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危急时时牵动着流亡者的心，这位银须老人多么想像当年那样穿着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去为祖国而战！于是，雨果毫不犹豫地携带着他的无价之宝——三箱手稿前往布鲁塞尔静候形势的变化。9月4日，法兰西宣告共和国成立。5日下午，雨果登上了布鲁塞尔直达巴黎的列车。傍晚时分，腰板笔直、目光炯炯的老诗人走下列车，只见站台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他们高呼着“维克多·雨果万岁！”的口号，迎接祖国的英雄儿子归来。雨果当即发表了演说，向巴黎人民致谢。他兴奋地说：“公民们，我曾经说过，‘我要在共和国回来的那一天回国。’现在我回来了……我回来是要履行我的天职……”从车站乘马车到下榻的寓所，道旁的人们不断拥上前来向他欢呼，雨果一直走了两个多钟头，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向两旁的市民们招手致意。他对同行的人说：“这一个钟头就可以抵偿我20年流亡的痛苦。”
看到美丽的巴黎满目疮痍，听到敌人的枪炮声昼夜不停，诗人忧心如焚。他发表了《告德国人民书》，呼吁德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战争。当然，这只能是白费劲。雨果的爱国行动不仅仅停留在笔头上，若不是朋友们的坚决阻拦，他早就穿上国民自卫队战士的服装上前线去了。他把《惩罚集》新版本的稿费和剧院演出他作品的全部收入，捐献出来铸造大炮，其中两门分别取名为“雨果”和“惩罚”。
敌军重重围困中的巴黎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这年冬季出现了零下20度的严寒，食品严重匮乏，篱笆、桌椅都成了燃料，猫和狗也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雨果家的生活同样十分艰苦。幸亏动物园的园长时而给他送来一块熊肉，时而送来一条羚羊腿，帮了他的大忙。然而诗人很达观，仍然作诗。家里就餐时，他亲自分发少得可怜的食品；客人来了，他仍高高兴兴地接待。
1871年1月28日，卖国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由于和约条款必须由国民议会批准方可生效，紧接着政府当局便宣布选举国民议会议员。雨果被当选为巴黎代表，所得票数居第二位。国民议会定在波尔多举行，雨果在家人的陪同下赴会。会上右派议员控制了议会，雨果等少数左派议员企图力挽狂澜，但无济于事。梯也尔任政府首脑，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国割地赔款的和约条件。雨果在大会上发言，坚决反对这个和约，强烈谴责德国侵略者。他清楚地意识到左派势单力薄，内部意见又不一致，只得愤而辞职。3月13日，正当雨果决定带领全家返回巴黎的前一天，查理因脑溢血猝亡。3月18日，雨果把长子的灵柩运回巴黎，安葬在拉雪兹公墓雨果将军的墓穴中。就在这天，巴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
然而，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社员们遭到政府军的血腥屠杀之时，雨果立即站到了社员们的一边。5月26日，在《比利时独立报》上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声明开放他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逃亡社员的避难所。次日深夜，雨果的住宅遭到暴徒们的袭击，幸而未伤及家人。比利时当局拒绝对此事件进行任何调查，而且对雨果下了驱逐令。此时，雨果不宜返回巴黎，只得带了家人到卢森堡去，在一个环境清幽的小镇上暂时安顿了下来。但是，巴黎不断传来的社员们遭逮捕、枪杀的消息又使他的心无法平静，诗人义愤填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一系列诗篇。这些新诗篇连同巴黎保卫战时写的诗汇成了一本诗集《凶年集》，这是1871年法兰西严峻的一年的诗体实录。
1871年10月1日，雨果携家回到巴黎。此时的巴黎充满了火药味和血腥味。政界的右派和教权派分子将他视作眼中钉。波拿巴分子公然扬言：如果他们再次掌权，雨果将是他们第一批要处死的敌人之一。而那些公社社员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纷纷写信向他求援。为此雨果在报上载文大声疾呼：“大赦！大赦！不要再流血，不要再牺牲！”当权派自然充耳不闻，公社社员们的鲜血依然在法国大地上流淌。
