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十七：上头开脸
再有三天，姑娘就要出门了。按老规矩，她不能再外出，也不能再见外人。
如今，她的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已经从她溜直的脊背处消失，一块黑布将被绾成了一个簪的头发包起，盘在脑后，一根银簪将它牢牢地固定住。
这是上午时未来的婆婆和几个婆家的女亲戚的杰作。不仅如此，她们在给自己梳头盘髻的同时，还用几根红线在自己的脸上、额上左绞右绞，说是“开脸”。痒痒的，可她得忍住不笑。娘嘱咐过自己很多回了，自己是许了人家的人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疯疯癫癫、喜笑无忌了，尤其在婆家人面前，她必须稳重、矜持，这样才能保持身价，才能给娘家人挣来家教好、知礼数的好名声。
她的脖子一直挺着，早就酸痛不已，在她眼前挥来晃去的几根红线，也早已模糊不清。好容易等到娘陪着笑脸把这些招惹不得的贵客送出门，姑娘才能有功夫歇歇眼，转转脖子。脑后原先垂垂的感觉已经不在，她挺不习惯地伸出手去摸摸脑袋。
从今天开始，她那条曾令众多姐妹羡慕不已的大辫子将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因为，她已经成年了，再有几天，她又将进入她人生中一个完全陌生、崭新的世界，她要从一个姑娘变成一个新娘，变成一个小媳妇，再往后，她还会成为一个母亲……
娘又回到了屋里，看着形貌大变的闺女，眼圈一红，忙用衣襟搌了搌眼。
姑娘已经从镜子中看见了娘的失态，她扭回身：“娘，咋了？”
“没啥，我的闺女成人了，要出门了，娘高兴。”
“高兴还掉泪？舍不得我了吧？要不，我不嫁了，陪您一辈子。”
“瞎说。”娘抬起了手，看着一脸调皮的闺女，又放下了。
“哪有闺女大了不出门的？都是大姑娘了，说话还不着道儿？”
“娘，其实我也舍不得你。”
姑娘把头埋进娘的怀里，不禁抽咽起来。
娘把闺女的脸捧起来，细细地端详着。
“行了，闺女，从今儿个起，你就得避避人了。好歹还有几天，咱娘俩儿就好好拉呱拉呱吧。等你出了门，怕就没有这样的整日子跟娘说话了。”
镜头中所写，就是民间普遍举行的上头开脸的礼仪的一种，是在婚前数日。也有早在接受男方聘礼后就行上头礼的，还有在出嫁临上轿前或者入洞房后上头的。镜头中开脸与上头一起进行，也有婚后三天才开脸的，但不论哪种形式，不论时间早晚，都在婚礼过程中。
一般认为，这种民间遗存的上头开脸就是古籍中女子成年礼笄礼的俗化。由于原始成年礼在后世的失传，婚礼中的一些行为便承担了以往成年礼的功能。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人们看来，结婚是成人的真正标志。
古籍中所记男二十行冠礼、女十五行笄礼，在年龄上认定二十岁的男性和十五岁的女性具备了成年的基本生理条件，这一时间较之原始时代的成年年龄规定要迟很多。原始时代的成年礼一般在十三岁至十五岁左右举行，这与当时社会条件下人的寿命及性行为发生较早均有关联。不少地方女子的成年标志之一是月经初潮的到来，正是以女性这一身体的生理变化作为成熟的标志，将这一两性之间天然的不同作为女子成年的条件之一，显然有意在强化两性差别的意义。
古徽州的功名牌坊（正面）。传统社会中的人生四喜之一——金榜题名，要名至实归，还需要“青春少年”的砝码，少年登科才是真正的大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取功名就有了得到主流社会、主流舆论认可的“成年”意味。一般来说，女性的成年礼较之男子的成年礼，无论严酷性、隆重性及热闹程度，都差之甚远，甚至是截然相反，进行得简单、温和而又相对私密。从根本上说，这种不同，原因在于成年的男、女两性对于社会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是农业耕作，建立在这一经济背景之下的社会组织也好、集团也好，男子在其中所负的责任和义务都要较女子重要得多，因此男子成年的社会意义也就较大，其成年仪式也就较为郑重。
