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早期文学论著和他在波尔多科学院做的那些学术报告，并没有使他在同事中间显得如何出众。像同事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也喜欢从拉丁语作家那里汲取灵感进行写作，西塞罗不就是他偏爱的典范吗？但是，他没有表现出能使一位天才作家显露其天资的特殊才能，也没有表现出他那个时代哲学家的思想深度。然而，一部著作不知不觉成熟了。1721年，《波斯人信札》使他一举成名，开创了启蒙时期的新纪元，孟德斯鸠即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将逐渐地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使之向前发展。
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孟德斯鸠正住在巴黎，他也经历了摄政时期社会情况的急剧恶化，这种恶化因约翰·劳进行灾难性的实验而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因此，孟德斯鸠在写《波斯人信札》的时候，绝对没有摧毁君主政体这座大厦的意图。他描写他所见到的东西，表达他感受到的思想，如果说他像弗尔尼埃尔所指出的那样，还在接受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他却丝毫不曾为这个社会所欺骗。谈及三位一体、圣体和教皇时的那种肆无惮忌的语气，那些庸俗无聊的玩笑，以及对自杀的赞扬等等，不应该使我们产生错觉，因为，由于他所受的教育而使他信守的许多价值观念，那时似乎都垮掉了。他在寻找一种更稳定的秩序，一个建立在正义和自然基础上的理想秩序，亦即建立在良心和理性的根本要求之上的秩序。
孟德斯鸠对18世纪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行为的批判，有时被说成大胆泼辣，有时被看作胆小如鼠。在这方面，若是和培尔编写的《词典》相比，《波斯人信札》的主题可以说毫无新意可言。孟德斯鸠从培尔编写的《词典》里吸收了不少东西，尽管他年轻时曾写过《关于一些可以用来反对培尔先生悖论的思考——与其做个崇拜偶像的人，不如做个无神论者》。《波斯人信札》谴责了被1713年的教皇诏书“唯一圣子”重新煽动起来的天主教排斥异教的激进。孟德斯鸠从年轻的时候起对围绕詹森教派而产生的争论就十分关注，他认为进行这样的争论不是好事。他不掩饰自己对詹森派最激烈的对手耶稣会的怀疑，而且谴责双方“把争论带到了中国”。
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庭长职位后，就着手争取到法兰西学士院当院士的准备。
法兰西学士院对学识渊博的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和魅力，孟德斯鸠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他少年气盛，在年轻人的狂热和加斯科尼人秉性的驱使下，对这个著名团体也曾不吝其冷潮热讽。在《波斯人信札》第七十三封信里黎伽所说的话语的回声尚未消失之际，时年39岁的孟德斯鸠已经在雄心勃勃地恳请那些作家投他的票了，而在前不久他还借黎伽之口，说了一些毫不客气的话，给这些作家画了一幅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肖像呢。
《波斯人信札》中提出的批评走得还要远些，该书指责神学辩论的虚妄、决疑论的奥秘和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度。孟德斯鸠指出布道的虚妄，赞扬多做宗教忏悔。照雅克一索莱的说法，孟德斯鸠给摄政时期的沙龙提供了一个《世界通用培尔词典节本》，使大家免去了翻检培尔及其前辈的对开本浩繁巨著的麻烦。但他不公正地对待培尔及其前辈的渊博学识，无视译者的无私而有益的劳动。
1728年2月24日星期六，孟德斯鸠被接受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他这天发表的演说，平平淡淡，颂扬了路易·德·萨西，并依照传统，颂扬了黎胥留和当朝的国王。致答辞的任务落到了马勒肩上，他这时是学士院的院长。马勒无疑属于新当选院士对手的营垒，情不自禁地对孟德斯鸠说了一些十分尖刻的话：
“您出生在一个富于才智、辩术和讲究礼仪的省份，因为在波尔多科学院发表了几篇博学的论文而出名。假如您不抢先采取行动，波尔多科学院就会先于您而采取行动。波尔多科学院在您身上发现的才华会使他们把那些匿名著作归于您的名下，他们在这些匿名作品里将会看到幻想、机敏和一些大胆的俏皮话，而为了夸耀您的才华。他们会把这一切都算做您的，尽管您出于谨慎而小心提防，也无济于事。最伟大的人物也曾经经历过这类不公正的事，因此，请您尽快地发表您的作品，去迎接您应该享有的荣耀。您使人了解得越多，人们对我们所作的由您接替德·萨西先生的选择就越称赞。”
