺术的爱与仁慈的心，继续走下去。
而我，该向这个世界告别了。
这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表白！信里的内容杂乱无章，几乎没有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但可以反映出梵·高当时的苦闷心情。对艺术的苦苦追寻使他几近痴狂，而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又使他身心饱受痛苦。他终于难以承受了。
梵·高抬起头，仰面对着太阳。他用左轮手枪压住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他倒下去了，脸埋在那肥沃而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泥土之中。大地的儿子又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
几个小时以后，梵·高又醒过来，返回人间做最后的告别。1890年7月29日，梵·高在伤心欲绝的提奥的怀中安详地离去。一位艺术巨匠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一个孤独而躁动的灵魂从此获得了永恒的安息。
加歇大夫在他的坟墓周围种满了向日葵。
梵·高的逝世让提奥终日沉浸在无法减轻的巨大哀痛之中，他精神崩溃了。六个月后，他追随哥哥去了天国。
乔安娜把他葬在了哥哥的墓旁。提奥在梵·高繁茂的向日葵花的荫庇下安然长眠。
兄弟俩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永不分离……
37岁的温森特·梵·高和这个他热爱着的世界永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