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华尔街大恐慌
20世纪最初几年中，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1897~1907年间，美国进出口额都翻了一番。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国家银行券、金币和银币）数量从15亿美元增加到27亿美元，而银行存款从16亿美元上涨到43亿美元（这个数目比186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要高得多）。银行、经纪行以及保险公司的资产总额从1897年的91亿美元增长到10年后的210亿美元。其他发达国家同样呈现出了大繁荣的景象。
可是繁荣的背后存在一个问题。全世界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各国的经济，从长期来看，增长速度可以与世界各国货币的黄金供给速度持平。黄金的生产，在19世纪80年代陷入滞胀，但是当南非地区新发现的金矿在接下来的10年中陆续投入生产，黄金的供应量获得稳步的上升。1893年开采出的黄金量价值1.57亿美元，但5年后产值就增加到2.87亿美元，20世纪头几年，黄金产值就超过了4亿美元。只不过自此就停滞不前，而世界经济正持续快速地增长。
各个产业要得到长足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到了1907年，货币市场越来越供不应求。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老板詹姆斯·赫尔发出警告说，如果对资金的需求超过承受的限度，将会出现“商业瘫痪”。1907年早期，即使是一年期的金边债券，也只有附带5%~7%的利息时，才能卖得出去。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个附息率已经相当高了。长期债券根本就卖不出去。
3月份，股票市场出现短暂的崩盘，但是后来又重新振作起来。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尤其是埃及和日本的市场在那年春天也受到波及。英法两国银行力争保住自己的地位并阻止国内货币的外流，所以黄金开始流出美国。自安德鲁·杰克逊当政以来就没有中央银行，政府对国内货币的控制力当然是微乎其微。
10月10日，在一波对铜业股票的围攻中，华尔街陷入恐慌。为这次围攻提供资金的银行很快就卷入这场风波中来，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尼克博克首当其冲，其他银行接下来很快也受到围攻，因为储户想尽可能地变现他们的存款。人们在尼克博克信托公司位于第五大道气势恢弘的总部门外排起的长龙很快就延伸过两个街区。10月23日星期三这一天，林肯信托公司在几小时的时间里就遭遇1400万美元的挤兑。其他银行也被逼到关门停业的边缘。
联邦政府面对这一局面也是束手无策。财政部长乔治·科特柳来到纽约，从纽约银行提取600万美元来缓解财政部流动现金匮乏的窘境，然而法律之允许联邦政府在国有银行存款。麻烦最大的还是信托公司和州立银行。
在这种形势下，科特柳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告知摩根联邦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恐慌的蔓延，说到底就是要再次依靠摩根的力量寻求解决全国财政危机的途径。
摩根意识到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已经无药可救，但另一家正在危难之中的信托公司——美国信托公司还是有偿付能力的。“我们应从这家公司入手来解决问题。”摩根决定。他让科特柳往国有银行存入350075美元，接着让这些银行把钱借给美国信托公司。当储户取钱不再会碰钉子的时候，他们自然不会再想把钱取出来。美国信托公司得救了。
但形势依然危急。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周四告诉摩根交易所将要关闭。因为无处可以获得活期借款（经纪人用来补充证券交易中的顾客保证金账户）。摩根坚决反对交易所停业，他在5分钟内从各个银行家那里筹集了2700万美元来维持交易所的运转。那天晚上，摩根把银行家们召集到他位于第36大街气势宏伟的新建图书馆中，共同制定了维持交易所资金流动的方案来，支持那些受到冲击但仍有偿付能力的银行，为经纪人提供更多的活期借款。他宣布说任何利用这次恐慌买空的人将会得到“适当的照顾”。没有几个经纪人敢仔细探究这句话的确切意思。
整个过程极富戏剧色彩，在这一周接下来的时间中，纽约金融市场没有再出现一例倒闭事件。摩根在当周已经召集了银行家讨论，现在他又把城里的牧师聚集在一起力劝他们在那个周日举行鼓励性的布道。
恐慌在慢慢地消退，当新的一周到来时，最糟糕的状况已经告一段落。为了结束灾难，很多像詹姆斯·斯帝尔曼和乔治·贝克这样的纽约银行家从物质和财政两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公众心目当中，只有摩根这位在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银行家能够把整个华尔街凝聚在一起，为共同的福祉而奋斗。