玫瑰没有把刺藏住，孟德斯鸠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对他的攻击的不公正。连马莱也对马勒的这些话进行了谴责：“孟德斯鸠庭长由于不想把自己的演说和马勒先生这全部是讽刺挖苦的演说收入同一本文集，他单独发表了演说。这两篇东西我都还没有看到，这些纠缠让我感到厌烦。”
在1728年头几个月里，孟德斯鸠出席了三次学士院的会议，多利弗神父情不自禁，在1728年4月20日写给布依埃的信里，对孟德斯鸠出席的情形进行了讽刺。
跻身于四十个不朽的院士之列以后，体魄健全，学识渊博的孟德斯鸠，感到踌躇满志。因为卖掉了庭长职务，也因为他那一份殷实的地产得到了精明的管理，使他摆脱了事务上的烦恼，感到一身轻松。通过激烈的斗争，他得到了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宝座，他仍然经常出入于可以树立和搞坏文人学士名望的德·朗贝尔侯爵夫人的沙龙。他想涉足外交界，就把妻子和三个孩子留在波尔多，他从1728年4月至1731年5月完成了一次长途旅行，经过德国和奥地利去到意大利，然后经过荷兰抵达英国。
周游欧洲
1728年春，孟德斯鸠遇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非常舒适的条件下开始他三年的远游生活。这位享有极高名望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他行程的第一站奥地利就获得了难得的殊荣，他会见了一批显贵和政界要人，而且荣幸地觐见了高贵的皇帝与皇后，这不凡的经历激发了思想家当外交官的愿望。
当思想家急不可耐地踏上意大利国土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朱伊公学时的一本《罗马史》笔记，就可窥见他对罗马的情有独钟；青年时代他又对古罗马著名政治活动家西塞罗倍加推崇；对罗马的这种偏爱，使得思想家决定晚年退休后要到罗马定居。可以说，在他同时代的思想家里，孟德斯鸠具有最深刻的历史感，秉持着对多样性历史现象的最纯正的直觉，撰写了他的重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他力图采取古代精神，使自己变成古人；同时，他也使自己“从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一下子就变得一本正经了”。思想家既考虑过去，又思考着现在与未来，以谨慎的态度从大量的古罗马史实中，探索社会历史更替的基本原因。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国家的兴衰是由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优劣所决定的。这使那些充满革命情绪的读者认识到，如果法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就应当彻底消灭国王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等级关系。然而，作者的真正用意并没有被正确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本书是“孟德斯鸠的衰弱”，甚至连伏尔泰也将这部著作说得一无是处，仅是一本以怪异的风格写成的就事论事的“资料堆砌”。相反，倍加欣赏这本书的德·唐森夫人却亲切地称作者为“我的小罗马人”。
思想家在罗马居留数月，这个古老的历史名城不仅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且使得他和罗马本地的或在罗马逗留的不少名流建立了往来。特别是他会晤了罗马教皇，并结识了一些神职人员后，使得他以政论家的面目谈论起宗教问题。孟德斯鸠的上帝和大多数自然神论者的上帝一样，很像立宪君主——他虽进行统治，但并不管理。实际上，孟德斯鸠把宗教仅仅看做管理国家的手段，他跟伏尔泰一样，认为如果没有上帝，也该想出一个，因为对上帝的信仰有助于确立社会秩序。然而孟德斯鸠并不像伏尔泰那样对待法国的天主教教会，提出犀利的“消灭败类”之口号，而是以同样令人信服的说理论证了梵蒂冈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思想家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安排的进程，在他喜欢的地方流连忘返，而他觉得不高兴或没有得到所希望的那样接待时，就日夜兼程。经过三天的艰苦航程，他来到了那个令人心向神往的国度——大英帝国。在这个“文明国度”里他愉快地度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
