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三权分立的启蒙思想家（法国1689～1755）
求学生涯
恰在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奏响前一百年，即“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下的1689年初，法国波尔多省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主色贡达先生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了。此时，一位名叫夏尔·路易的乞丐前来乞讨，按照基督教的古老传统，这一穷汉为新生儿拿洗礼盘，莫名其妙地做了这个小孩的教父，这位婴儿的名字也因此称为夏尔·路易。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孟德斯鸠。
色贡达家族是个古老的、出过不少文官武将的“穿袍贵族”家庭。出身于这一家庭的孟德斯鸠对自己的门第引以为荣，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属于那种值得称道的在不知不觉中摆脱了贫贱而创业者又从不炫耀的“较好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的高祖父因得宠于女王，得到馈赠的孟德斯鸠领地而成就了家业。从此之后，这个家族的姓氏便与这块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并为这块不起眼的领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殊荣。而与此同时，这一家族的母系所带来的丰厚嫁妆也增添了家族的实力。孟德斯鸠的祖父成功地赢得了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女儿的芳心，并得到院长庇荫下所带来的实惠——购买了波尔多法院庭长之职，使得这个家族飞黄腾达。他的父亲从军入伍，虽相貌出众，才华横溢，通晓事理，但却一贫如洗。可喜的是他娶了一位血统高贵而又善良的贵族小姐为妻，这桩婚姻又为孟德斯鸠家族带来了拉布莱德庄园和大片葡萄园。但这位乐善好施、信仰虔诚的年轻母亲，在孟德斯鸠仅7岁时，便溘然而逝。
孩童时的孟德斯鸠一直在奶娘家的磨坊里过着简朴而艰苦的农民生活，这个操着一口方言，说话像唱歌似的“农民”孩子，在他11岁时，就只身前往巴黎圣母院附近的朱伊教会公学，从此开始了他5年的求学生涯。
在那里主要学习了拉丁文、地理、法国历史和数学。在这期间，他为不信仰宗教的思想家苏拉写了一篇辩护论文。学业结束，完成了论文答辩，并宴请同学之后，孟德斯鸠于1705年9月14日离开朱伊回波尔多。在以后的十余年中，他先在波尔多大学攻读法律，接着去巴黎实践运用，为他早已确定的法官职业积累必备的知识。在他的一生中，这段职业培训时期最不为人们所了解，依靠仅有的少量资料，只能勾勒出几个主要阶段，很多情况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的甚至一无所知。
经过三年学习，于1708年7月29日孟德斯鸠取得法学毕业证书，于同年8月12日又获得了学士学位，同年同月14日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就任律师。但是，他的学业是在不良的条件下完成的。一位名叫拉普拉斯的先生在1709年10月5日写给财政总监的信中说道：“由于法律教师责任心不强，波尔多法学院已空无一人，特向阁下报告。”在孟德斯鸠求学期间，情况可能没什么区别。
1707年在拉布莱德住了一段时间后，朱伊公学的安德里欧教士着手为他的学生孟德斯鸠在巴黎寻找一位能接受他的律师。1708年6月6日，他写信告诉孟德斯鸠，莫朗神父已在为此奔波，并说：“他答应为我寻找一位能干的人，以便建立有益的联系。我自己也已同巴黎的一位著名的律师谈起此事，他的儿子曾在此念书。他答应物色一位合适的人，而且还表示，如果有一位能干的博士与他共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人们不知道安德里欧教士物色的这位作为孟德斯鸠指导教师的律师的姓名，孟德斯鸠从1709到1713年就留在巴黎。初次在首都度过的这段日子，对于孟德斯鸠的司法职业培训和后来的法官生涯，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朱伊公学和波尔多大学法律系苦读多年之后，在巴黎的这些日子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对生活的艺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今后在法律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性格，他那略带享乐主义色彩的爱好，促使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地享受巴黎社交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何况，他才思敏捷，兴趣广泛，办事专注，善于思考，因而博得许多人的好感。孟德斯鸠留下了一部法律学习笔记，共6册，题名为《法律篇》。
