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德国1770～1831）
少年时代
1770年，黑格尔（全名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出生于德国符登堡省斯图加特城的一个税务官家庭。黑格尔曾说过，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而哲学则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他本人就生逢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在他出生的时候，法国启蒙运动已经达到顶峰，而他的大学时期正值法国大革命风云激荡的岁月。黑格尔是在处于风暴边缘的落后的德国经历这一切的。
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理性的觉醒，人们对传统和现实的一切，从政治到宗教，从制度到思想，从生活方式到风俗习惯，都重新进行思考。它们都必须在人类的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在人们觉醒了的头脑中，一个理性王国的轮廓已经形成。在那里，人类的尊严和平等得到承认，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国家由人民集体治理，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黑格尔称启蒙运动为“以头立地的时代”。的确，启蒙运动给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从此以后，人们已经不可能再按旧的方式来思维了。中世纪的暗夜已经消退，新的精神世界已经降临。
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符堡公国是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帝国众多邦国之一。这里西与法国为邻，南与瑞士接壤，所以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影响在这里自然表现得更强烈、更深刻。这使它成为德国较为开化的地区之一。那个时代德国有众多的文化名流都出生或生活于这里。
也许不无巧合，注定承担了将法国启蒙精神德国化任务的黑格尔，就出生在法国启蒙思想新潮流与德国民族文化传统相交汇的这个地区。他的家庭世代笃信路德新教，其远祖就由于信仰新教而在16世纪末被从狂热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驱逐出来，迁居于符登堡。其祖父是一位新教牧师，著名诗人席勒诞生时就是由他主持洗礼的。也许是新教的家庭环境和传统，塑造了黑格尔凝重深沉的气质。
黑格尔在少年时代所经受的磨难是几次身患致命的传染病，一次次死里逃生。但他却享受着温馨的家庭生活，他的母亲是一个有多方面教养的女性，承担了对小黑格尔的启蒙教育。在1783年她因患传染病去世。黑格尔深爱着他的母亲，对母亲的早逝深以为痛。直到1825年母亲逝世的纪念日，他还写信给妹妹：“今天是我们母亲去世的日子，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他与妹妹也感情甚笃。他妹妹终生未婚，在黑格尔去世一年后，因疾病和精神苦恼而自杀身亡。死前留下一封给黑格尔夫人的信，记载着黑格尔的童年生活和其他一些经历。当黑格尔后来成为一个哲学家的时候，在其著作中给予家庭和家庭关系高度的评价。他以爱为家庭的基本规定，认为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他还谈到兄妹之间的爱是最真挚、最纯洁的感情，等等。有理由认为，当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涌现在他心头的就是早年家庭生活的温馨情景。
少年黑格尔起初入拉丁学校学习，后到市立文科中学就读。中学时代的黑格尔规矩、勤勉，表现出较高的天赋，尤其倾心于古典文学。从这个时期的日记中，人们发现少年时代的黑格尔的性格和志趣特点：第一，他养成了作读书笔记的习惯。在笔记中，他客观地记载着日常所见的周围事物，同教师散步时的谈话，特别是花大量时间摘录读过的书；第二，他表现出对学习和思考历史问题的特殊兴趣；第三，他留心观察和发现矛盾的现象。日记中记载了他在一次散步中产生的想法：“每一件事都有它坏的一面。”比如，少年人对樱桃垂涎三尺，而老年人则无动于衷。从这件事中他悟出一点道理：“年轻时想吃不得吃，年老时则有吃不想吃。”同一样东西可以给各个不同的人以各种不同的印象，等等。这里已经预示了这位少年将对辩证法思想做出他的贡献。中学时代的黑格尔已经表现出对哲学的兴趣，他大段大段抄录洛克、休谟和康德的著作。他还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从1785年起，专门搜集各种定义，包括迷信、美、哲学、逻辑、变化、国家等的定义，似乎无意识中在为他未来的哲学百科全书作准备。