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进入农耕时代既早，农耕文化普及地域又广，所以，传统中国社会的成年礼绝少那种“拟死向生”的血腥与残酷，而是充满了礼教的味道，据认为，这种礼教对原始仪式的改造主要表现在“拟死”色彩的愈益淡弱和“重生”色彩的愈益增强。而这种“重生”，又日益发展为“生殖”与“繁衍”的主题，由此，成年礼中性资格的获取被突出、强化，成年礼的功能在后世多被婚礼所接收，正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有学者根据文献和社会调查，将成年礼划分为三种类型：考验型、训戒型、变形型。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尤以变形型成年礼为普遍。镜头中所示女子上头开脸，便是这种变形的形式之一。他如改变服装（男穿裤、女穿裙）、断发文身，拔牙割礼等，都是变形。而在古代影响最大的还是被称为是“礼之始”、是“嘉事之重者”的冠礼，正因为受到极度重视，冠礼有着一整套周密和严整的仪式，已近繁文缛节，大略说来，冠礼的过程如下：
清代功名盒
冠礼在宗庙举行。即将加冠的青年的父亲先用占卜的方法决定行礼的日期，并且决定请哪一位宾来为青年加冠。确定后，把日期通知宾家。到行礼那一天，早晨将一切准备好，准备加冠的青年在房中站定。其父请宾进门，进入宗庙就位，准备加冠的青年从房间出来，就位，然后行礼。宾把规定的服饰给青年加上，一共要进行三次，称为始加、再加、三加，礼毕，宾举杯敬酒祝福青年。青年由宗庙西边台阶走下，去拜见他的母亲。拜见母亲后，回到西阶以东，由宾给他起一个字（名字的字）。于是礼成，青年之父送宾出庙门。被加冠的青年见他的兄弟姑姊，随后再见君和乡大夫、乡先生等。其父以酒款待所请的宾，送他束帛、俪皮，最后敬送出家门。
冠礼在后世日益简化、消泯，但留下了“已冠”、“未冠”、“弱冠”等等说法。而笄礼也日益俗化为上头之类的习俗，并且归并进了婚礼仪俗之中。但成年礼分性别而行的特点却始终未改。
骨雕春宫图，这类物品往往作为娘家陪嫁女儿的压箱底，起着对新人进行性启蒙教育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分性别举行成年礼与在成年礼中进行性别教育有极大关系。人的性别和年龄一样，都是人主观无法改变的生理属性，但又是与生俱来的社会角色与位置，因此，成年礼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是使青春期的孩子接受对性别社会价值规范的认识。在传统中国社会，这种性别教育几乎是与生俱来（生男弄璋、生女弄瓦）的，一直贯穿在人的成长过程之中，据《礼记》记载，在孩子七岁的时候，男、女童就要“不同席，不共食”，被分别施以教育。女孩到了十岁，便要深居闺房，接受“妇功”教育，即适应当时性别的社会分工（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而进行的培养女性生产和生活能力的教育，内容包括织布、制衣、饮食制作等等。到出嫁前三个月，教育重点转向如何“为人妇”，主要是妇言、妇德和祭祀礼仪的教育。后世屡出的“女教书”，则把这套性别教育系统化、规范化，对妇女角色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到，出嫁前三个月进行如何“为人妇”的教育，与原始成年礼的相关教育内容非常接近，也是在教导一个未成年的人如何尽快掌握步入成年的知识和技能，使其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上更好地向成年过渡。教育选择的时间正是在传统认为标志正式成人的婚礼之前，可以明显看出，它具备成年礼的基本特征，或者说，这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成年礼。仅仅通过对女童的教育即可看出成年礼判分性别的特点，更受重视的男童教育就更不在话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