这部笔记为我们提供了1709至1713年间孟德斯鸠在巴黎的一些情况。
从这部内容多样、册数很多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从青年时代起是怎样进行工作的。他向内行和专家请教，阅读他感兴趣的佳作，随手作些笔记，把听到的和读到的精彩内容都记下来。他总是不露声色地把与别人交谈中得到的有意义的内容记录下来，一生都这样，因而积累了许多笔记。
孟德斯鸠以青年人的激情，带着对西塞罗这位罗马大演说家和大政治家的敬仰，写就了《论西塞罗》，此后他从未修改或润色。这篇至今仍保持当年原貌的文章，语言规范、词句精炼，预示着《论法的精神》的风格。
1710年，弗朗索瓦-克萨维埃·邦·德·圣依莱尔出版了《论蜘蛛》，孟德斯鸠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37年后他在写给加斯科的信中说道：“请替我向邦院长致敬。他关于蛛蜘网的论述，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有关物理学的文章。我始终把他看作法国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当我想到他把本专业的丰富知识与其他专业知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时，总是极受鼓舞。”
然而，孟德斯鸠在此职业培训时期的写作活动还远不止这些。1711年写了一部书信体著作，旨在证明大多数不信教的人对偶像的崇拜不应受到永恒的惩罚。这部著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充满着生动而富有启发性的想象。其实，孟德斯鸠对异教徒的宗教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力图对之作出解析。《随想录》保存了“我论述异教神父的一篇文章的若干段落”。为孟德斯鸠来到巴黎创造条件的那几位朱伊公学的神父，可能曾帮助他与朱伊公学的校友建立了联系。
1713年11月，孟德斯鸠参加科学院的一次会议，听取丰特纳尔对植物学家皮埃尔·布隆丹所作的颂词，他还在《随笔》中记下了耶稣会士托马斯·古叶就这篇颂词对丰特纳尔说的话：“先生，布隆丹院士留给我们的唯一珍品，就是你为悼念他而写的颂词。我们简直不知道，此刻最使我们受到触动的是什么，是失去这位院土的悲痛呢，还是为拥有你而感到的喜悦。”在1716年4月4日写给德穆莱神父的信中，孟德斯鸠说出了他与这位奥拉托利修会的神父以及与尼古拉·弗莱雷的友谊。在朱伊公学孟德斯鸠与比他大一岁的弗莱雷相识。孟德斯鸠到巴黎后不久，他们三人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在弗莱雷的影响下，孟德斯鸠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中国的政制、中国人的习俗吸引着他去研究这个国家的文明的奥秘。
在弗莱雷眼里，从中国来法国求学的黄嘉略“温和而谦逊，显得颇有灵气，但对于科学和欧洲人的工作方法一窍不通”，他向孟德斯鸠引见了这位中国人。在盖内戈街的寓所黄嘉略接待了孟德斯鸠和德穆莱神父。《随笔》和《地理篇》记下了他们的谈话。《随笔》的开端记下了一则故事：“黄先生告诉我，他刚到法国时，曾有一次故意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为以前有人对他说，欧洲的风气纯正优良，人人心地慈善，从未听说有偷窃和刑罚等事。所以，当他听说正在追捕一个杀人犯时，惊讶不已。”
为了尽可能多地把黄嘉略的谈话保存下来，1713年孟德斯鸠把与黄嘉略交谈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看法向秘书进行了口述并记录了下来。在向秘书口述了“黄先生谈话中有关中国的若干看法”这份材料后还附有他在阅读柏应理神父和基尔歇神父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著作时所作的笔记。1734至1738年间，他将这些笔记略作修改后，抄入地理篇。在这份材料的1713年抄本上，他写道：“为了说明汉语的结构，我将黄先生教我的一首歌记录在册。曲调很熟悉，在家乡的收获季节和采摘葡萄时，我曾听农妇们唱过。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人也在收获时唱这首歌，那就是每年五月姑娘们采花的季节。”
“若干看法”的第一个抄本所标明的1713年准确日期，真实地表明了孟德斯鸠的工作方法，他很快地把同中国人的谈话加以誊清，交给了王家图书馆。这些笔记和附在后面的读书摘要证明孟德斯鸠从1713年起就已关注中国。但是，这个时期他为了解中国所作的努力，并不限于与黄先生交谈。1713年，根据黄先生的建议，他还读了柏应理神父所著的两部书，即1686年出版的《中国纪年表》和1687年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浏览了柏应理神父的《中国图说》并做了读书笔记。