十五岁那年，他进了斯图加特市立文科中学，尽管他把各门学科都学得很出色，升级考试的成绩总是优良，父亲却认为，儿子仅仅在学校里上点课是不够的，所以还是为他聘请了家庭教师。
黑格尔读书读得很多，把零用钱都买了书。他常常到公爵图书馆里去看书，认为这是一桩很大的乐趣。黑格尔第一次逛到这里，借了巴托的《美学导论》德译本，读完了其中论叙事诗一章。图书馆每逢星期三、六开放，在一个大房间里有一张长桌，上面摆着钢笔、墨水和纸张，供读者使用。读者想看什么书，只要把书名写在纸片上，交给图书管理员，他马上就会把书给找来。
他爱读严肃的书，读这些书的时候，还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那就是，把读过的东西详细地摘录在一张张活页上，然后按照语言学、美学、面相学、算学、几何学、心理学、史学、神学和哲学等项目加以分类。每一类都严格地按照字母次序排列，所有摘录都放在贴有标签的文件夹里。这样，不论需用哪一条摘录，都可以马上找到。这些文件夹将伴随这位哲学家一辈子。
黑格尔为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而且枯燥无聊。黑格尔的传记作者库诺·菲舍尔写道：“当时谁也不曾预料到，这个陶醉于如此一部通俗小说的平庸少年竟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还将孜孜不倦，力图上进，有朝一日作为当代第一位哲学家而出现。”
然而对年轻的黑格尔来说，情况并非完全象菲舍尔所记述的那样。在文科中学最后一年，黑格尔有一篇作文，《论古诗人的若干特征》，得到了这样一个评语：“大有后望。”尽管黑格尔对近代文学很不熟悉，他却以通晓古典文学而见长。如果写一篇赞美古代诗人的文章，对他来讲绝非难事。因为他一度醉心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翻译过爱比克泰德和隆各司的作品。一年前，他已在《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于古代的纯理性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希腊人的迷信是由于缺乏启蒙知识。在那篇文章的结尾，还附带地批评到现代。而在这篇论古代诗人的文章中，黑格尔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论题，对当时新的文学作了批判。据他看来，近代诗人再也起不到古代诗人那样大的作用了。古代作家的优秀品质和无可争辩的长处就在于纯朴。他们所关心的，是为真理服务，而不是取悦于读者。他们的思想不是取自书本，而是直接源于生活和自然。
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创见。在温克尔曼，莱辛和赫尔德之后，古典热已成为德国知识界的共同特点，黑格尔这个学生不过是把他读过的东西转述了一遍，但是他转述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黑格尔对于古代语言和古代诗人毕生倾慕不已。
年轻的黑格尔就要从文科中学毕业了，但他必须作一次演讲。他挑选的题目是土耳其人治下艺术与科学之衰落。黑格尔从前对近东没有发生过任何兴趣，这次选定土耳其人作讲题，也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他在讲演中一面描绘奥斯曼帝国的悲惨状况，一面呼吁大家回顾一下自己的家乡符登堡，对比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因此，我们将会认识到自己的幸运，将会珍惜天意让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国邦，本邦君主深信教育之重要，深信科学用途之广泛，对这两点优先予以关怀，从而赢得了荣誉，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垂不朽的、供后世景仰的纪念碑。”这里讲的是卡尔·欧根，也就是那个派人迫害席勒和舒伯特的专制暴君。黑格尔举出自己的母校——那个文科中学——作为本邦教育事业发达的例证。他一味赞美学监们，感谢老师们。然后他呼吁朋友们和同学们深思一下，他们由于忽视老师和学监的教导，给自己带来了怎样的恶果。
1788年10月，他进入图美根修道院的神学院学习。
