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藏书印与闲章辛笛
幼小时候，天津老家中藏有线装书和字画不少，书案上到处陈设着端砚以及名家姚茫父、陈师曾等人镌刻的墨盒、铜镇尺等文具。
晚间，随着先父课读之余，帮他老人家展布画卷翻检旧书，每一见到上面总是盖有大小不一，篆隶各异的宋白元朱印文的钤记，朱墨斑斓，相映成趣，就逐渐由好奇心而养成了一种莫名的好感，是为我酷爱印章癖之始。经过老人讲解指点，也就领略到这些刻有某某鉴赏收藏考订文字的印章，不只是标明物主珍藏对鉴定真伪以及经历先后有所裨助，而且印章钤记的文辞拟制、字体刀法大都出自名家之手，别有一番风趣。有些鉴赏章更衍变有闲章意味，颇能引人入胜。记得明朝项子京刻的一方印文为“清夜无尘”，虽寥寥仅有四个字，却已恰如其分地刻划出那种人声共冥时展阅抚摩、赏心悦目的美好气氛。
在北京清华读书后，周末常进城逛书店，也就顺路去琉璃厂溜达，不免学着如何选购石章来。开头是走去烦同古堂主人张樾丞刻了几方藏书章，张氏治印遵古法，尤长于刻元朱文，其时已有藉籍名。最初我有的几方如“辛笛读书”、“樱舍漫藏”、“燕来堂”，都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在展卷钤印之余，竟也乐而忘疲了。
后来阅读外文书藉渐多，发现西方藏书家还有藏书票之举。往往在书的封里、封底或扉页上贴上了藏书票，一般尺寸总在小三十二开左右，视原书为小，票上绘印有书主姓名，而以木刻图案或绘画作为主体，以增装饰之美。有的就索性采用名家作品，如英国十九世纪末年画家比亚斯莱所作《莎乐美》插图等常被选刊。这类藏书票多种多样，国外也有人像集邮一样收集起来。当年我虽也感兴趣，但究竟心于学业，也就无力顾及。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从海外归来，在大学教书，平时多和书画家往来，才又重新关注到治印一事。看来看去，觉得还是我国的藏书印为好，比起藏书票制作要方便多了。虽然印章限于尺寸，容量不大，但谈到印章有青田、寿田、田黄、鸡血、桃红、冻石以至象牙、水晶、玛瑙、铜、玉、竹、木、金、银之分；字体有汉魏六朝、宋元篆隶、以至近世浙皖诸派之别，刀法体制均大有考究，堪称是一门学问。我则才疏学浅，只能略知皮毛而已。
也许是由于司空见惯，也许是附庸风雅，一向对于御玺官印毫不在意。对于文字有“子孙永葆流传”等类似章句也深以为迂腐可笑，何如易安居士在归来堂毁后所撰《金石录后序》之发人深省。世间文物聚散靡常，一姓一氏如何能永久据为己有，此固是天道好还的自然规律，岂可强求！既有“读书”、“藏书”印多方，其中不乏名家佳品，如近人齐白石、王福厂、吴朴堂、陈巨来诸人所作。寝假时日，我转而喜爱闲章的收集了。有的系自夜市冷摊上无意中得之，有的则是烦求高手所刻。如“称心而言”、“听水吟”、“晚晴廊语”、“馀事作诗人”、“黄浦江头黄浦客”、“人间过客”等皆是。
民国初年，乔大壮客京师时，馆于徐森玉丈家，尝为刻一石章，文为“人生只合在湖州”，盖森丈籍隶吴兴，正合留作纪念。老伴文绮婚后，森丈遂以持赠。不幸大壮暮年病酒，所遇凄苦，终在姑苏阊门外自沉于水，闻者无不动容，森丈每一言及，辄浩叹不置。1979年己未秋尽冬初，我北上开会，在诗友曹辛之寓小聚，笼火取暖，灯下检其年来所治丛刻，竟得一方，文曰“闲愁最苦”，边款书仿大壮体，古拙可喜，颇得神似，因强求携归，以寄追怀，然则大壮生前早已难自排解，是否这就是诗谶的预感呢！
我也常爱选用一些心爱的前人诗句，倩人为刻闲章。如王摩诘送别句：“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东坡初到黄州句：“自笑平生为口忙”；吴梅村句：“惯迟作答爱书来”；龚定庵句：“相逢怕觅闲文字”等，自觉意兴不浅，与友好通候时，用以钤印于笺尾，也可了却不少无谓言语。忘年小友蔡幼石为陈巨来关门弟子，因酷爱拙作新诗，曾用“脱卸与茫茫的烟水”（旧作《航》一诗末句）镌印相赠，以白话诗句作印文者不多见，亦自有趣。
抗战胜利后，一次我去荣宝斋看字画，偶然见到陈列案橱中有一紫色织锦方形小盒，内并列两小方鸡血图章，藕粉质地，血色不恶，而边款识明奏刀者为王福厂，尤为难得，一刻“文心共赏”，一刻“文心经眼”，显系书画家的鉴赏用章。目迂之下，不禁怦然心喜。恰因“文心”一词，无异从我（旧时亦名心笛）和老伴文绮两人名字各取一字巧缀而成，况早在北齐末年刘彦和（勰）即署书名为《文心雕龙》，近人亦有夏丐尊、叶圣陶以“文心”二字题作书名（开明书店出版），正是天然凑泊，顺理成章。萍水相逢，着实有缘。因此就买了回来，常常钤在心爱的书上，颇为惬意。可惜在十年浩劫中失去，就此杳如黄鹤，一去不返。
钱君和我本是老朋友，但以工作隔行，见面不多。1976年丙辰，我为一学校举办美术讲座，曾专诚请他前往执教，因而一度时相过从。他早岁写过新诗，工美术音乐，而于我国传统的金石书画，无所不精，卓然成家。因之，我特烦他用“文心共赏”再治一印，以补失落之憾。承他欣然操刀，还将拙作旧吟七绝一首刻作边款：
已恨语言多凿枘一欣诗句与推排惊鸿掠影难为水幸得相从是布钗雪泥鸿爪，于此不能无记。其时君兴致甚好，耳目尚为聪明，在我殷勤拜托之下，居然一口气刻了好几方石章，连我喜爱的近人诗句也都刻作边款了，如朱自清句：“既有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对黄昏”，俞平伯句：“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等皆是。现在回想起来，心感何极。当年钱先生的心境，于我正是同怀，也从可知矣。
让我们只为一件事尽力吧：愿我们所带来的确是有益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