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资质属于才的方面，骄傲吝啬属于德的方面。
才高八斗而德行不好，圣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才是完美的人才。
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德是熊掌，才是鱼，孟子舍鱼而取熊掌，孔子舍才而取德。
今天我们的用人之道，我们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人才，似乎依然坚持的是这个原则。当然，其德和才的内涵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周公本人，不但不骄不吝，而且是谦逊大度的典范，这也是人所共知而勿庸赘言的了。
“德不高则行不远”是利世的做人观，做事首先做人，我们相信：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与利世一起患难与共，荣辱共担；只有有品行端正的员工，才可能有长盛不衰的企业。
孔夫子教导我们，德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所以抓教育首先要抓德育；孔夫子还告诉我们，德育本身也有基础，要抓德育就要狠抓这个基础。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就是要“抓根本”，也就是抓基础。这里的“本”即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高尚道德、高尚人格的人。
“教会做人”不仅是孔子提倡的德育目标，也是当代国际著名教育家所提倡的德育目标。如前所述，“国际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其所提出的“教育四大支柱”中明确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而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要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这实质上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显然，这里涉及的是伦理道德教育，目的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强调要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就是强调要把教会如何做人的道德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的基础。所以我们应当把“学会做人”作为一个口号响亮地提出来，一切德育工作都要围绕“教会学生做人”这一目标来展开，培养人的工作才会有成效（“本立而道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治思想教育并不能取代道德品质教育；任何政治思想教育目标都不应取代德育的根本目标，否则我们培养出的下一代将会是像文革中的造反派那样，成为毫无道德修养的、人性泯灭的野蛮人。
孔子心目中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就是能“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大众博爱、能为人民大众办事情谋福利的人。
为了使这个高尚的道德目标具体化，以便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来逐步达到，孟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人做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格教育”问题。其基本内容是：教人做人就是要教人做一个人格完善的人，道德教育就是人格教育，按孟子的话说就是实施“人道”：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人兽之别”，从而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
他明确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如果只讲究吃饱、穿暖、居住安逸而不受教育，人就会失去人格，和禽兽也差不多。为此他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论证了人格教育的基本内涵应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德，这也就是孟子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这样，孟子就明确地回答了要让学生做一个什么样人的问题。但是，由于孟子的“性善论”含有唯心主义先验论色彩，其八德并未被后人完全认同。在后世儒家中还有不少学者推崇管仲的“四维”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这些学者认为可用“礼、义、廉、耻”作为完善人格的标准，即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如汉代的贾谊和清代的顾炎武等大学问家均对四维说十分赞赏。
在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也曾主张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认为这是“古今立国之常经”。但是由于管仲的四维只讲“礼、义、廉、耻”不提“孝、悌、忠、信”，所以并不能涵盖完美人格的全部内涵，所以有较大的片面性。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全面总结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以此八种德行作为新加坡政府的“治国之纲”和新加坡每一位公民都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李光耀的这一英明之举已在新加坡取得极大成功。
孔子还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就是指“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
尚德不尚力，重视品质超过重视才能。
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是我们今天选拔干部和人才的一个原则。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如果品质不好、能力差也就算了，危害还不会太大。恰恰是一个能力非常强、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质败坏、野心很大，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有时候甚至会达到致命的程度，断送一个单位、一家公司，甚而至于一个国家、一朝江山。
反过来说，一个人品质很好，能力虽然差一点，但他只要虚心好学，提高自己，也就会逐渐有所进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人才的品质更比能力重要。这是我们在考察干部、选拔人才时不能不遵循的原则。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能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
比较全面地说，应该是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能得兼时，德重于才。如果完全没有才，则已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了。因为我们的话题本来就是在千里马的问题上展开的。
所谓“品不良则心不正”，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我们的产品品质、服务品质、工作品质必须优良，客户才会为我们的产品、服务买单，老板才会为我们的工作买单。
5.真金要靠火来炼，在关键时刻去认识一个人
原文：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彫也。”
大意：孔子说：“天气严寒以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
所谓“疾风知劲草，国乱识忠臣”，其实就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彫也。”现实些讲，就是说真金还得火来炼，看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肝胆相照、同甘共苦的益友还是为利而来的损友，在平时往往是很难看出来的，只有到了艰难困苦的逆境甚至生死存亡的绝境才能认清他的真实面目。
在你春风得意时，往往会高朋满座，仿佛都能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都是你“真正”的朋友。可是一旦你失势，身处逆境，大多“朋友”都会在你眼前消失，这个时候，还能在你身边的，一般都是真正的朋友。
在利益面前各种人的灵魂也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有的人在对自己有利或利益无损时，可以称兄道弟，显得亲密无间。可是一旦有损于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利忘义，惟利是图，什么友谊，什么感情统统抛到脑后。比如，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平日里大家说笑逗闹，关系融洽。可是到了晋级时，名额有限，“僧多粥少”，有的人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们再不认什么同事、朋友，在会上直言摆自己之长，揭别人之短，背后造谣中伤，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别人拉下去，自己挤上来。这种人事过之后，谁还敢和他们交心认友呢？
当然，真正的朋友还是有的，也占大多数。但是，在利益得失面前，每个人总会亮相的，每个人的心灵会钻出来当众表演，想藏也藏不住。所以，此刻也是识别朋友和人心的大好时机。
进而言之，岁月也可以成为真正公正的法官。有的人在一时一事上可以称得上是朋友；日子久了，同事时间长了就会更深刻地了解他们的为人、人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此长期交往，长期观察，便会达到这样的境界：知人知面也知心。
春秋末年，晋国中行文子被迫流亡在外，有一次经过一座界城时，他的随从提醒他道：“主公，这里的官吏是您的老友，为什么不在这里休息一下，等候着后面的车子呢？”中行文子答道：“不错，从前此人待我很好，我有段时间喜欢音乐，他就送给我一把鸣琴；后来我又喜欢佩饰，他又送给我一些玉环。这是投我所好，以求我能够接纳他，而现在我担心他要出卖我去讨好敌人了。”于是他很快地就离去。果然不久，这个官吏就派人扣押了中行文子后面的两辆车子，献给了晋王。
中行文子在落难之时能够推断出“老友”的出卖，避免了被其落井下石的灾难，这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某位朋友对你，尤其是你正处高位时，刻意投其所好，那他多半是因你的地位而结交，而不是看中你这个人本身。这类朋友很难在你危难之中施以援手。
通过逆境来检验人心，代价高、时日长，且过于被动，然而其可靠程度却大于依推理所下的结论。因此我们说：“倒霉之时测度人心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方法。”
6.道不同不相为谋
原文：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大意：孔子说：“志向不同，不在一起谋划共事。”
所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又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其实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当然，“道”在这里的外延较广，既指人生志向，也指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等。
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感叹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是各人追随各人的志向啊！”（《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司马迁又说：“世上学老子的人不屑于儒学，学儒学的人也不屑于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说的这种情况呢？”（《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这是思想观念、学术主张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其实，交友处世也须秉承执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
在你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你为成功而奋斗之初，你可能需要寻求自己，但是，你要注意，不要结交那些对你有害无益的朋友，不要被拖入他们的浑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