黑格尔学习勤奋刻苦。他在1788年12月写的大学时代的第一篇作文，再一次重复了几个月前在文科中学所写的内容。文章的题目是：《论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述给予我们的若干教益》。他的论点没有变化，他仍旧认为古代诗人是直接从自然获得灵感的，他还批判了当代人的书本知识。古典作家的长处就在于语言惊人地丰富。古典文学是培养鉴赏力的学校，美育的学校。读一读古代史学家的作品是特别有益的，这些作品是记载历史的典范，极有助于理解人类所走过的道路。
在神学院第一学年结业时，黑格尔获得了一张特优证书：“智力强，勤勉，品行优良”。在以后十个学期中，智力一栏的评语总是“强”。而在品行一栏，则从“优良”降到“及格”，有时甚至是个“劣”字。黑格尔已不再是那个循规蹈矩的文科中学学生了，新的兴趣闯进了黑格尔的生活，政治使他着了迷。他没有成为一个放肆的酒鬼，尽管这类酒鬼在图宾根多得很，而且黑格尔本来也完全可以成为其中一员，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并没有成为事实。
1789年春天，警报从法国传到了德国。饥饿和骚乱笼罩着法国，国王被迫召开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不再服从国王的权威，人民代表宣布召集国民会议。7月14日，巴黎人攻占了巴士底狱，革命之火燃遍全国。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这个文件在当时的精神生活中——在这整个时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德国的其他城市一样，法国革命在图宾根也受到进步力量的热烈欢呼，并且也出现了一个政治俱乐部。人们在那儿交流有关法国事件的新闻，阅读法国报纸，谈论德国的命运。图宾根人学法国人的样，栽了一棵自由树。据说，黑格尔和他的朋友谢林一起，也参加了这项活动。
黑格尔是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在会议上发表政治演说，受到了朋友们的喝采。在哲学家当时的纪念册中，可以找到这样一些革命口号：“反对暴君！”“打倒坏蛋！”“打倒妄想绝对统治心灵的暴政！”“自由万岁！”“卢梭万岁！”还有一条摘自《社会契约论》的语录：“如果天使有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也会实行民主管理的。”
卢梭是对社会罪恶和封建奴役勇敢提出控诉的人，他的革命思想吸引了黑格尔。卢梭也是最先洞察资产阶级进步有其缺陷的人们中的一个，他的口号是：“回到大自然去！”他写道，经济的繁荣和科学的发达，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人类为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自由和道德的沦丧。在黑格尔看来，法国的事件正是卢梭思想的实践。
大学时代，他与同窗荷尔德林和谢林结为至交。他们都是天赋极高的人，也是同学中独具慧眼，识得外平内秀的黑格尔的价值的人。荷尔德林在30出头的时候，就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当代学者把他视为可以和歌德和席勒并列的伟大诗人。而谢林少年成名，15岁入图宾根神学院，23岁时就荣登耶拿大学的哲学讲坛。他虽然小黑格尔5岁，比黑格尔晚入学两年，但却早于黑格尔成为德国哲学界耀眼的新星。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拥护者。荷尔林向往大革命开创的新生活，后来曾亲赴法国实地考察体验。谢林则把最鼓舞人心的“马赛曲”译成德文。如黑格尔后来所说，理性和自由是他们永远的共同口号，而无形的教会则把他们联系到一起。
一般认为，黑格尔当时对哲学并不感兴趣。虽然他在法国爆发革命那一年就开始读康德的著作，但当时他还领会不了批判哲学的革命精神。那时，神学院学生们组织了一个研究《纯粹理性批判》的团体，年轻的谢林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黑格尔则对它不闻不问。
但是二十岁的黑格尔仍然获得了哲学硕士的头衔。因为按照神学院规定，学生在头两年首先应当研究哲学，接着还应为硕士论文进行答辩。为了获准参加答辩，又得先写两篇简短的哲学论文，通过一次考试并参加辩论。学生用不着提交篇幅较大的独立论文，因为真正的论文是由教授撰写的，学生只须进行答辩。黑格尔的两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论义务的界限》这篇论文是奥古斯特·伯克教授写的。该文申述了沃尔夫的道德观。作者认为，德行的基础在于理性，也在于感情。
为这篇论文进行答辩的，同时有四个学生，其中就有黑格尔和荷尔德林。
黑格尔在图宾根的最后三年便专门用来学习神学了，结业时他答辩了一篇关于符登堡教会史的论文。除了黑格尔，还有八个学生参加。1793年秋季的宗教考试，是黑格尔向图宾根神学院所作的最后一次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