甚至连平日喜欢痛批“巨富的不良分子”的西奥多·罗斯福都称赞“那些有如此秩序和公众意识的有钱有势的商人”。
在摩根和其他纽约银行家的联手努力下，1907年的危机并没有引发像1873年危机和1893年危机之后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但通过这件事，大家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再也不能没有中央银行了。将来如果发生经济灾难，只要有J·P·摩根这样一个有才能和正直感的人就可以扭转局面，但很难说到时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摩根已经年逾七旬，然而还要经过6年错综复杂的谈判，联邦储备系统在政治上才能获得通过。
按要求，所有的国家银行都应加入新建的中央银行体系，而且那些达到国家银行资金要求的州立银行（这种银行少之又少）也都有资格成为体系中的一员。当然，加入该银行体系的好处就是经济恐慌来临的时候，成员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各种放款业务作为抵押，在短时间内从联邦储备银行获得现金，从而可以阻止危机的扩散。对该体系成员银行的不利之处就是旧的管理机构还没来得及取消，又出现了新的管制层，通货监理官的设立就是一个例子。
但实际上最需要约束和保护的银行恰恰是那些没有加入该体系的银行：小型、独立的农村银行。1920年，这些掌握着美国家庭和企业数百万流动资金、实力微弱的银行将近37家，它们犹如不知何时就会引爆灾难的炸弹。
哲基尔岛上的秘密聚会
为了响应1907年的恐慌，泰迪·罗斯福签署了一份法案，创造了国家货币委员会。它的作用是研究银行问题，以及给国会提供建议。当然，这个委员会充斥着摩根的朋友和心腹。
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来自罗德岛。奥尔德里奇代表了新港，罗得岛，那里是美洲的最富有银行家族的地盘，同时他也是摩根的投资合伙人，手中拥有着大量的银行股票。他的女儿嫁给了约翰·洛克菲勒，并有了五个儿子：约翰、尼尔森（1974年当上了副总统）、劳伦斯、温斯洛普和大卫（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主席）。
国家货币委员会刚一成立，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立即展开了一项为期两年的欧洲巡回旅行，并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私营中央银行行长进行详细磋商。他这次旅行的总成本是三十万美元，在那个时代对于纳税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1901年11月22日晚，也就是在他回来不久，美国最富有和权利最大的七个人登上了奥尔德里奇的私人轨道车，去了与乔治亚的海岸相望的哲基尔岛进行严格保密的旅行。
与奥尔德里奇和三个摩根家族代表一起的是保尔·沃伯格，他为库恩·雷波（Kuhn Loeb）公司游说投资进入一家美国私人银行，从而获得20万美元的年薪。保尔·沃伯格在这个公司中的合伙人名叫雅各布·斯切夫，他的爷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分享法兰克福的绿盾房屋。
罗斯柴尔德、沃伯格以及斯切夫这三大欧洲银行业家族正像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和奥尔德里奇三个家族一样，通过联姻而联系在一起。
这次旅行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七位主要参与者小心到只用他们的教名，以防服务生认出他们的身份。多年以后，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洛克菲勒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主席同时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代表——弗兰克·范德里普，在1935年2月9号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证实了此次哲基里岛的旅游的存在：“我那时是很秘密的，事实上可以说是鬼鬼祟祟的，就像谋反者一样。我们知道，一定不能够被发现，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我们秘密集会起草银行业条例草案的事情暴露了，那么这个草案将完全没有可能被国会通过。”
与会者们走到一起，以研究如何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如何重建私有中央银行，但也有其他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比如首先，大的国有银行的市场占有率正在快速降低。