1872年，国难家灾依然跟踪着雨果。由于他对巴黎公社社员们的同情，在6月份的议会选举中他落选了。他的小女儿被人从加拿大找了回来，但已形容枯槁、精神失常，只好把她送进了医院。小维克多又得了肺结核，日益憔悴。巴黎的喧器、忙乱与剑拔弩张的政治斗争，使雨果无法集中精力和时间写作。在朱丽叶的鼓动下，雨果于8月初携家人又来到了盖纳西岛。
雨果在流亡时就想写一部关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小说，那时由于忙着别的写作而搁下了，现在正是动笔的时候了。这部小说展开情节的主要场景是布列塔尼森林，他的父亲年轻时曾作为共和军的蓝衫部队战士，在这里同旺岱叛乱分子进行过殊死战斗。在卢森堡时雨果又特意到当年父亲战斗过的要塞——提翁维尔作过一次短期旅行，自豪地倾听当地的老人向他讲述雨果将军英勇抗敌的事迹。《九三年》重现了1793年那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年代，讴歌了像他父亲那样英勇无畏的共和军官兵。当然，这部小说的主旋律仍然是人道主义，但作者把人道主义提得更高了，把它置于绝对正确的革命原则之上。
1873年夏，《九三年》刚刚完稿，从巴黎传来了小维克多病重的消息，雨果带着朱丽叶回到了巴黎。在照顾重病中的儿子的同时，他继续为“大赦”社员而奔忙。同年12月26日，小儿子病故。雨果的后代中只剩下了一对孙儿女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雨果极为悲痛。长歌当哭，他怀着对儿子们的无限深情，通过对往日温馨的回忆，写了一本《我的儿子》，作为纪念。
由于长女及一双儿子先后辞别人世，小女儿又虽生犹死，雨果对晚辈的爱集中在孙辈乔治和让娜身上。他常常跟他们一起游戏，一起画画，还给他们演木偶戏。为搏得孩子们的欢笑，他尽力做个好祖父。1877年他出版了诗集《做祖父的艺术》。这是一首首洋溢着温馨爱心的摇篮曲，一篇篇充满了对童心礼赞的优美诗章。有的评论家认为，在艺术和诗歌中，儿童的主题正是由雨果开始的。
1878年6月17日，巴黎举行国际文学家代表大会，雨果任主席。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强调文学创作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其尾声部分又呼吁大赦公社社员。1880年7月3日，雨果在参议院发表演说。他提议，为纪念7月14日巴士底狱攻陷日，议会应通过一项对公社社员大赦的法令。这回由温和派共和主义者掌权的参议院总算通过了大赦法令。
1881年2月26日，巴黎一派喜庆气氛，隆重庆祝著名诗人雨果的寿辰。这天，雨果住宅门口摆着一株金黄色的月桂。人们列队经过他的住宅，高呼“维克多·雨果万岁！”的口号向诗人致敬，队伍中有巴黎市民、外省代表，还有外国使者。银须银发的老人穿着一件朴素的黑上衣，站在敞开的窗口旁，搂着一对孙儿女，欣喜地接受人们的祝贺。他的双眼模糊了，高高举起了他的手向人们呼喊：“共和国万岁！”这个破天荒的祝寿队伍，在他的窗下一直行进了6个小时，人数达60万之多。
1883年，雨果在友人麦利恩的协助下，仍不断从他的书箱中取出珍藏的诗作，整理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诗集：1881年，《精神的四种风尚》出版；1883年，《历代传说》（续集）出版。评论界高度赞扬雨果晚期诗歌臻于完美的艺术技巧和异常充沛的创作活力。
1885年5月18日，一个令人忧虑的消息在巴黎传开了——雨果病重，肺炎，心力衰竭。与他患难与共的友人麦利恩和瓦凯里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前。几天来，不仅巴黎，整个法国都在关注着诗人病情的发展，报纸上每天刊登有关他的病情公告。患病期间，雨果神志清楚，对死神的降临毫无惧色。在他病情危急之时，他最想见到的是他的孙儿女。当他看到这一对可爱的孩子时，脸上浮现出了最后一丝笑容。
1885年5月22日，雨果终于走完了他那漫长而又光辉的人生道路。他去世的那个夜晚，巴黎狂风大作，暴雨倾泻，大自然又一次以其最庄严的仪式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壮行。是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布全国致哀。雨果住宅区所在的街道和广场的路牌上换上了雨果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