孟德斯鸠于1728年4月开始长期游历，其目的是为了做出自己的判断，研究外国制度的多样性及其与法国法律的异同，结交学者和作家，通过和读书人的谈话了解情况，通过参观历史古迹和博物馆培养自己的情趣。拉布莱德藏书室里的那些与他将要访问的国家有关的著作，说明他曾为这次旅行进行过精心的准备。和那个时代的旅行者一样，他遍游意大利时手头总带着米松、罗日萨尔或阿瓦尔的旅行指南。
孟德斯鸠写了旅行日记，从1728年5月20日到奥地利开始，至1729年10月17日在海牙上船结束，在英国期间写下的笔记散失了，只剩下一些片断。1749至1753年间，孟德斯鸠曾让他的秘书中的两个人抄写他在旅行期间记下的笔记。他肯定阅读过这些笔记，以便在自己的作品里使用；他甚至可能在让人誊清之前，曾对这些笔记作过修改，以备发表。但原稿遗失了，何处是增加的，哪些地方做了改动，已无从分辩。他的笔记不是沿途逐日写来的那种，日期顺序常常不准确，甚至前后颠倒。有些段落极有可能被抄进了《随想录》或《随笔》；他的日记“带有某种奇特性和某种自发性，是那种引人人胜、让人想弄个水落石出的奇特，是那种孟德斯鸠式的即受到控制的自发，甚至在一些专供他自己看的笔记里，也是如此”。
1728年春，孟德斯鸠遇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使他能够在非常舒适的条件下旅行，并被引荐给奥地利政界。贝里克的外甥沃尔德格里夫勋爵作为乔治二世的大使前往维也纳，建议孟德斯鸠同行，在车里给他留了一个位子。他们于1728年4月15日离开巴黎上路。虽然车子“翻了两三次”，使他们只好策马而行，结果延误了行程，4月26日才到达维也纳，但一路上还是“相当愉快的”。他们途中在雷根斯堡稍事停留，孟德斯鸠在那里访问了议会。他后来在给他的一位我们不知其名的女友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请她不要把这个议会当作“德国妇人”。
5月20日，孟德斯鸠去了距维也纳约二十公里的拉森堡，这里是皇帝打猎的行宫，“皇帝在那里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住得也不舒眼”。孟德斯鸠注意到了，这里城堡四周的水沟却“没有拉布莱德的漂亮”，他对这点感到得意。他在那里荣幸地吻了查理六世皇帝的手，皇帝的“仪态举止具有王者风范”，也吻了伊丽莎白·德·不伦瑞克皇后的手，他在皇后身上发现了“最美丽的公主尚存的风韵”。在施瓦岭贝格公主府上吃过晚饭以后，孟德斯鸠来到“距拉森堡半公里之遥的”行宫，皇帝在那里建有一座呈鸽楼状的小城堡。皇后和她的那些宫廷贵妇住在上层，皇帝住在下层，人们在这两层里游玩，直到白鹭出现的时候。
5月27日从维也纳也发，28和29日在普勒斯堡即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参加了两次议会会议。议会里讨论的是礼仪礼貌问题，主要是议员向国王呈递谏书的方式问题。在一般地讨论过国王想让议会批准的新财政制度的利弊之后，议会做出决定：议员如有谏书上呈，要单独呈递。但是，国会的会议记录上却没有提到有一位外国人出席会议的事。在主要的讨论之外，有不少意想不到的小事，肯定使这位旅行者发生了兴趣，或者说让他感到困惑。孟德斯鸠在1718年6月初给沃尔德格雷夫写了一封信，嘲笑匈牙利贵族对尊称过分热中：“我很高兴找到了一个匈牙利仆人，他每时每刻都称我为尊贵的和特别尊贵的，当我训斥他的时候，为了平息我的怒火，他称我为高贵的，给我端上一碗蹩脚的汤时称我为尊敬的”。他感到厌烦了，又加了一句：“我不准备走远了，就到布达为止。”
在议会的公开会议之外，孟德斯鸠在普勒斯堡度过的12天里，还同匈牙利的一些议员和贵族进行过一些私下里的谈话。
因为怕赶上罗马的酷暑天气，孟德斯鸠决定“反游意大利”，从米兰开始，然后去都灵、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虽然他有三封信写的是9月15日发自威尼斯，实际上他在9月14日已离开这个督治城邦，乘船经布朗达“这条被用四道船闸改成的运河”，于当天抵达帕多瓦。
康蒂事先把孟德斯鸠介绍给了安东尼奥·瓦利斯内里，但正赶上这位博物学家不在，所以孟德斯鸠是在吉勒尔莫·斯库托医生的指引下参观日奥托城的。在参观教堂与宫殿的过程中，孟德斯鸠学会了根据一幅画的局部来识别原作和复制品的方法：“判断一幅作品是原作还是复制品，要靠原作中的粗线条来分辨……当你想要知道一幅画是否被修改过时，你只需把这幅画成水平方向放好，再从水平方向望过去即可，修改过的地方立刻就在原有部分的上面出现，样子像是加上去的一层新的”。他对一幅画中的各个不同的平面与色调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兴趣；他长时间地欣赏“一幅木刻的耶稣受难像，这是一件杰作，技巧高超：肌肉刻得极为出色；死的主题表现鲜明；一般都雕成伸直的脚趾，这里是收缩着的；血一般处理为流动的，这里的是血块；耶稣张着嘴，好像死的时候还在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