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国家的统一得到了加强，国家版图最后稳定，“大一统”的局面真正形成。清朝成功的民族政策，强大的军事力量，彻底结束了以往多个政权在兰州地区对峙的局面。由于蒙古族人的留住、回族人口的扩大、满族人的入兰，加上兰州地区原有的众多民族，经过数百年的错居杂处，交流融合，多民族人口结构形成，多民族杂合的文化特色基本确立。同时，随着中原大量人口流向兰州地区，给兰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国家面临被瓜分的险恶形势的同时，西方新的生产力、新的技术、新的思想也传播到兰州地区，从而在兰州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文化事业和新的社会力量，使本地的经济和文化得以快速发展。
设省会迁总督，西北中心形成
在清代的兰州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士人文化。清代士人群体和士人文化之所以能够继有明一代而继续快速发展，取得比明代更为辉煌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明代一样，国家稳定的政治形势为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环境保障。清代，随着新疆地区军事地位的巩固，以及封建经济领域内商品经济的相对活跃，兰州地区的经济结构为之一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被最终确定并延续下来，兰州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从而为士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条件。
二是清王朝对文化的重视，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清代，程朱理学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在学术文化、图书典籍、古典文学等方面，清代学者继续大规模地整理与考据中国古代文献；朝廷也继续有计划地调动人力物力，有组织地进行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明代兴起的小说和市民文学在清代被发扬光大，使之日益繁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和士人群体的形成。
三是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随着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兰州为西北交通枢纽的丝绸之路干线逐步演变为“兰州官道”、“官马西道”或“陕、甘、新大驿道”，中西交通更加畅通发达。16世纪后期，利玛窦、汤若望、鄂本笃等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相继东来。一些人在中国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欣赏和重用。既给中国人带来了欧洲宗教神学，也将世界近代文化、科技传到中国，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同时他们又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给西方，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其影响，兰州士人文化到清末，也和全国一样表现出了一定的近代化趋势。
四是几个重要事件的推动。兰州士人文化之所以在清代有极大的发展，除了以上几个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三个重大事件起了非常重要的直接推动和促进作用。一是清康熙五年（1666年）置甘肃省，兰州设为省会，成为甘肃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二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署自西安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总督、布政使、府、县驻地，成为西北重镇和大西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三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分闱，兰州成为全省贡士考试之地。清代在兰州发生的这三个重大事件，在兰州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与明肃王移驻兰州一起，决定了明清时期兰州的发展方向和今后发展的命运。由于兰州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确立，给士人施展才华、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不论是中央派驻兰州的地方官员，还是甘肃当地的士子，实际上，他们最辉煌的时期是在省会兰州。有的在地方虽然已有名气，但他的影响力只局限于地方，在他们来到省城后，才发生了变化，影响逐步扩大，省会城市登高而呼的优势是非省会的地方所不能及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在遭遇“亡国、亡天下”的民族危机的同时，也使封建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中华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迫使中华士人不得不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解脱出来“开眼看世界”，不得不向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学习，从而促使中华文化开始艰难地从传统向近代化迈进。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兰州地区士人文化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左宗棠、升允、彭英甲等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共同为兰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物质层面上，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兰州出现了近代工业，兰州机器织呢局、兰州制造局为近代西北工业的摇篮，兰州黄河铁桥是西北地区最早引进国外技术建造的跨黄河桥梁；在制度层面上，受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影响，提倡民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解放潮流在兰州出现；文化层面上，为适应维新思想的潮流，发展了新兴学校教育，筹建了图书馆等。这一切无一不对兰州士人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总的来说，清代是封建社会兰州经济、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是兰州士人文化最活跃、成就最大的时期。就文化事业而言，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科举士子大批出现，形成相当规模的士人群体；二是兰州士人积极参预国事，出现了一批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吏治上成绩卓著的人士；三是士人积极参加兰州的经济开发，对兰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四是传统文化高度发达，新兴文化初见端倪，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书院和新式学校；五是著书立说之风盛行，出现了大批士人专著，完成了一批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的编纂，有力地普及和促进了文化教育；六是由于士人的积极参与，宗教文化发展迅速，寺观林立，教派繁多，宗教文化得到了较好地普及；七是文人园林大量出现，对以后的生态环境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地灵人杰，群英荟萃金城