在评论柏应理关于中国人的丧仪记述时，孟德斯鸠写道：“这类言词和这种礼仪来自一种自然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我们的儿童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把死看作远游，某人死了，他们说某人走了。从这种礼仪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任何严肃的看法都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稚气十足的礼仪上。”稍后一些，他对柏应理神父的一个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这个体系中，柏应理神父不恰当地把世界的演变归因于偶然和巧合……
况且，柏应理神父认为，肯定中国政制与世界的自然管理相似的论点很有道理，所以他一再洋洋自得地加以重申。如果不是讨论问题，这种神气就不一定能得到原谅。然而，他的推理实在愚不可及，正如我将会使人们看到的那样……”
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孟德斯鸠向他提出了十余个方面的问题，诸如中国的各种宗教、汉语、中国人的性格、如何解释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制作何想法、中国人是否真的懂得所有科学、中国的礼仪等等，谈话因而缺乏连贯性。每次谈话后，孟德斯鸠马上翻阅笔记，找出不清楚的问题，下次更深入地谈。在交谈的问题当中，关于汉语、中国历史和中国的政制的问题占中心地位，同时也谈到了中国的民俗问题。
孟德斯鸠曾就汉语写道：“我相信，一个欧洲人在三年之内就可达到顺畅地阅读的程度。”尽管这样，他显然不想学汉语。比尼昂教士在黄嘉略的帮助下，对萨缪尔·马松收在《文人群体史评》中的一篇论文，作过答辩，也就在这时，孟德斯鸠对汉语好像表现了某种兴趣，不过，那是因为他把汉语看作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孟德斯鸠对那场始于17世纪末，一直延续到1742年，并且有耶稣会士参与其中的礼仪之争十分关心。他尤其为争论的政治方面所吸引。这场论争与他一生中使他十分感兴趣的另一场论争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就是因1713年9月8日颁布的“唯一圣子”教皇圣谕而引发的论争。在他看来，这两场论争都反映了耶稣会和詹森教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虽然拒不承认自己站在詹森教派一边，对耶稣会却极少同情。
在《论法的精神》中，中国是专制国家的典型之一。在此书有关中国的章节中，作者显得有些左右为难。一些游记赞颂中国，称它是繁荣的国家，人民生活愉快详和。可是，对于孟德斯鸠来说，专制国家从根本上说就是坏的，而耶稣会士出于某种需要，却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繁荣幸福的国家。黄嘉略的谈话记录虽然不能使他满足，却使他对中国有了更多的认识。
他在巴黎期间。常去巴黎高等法院旁听，熟悉司法业务；常去书店集中的街区，翻阅最新出版物，从报刊和小册子上了解法国和外国的各类事件。
孟德斯鸠在朱伊公学时就养成了阅读的兴趣和良好的读书方法。每当回拉布莱德度假时，他总要把祖上留下来的藏书楼中的藏书浏览一遍，后来他为藏书楼增添了不少藏书。对于他来说，读书“是对付生活乏味的最佳良药，只要读一小时书，天大的忧愁也烟消云散”。巴黎的一些书店常将在国外出版的禁书偷偷运进法国，加上假封面后出售，这就使得他要经常光顾书店了。人们也许想知道，他究竟读了哪些书，买了哪些书带回拉布莱德。他的《法学集》第一册中夹着一张书单，它表明，孟德斯鸠除了枯燥的《查士丁尼学说汇编》等专业书籍外，也读一些文学书籍。列在书单上的有莫里哀、高乃伊、拉辛、蒙田、布瓦洛、圣-艾弗勒蒙、《外省信札》、拉布吕耶尔、莱尼埃、《唐·吉诃德》、弗莱希埃的悼词等等。这张书单确是孟德斯鸠于1711年亲笔开列的，为的是买到这些书。除了《唐·吉诃德》和莱尼埃的著作外，其余书籍至今仍保存在拉布莱德的藏书楼中。
平步青云
由于1713年11月5日孟德斯鸠的父亲雅克·德·色贡达突然病故，故此不得已结束了他近五年的巴黎生活，于同年12月5日回到了波尔多。巴黎的五年，丰富了他的法学知识，使他了解了司法实践，同时也体验了巴黎人的习俗和情感，而当这位外省青年于1709年来到首都时，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1714年2月12日，孟德斯鸠用了2.4万利弗尔买下了波尔多法院由几年前已故的皮埃尔·德·波尔德留下的推事职位。为了胜任这个职位，他取得了天主教教义要求的考试合格证书，由于他学过法学并有毕业文凭，因此法学免考。2月24日，孟德斯鸠就任波尔多法院推事的保证金文书登记在案，3月21日，他宣誓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