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美国银行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两万多家。到1913年，只有29%的银行是国有银行，它们只有57%的存款。就像奥尔德里奇之后在一家杂志上所承认的：“在这项法案通过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通知纽约的银行储备，而现在，我们可以通知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
然而，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使得新银行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就像约翰·D·洛克菲勒说过的：“竞争是一种罪过”。事实上，道德家们同意滥用垄断是一种罪过，但当金钱被制造出来时，他们的态度就模棱两可了。
其次，国家的经济是如此强大，很多企业都选择扩张投资来获取利润，而不是从大银行贷款。在新世纪的前十年里，70%的企业资金来自利润。或者换句话说，美国工业正从资本兑换家们模式中独立出来，这种趋势必须加以制止。
所有的与会者都知道，这些问题是可以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的，但是可能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一个涉及公共关系的问题——新的中央银行的名称。在那个广阔的酒店，也就是现在被称作“哲基尔岛俱乐部”的地方，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众多会议室中的一间里进行。
奥尔德里奇认为“银行”这个字眼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新的名称中。而沃伯格则呼吁把这项法规叫做国家储备法案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条例草案。这个主意是想给大家这样一种印象，建立新的中央银行的目的是制止银行挤兑，但同时也隐藏了它的垄断本质。然而，自负的政治家奥尔德里奇，却坚持它必须被叫做“奥尔德里奇法案”。
在哲基尔岛住了9天之后，这个集团解散了。新的中央银行（最终包括12个支行），与美国的旧银行非常相似。它最终将垄断国内货币，可谓一本万利。
1913年：《美联储法案》，决胜的一步
当参与者离开哲基尔岛，公共关系的冲突就开始了。大纽约银行汇集了一笔五百万美元的所谓“教育”资金，来投资给那些名牌大学的教授，从而获得大家对新银行的支持。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是第一个跳出来跟风的。
但银行家的说辞并不奏效，“奥尔德里奇法案”很快就被确定为一个银行家的法案，即一个只会使所谓“金钱信托”受益的法案。就像众议员林博格在国会辩论中所说的：“奥尔德里奇的计划是华尔街的计划，如果需要的话，它意味着另一种恐慌来恐吓市民。政府养着奥尔德里奇是为了代表人民的立场，而不是提出信托的计划。”
眼看他们不可能在国会中胜出，共和党的领导人根本没把“奥尔德里奇法案”拿来进行表决。总统塔夫特不会支持“奥尔德里奇法案”。银行家们决定将重心悄悄转移到民主党。
他们开始为威尔逊做民主党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他们认为威尔逊远比布莱恩听话，像历史学家詹姆斯·佩罗夫说的，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巴拉奇负责威尔逊的教育。
为了增加威尔逊击败支持率更高的塔夫特的机会，他们还给不知情的泰迪·罗斯福投资，以此来分裂共和党内的选票。从那以后，为了确保支持者入围，这就成了一个常用的招数。参加竞选的罗斯福说道：“关于货币的问题应该向政府提出，避免被华尔街所统治。我们反对‘奥尔德里奇法案’，因为它的规定会把我们的钱和信贷系统交到私人的手里。”这无疑是正确的，它有助于从塔夫特吸引选票，从而使威尔逊当选。
在总统竞选中，民主党人非常小心地假装反对“奥尔德里奇法案”。正如作为民主党人，同时也是众议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的路易斯麦克法登在20年后所作出的解释：
“奥尔德里奇法案”在演讲时都广泛批评。伍德罗·威尔逊最后被提名为民主党的领袖。他向人民承诺如果民主党重新执政，他将不会建立中央银行。13个月后他食言了，在那些险恶的华尔街大人物的干预之下，由他执政的政府在美国建立了腐朽不堪的专制组织——“国王银行”，自上至下地统治人民，束缚美国人民的一生。
威尔逊一当选，沃伯格、巴鲁克等一些人就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它被沃伯格命名为联邦储备系统。民主党领导人十分欢迎这个看起来似乎和“奥尔德里奇法案”有根本区别的新方案，并将其命名为“格拉斯—欧文法案”。但是实际上，这个法案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和“奥尔德里奇法案”是没有实质区别的。
事实上，民主党如此强烈的否认新法案与“奥尔德里奇法案”的相似之处，以至于身为两个法案之父的保罗·沃伯格不得不私下插手以打消国会对于两个法案实质上相同的疑虑。
消除了影响“外壳”的外部差别后，两个系统的“内核”竟如此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