清代兰州士人群体构成与明代一样，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外地来兰士人，包括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随官府而来的幕僚，为应试而来的士子等等。兰州设立甘肃省府、陕甘督府后，督、省、州府集于一地，各府均有不少士人。这些士人大部分居住在兰州城区，在这里经常切磋学问，从事编纂工作，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自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如左宗棠、杨昌浚等。左宗棠身带的将士几乎全是湖湘子弟，杨昌浚的《左公柳》诗曰：“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就说明了这一点。以后有些人定居在兰州，为兰州的经济文化事业继续做贡献。晚清时，兰州还有为接待应试举人设立的很多馆所，到省考取举人的士子和每科进京赶考的举人，大都要在兰州停留。未中举者或留省城或返乡，下次再来参加考试，再加上考中留兰待进京的举人、候补待分配的官员、各地来总督府和省府述职的官员士人，这就在兰州形成了以在兰任职的官员、准备进京应试的举子、来兰述职和等待安排的官员以及在兰入幕的士人等为主体的一个士人群体，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外来的知识社群。这个社群的成员与当地士人联系，这就形成了外来士人与地方士人的接触，从而推动了地方士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据《兰州市志·教育志》及其他有关资料显示，清代，兰州学子登科甲者较明代有很大增长，据大略统计，计有荐辟11人，进士50人，举人231人，各类贡生445人。另有武进士数十人，武举人数百人。其中著名学者有循吏名儒、教育家秦维岳，思想家、文学家朱克敬，还有书画家唐琏，理学家卢政以及进士吴可读、张国常、王树中、刘尔炘等，也有三朝武臣巨擘岳钟琪等军事家。
一身正气，维系国脉
清代，兰州通过科举途径登上仕途的士子比明代大有增长，参加国家事务活动人数、范围，内容均较明代有所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事务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涌现出了像朱克敬、吴可读、卢政、周士俊、安维峻、王树中、王世相等一批循吏、能吏、良吏，其中的吴可读、周士俊、安维峻等还成为政界知名人士。
朱克敬，字螟庵，清代甘肃皋兰安宁堡人，思想家、文学家。
早岁贫寒，流寓云贵，后至湖南，捐为龙山县典史。他关心民间疾苦，常至田间地头，体察民情。同治十年（1871年）客居长沙，曾受巡抚刘昆延聘，参与编纂《湖南省通志》，编修《龙山县志略》。晚年行医，忧心国事，议论时政，被人目为“狂士”，遭谗言指控，立案弹劾。一生交游甚广，与湘军重要人物和幕僚关系密切，同直隶杨翰、江西陈宝箴、浙江张修府、湖北黄文琛等交往甚密，尤其与著名洋务思想家、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涛交游30余年，友情颇深。他的文学思想仍是儒家的，认为“六艺皆源于圣道”。颇重视文学的功利作用，厌恶陈腐文风，其论说文质朴切理，笔记体语言流畅，文笔简洁，诗作或托物言志，或借景咏情，或感事抒怀，无不雄丽凄清，沉郁顿挫。他一生著述颇丰，计有《挹秀山房丛书》、《鹧言内篇》、《鹧言外篇》、《螟庵杂录》、《晦鸣录》、《浮湘访学录》、《螟庵诗录》、《螟庵学诗》、《螟庵丛稿》、《螟庵杂识》、《螟庵二识》、《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柔远新书》等。还撰有《历代边事汇钞》、《国朝边事汇钞》和《湘军志》等。未收入丛书的《通商诸国记》被辑入《小方壶舆地丛钞》。
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已突破“夷夏之防”的陈腐观念，从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如“国无大小，在能自立”、“师夷之长技所以制敌”、中国应以农为本，大力兴办洋务，派人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等，赞赏西方“国家大政，谋及庶人”、“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起”等；提出国内要“中外臣民各言得失……各献其能”的主张。提出可与西方各国互通贸易，“彼以通商为吞噬之口，我即用其术以御之”，提出“遣官开矿或招商合股”等主张，但终未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范畴。
清代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怜才类》中记有这样一件事：朱暝庵流寓长沙时，有一年到了年底，天寒地冻，由于贫穷，很难保暖，于是写了一首诗贴在门上，诗曰：“申椒零落菊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当时，正好威毅伯曾国荃回到老家，听到这件事后叹息说：“文人至此，我辈之责也！”急忙去拜访并赠钱十万。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朱又在门上贴了一首诗：“羔酒笙歌饯岁时，蓬门苔瘦得春迟。苍生莫问安危局，我且无聊尔可知？”有人告诉了巡抚，巡抚非常生气，准备把他逐出长沙。
又有人劝解说：“这是名士固有的狂态，没有必要追根究底地去责备。”巡抚笑着说：“名士！名士！能辟谷乎？”朱克敬听到后，又写了一首诗：“名士原无辟谷方，贵人休替达人忙。冰山有我天公在，胜似人家沈部堂。”
朱克敬晚年患眼疾失明，目残学不辍，湘中名士多推崇备至，后贫病而殁。曾自拟墓志曰：“生无补于时，死无闻于后，既盲而学古无有，独以其盲传不朽。”
周士俊，甘肃榆中金崖人，清代进士。为广东长乐知县时，明查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上、中坊土著居民和外来客商之间的长期纠纷，使上、中坊恢复了祥和与安宁。同时，专门成立了巡逻船队，一遇水灾便出动为灾民保驾护航。制止了每年闹水灾时，当地恶少乘机打劫抢掠，打伤、打死灾民的不法行为。因此他爱民的美德便在长乐县城广为传颂。
其任番禺（今珠江三角洲北部）知县时，秉公执法，维护民族尊严，被称为“强项令”。番禺是当时广东省会，乔居的外国人很多，洋人势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官府。周一上任，便遇一宗争田诉讼案，经审理，将理曲者抓了起来。但总督却强令释放，声言是洋人打了招呼的。周据理抗争：“县令不是洋官，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硬是将理曲者处以杖刑。“总督怒其强项，撤任闲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