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
北辛文化（又称青莲岗文化）是以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命名的，距今约7000～6000年，属于山东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其分布范围大致以泰山为中心，地跨今鲁中南、苏北等地。北辛文化的人们尚过着氏族公社生活，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大汶口文化距今大约6000～4000年，以特点鲜明的陶器为特征，已发现的墓葬有两千余座，此遗址展现了那个时代山东先民活动的情景，此时人类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3．龙山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中华民族起源时代社会进化以空前速度发展的时期，部落与部落间的战争兼并，加速了部落间的交往，形成了众多的军事民主制古国，表现在文化上，出现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北、陕西等地。龙山文化的农业生产规模比仰韶文化有所扩大。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变化。到龙山晚期，母权制逐渐为父权制所代替。龙山文化还与以后的夏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龙山文化衰落后，夏文化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远古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而无法详考，传说中的华北地区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主要有：黄帝部落、炎帝部落、蚩尤部落、太昊部落、少昊部落等等。
据古史传说，黄帝族渊源于少典氏（有熊氏）和有娇氏（蛇氏）部落集团。黄帝族最初在姬水流域活动，后来进入中原地区，与九黎部互相争雄，结果九黎部战败，黄帝部落遂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黄帝集团“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据《括地志》可知，釜山即今河北省涿鹿县南桑干河南岸，由此可见，黄帝族的势力已扩展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黄帝族融合了来自不同祖先的其他民族共同体成员，为后来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古代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华北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着来自不同远祖的族群，其中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神农氏即黄帝族有血缘关系的炎帝族，就是当时一个着名的民族共同体。炎帝族最初的活动范围在渭水流域，后发展到今河北、山东、河南一带，与东夷、九黎杂处。
在传说时代，分布于东方的部落族群，统称之为“东夷”。东夷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山东中、南部，后扩展至海。东夷族族群中最早的一个氏族部落集团，称为太昊氏。太昊氏首领太昊被尊称为海岱一带东夷族的明神和始祖。东夷族中的另一个氏族部落集团，称为少昊氏。少昊氏的统治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可见，少昊氏是以鸟为图腾。由于太昊和少昊都以鸟为图腾，古人又称之为“鸟夷”。自从炎、黄之族向东发展而定居于黄河中下游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东夷、炎、黄三族杂处的局面。三族之间时有联合，时有斗争，最后东夷族的一部分融合于黄帝族。到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活动于今山东境内的长夷、鸟夷、凤夷等族群，均属东夷族，后来也渐渐与黄帝族融合，尊黄帝为始祖，成为汉族在东方的先民。
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不少原始部落联盟的传说，与山西有关的甚多，如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板（今永济县），禹都安邑（今夏县）。尽管这只是传说，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传说中亦往往有事实之素地”，它至少说明今天的晋南一带，曾经是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们活动较多的地方。
传说中的两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部落集团间的战争都发生在华北地区。一次是黄炎阪泉之战，一次是黄帝与两昊、蚩尤间的冀州涿鹿之战、据考证，阪泉在今山西运城市。阪泉之战，是两大亲缘部落集团间的兼并，结果黄帝战胜了炎帝，成为炎黄两集团的共主。涿鹿，今人考证在今河北涿县、保定一带。冀州涿鹿之战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两大部落集团间的兼并。
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等书的记载，从黄帝到尧、舜、禹，都出自黄帝一系，中原、华北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始终在黄帝一系中世选或禅让，黄帝一直是新形成的部落大联盟的象征，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统一的象征和始祖。
以黄帝为共同天神与共祖的部落大联盟，经过无数岁月，促进了原有各部落集团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为夏、商、周三族，与此相应的，出现了前后相继的夏朝、商朝、周朝三个国家。
二、先秦的华北族群
先秦时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西周时，华北地区主要有以下族群。
（一）周人
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的周人，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发展成了周民族。因周民族崛起于周原，故简称“周人”。
周民族的形成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自公刘到古公亶父为第一阶段，是周民族开始形成时期；自季历到武王为第二阶段，是周民族正式形成时期。
在第一阶段，公刘前，周部落已从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了父系氏族公社。公刘时，周部落开始定居于豳。《诗·公刘》中详细描述了公刘率领族人装满干粮，携带弓矢干戈，一路察看地形，探找水源，以及盖房、修桥、造工具，在豳定居下来的情景，生动地反映了周部落生产力日益增长，社会分工日益扩大，阶级分化的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迁徙过程中，周部落与其他一些氏族部落杂居起来。《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在这里“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表明周部落与其他氏族部落在豳开始杂居，血缘关系开始向地缘关系转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公刘后经9世，传到了古公亶父时代。这时，周部落在北方游牧部落薰鬻戎狄的逼迫下，古公亶父不得不放弃豳，带领本部落的人迁到了岐山之南的周原定居。古公亶父走后，“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复归古公于岐下。及其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可见这时各氏族部落的相互杂居，比公刘时更加厉害了。所以古公亶父只好“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让归附的人以“邑”为单位居住。这时，古公亶父改“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落后生活方式为“筑室”而居，既反映共同地域的固定，又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为周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从此以后，本来是姬姓的周部落以“周原”这个地名为据，称呼自己为“周人”了。这不仅表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进一步转化，也表明居住在周原的以周部落为核心的各氏族部落结成了一个“永久的联盟”。周原也就成了周民族崛起的根据地。
第二阶段，即从季历到武王阶段，是周民族正式形成的阶段。季历时，周部落已臣属于商朝。受商朝奴隶制的影响，在商的支持下，季历就“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接着又先后伐余无之戎、始之戎和翳徒之戎，均取得了胜利。显然，周部落的氏族贵族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而成了奴隶主贵族。因此，商王太丁封季历为“牧师”。在季历的儿子文王统治的整整50年中，周部落一面名义上是商朝的属国，一面对周围的方国、部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先后征昆夷，灭密须，克黎国，进邗地，使虞、芮归服，特别是灭崇国一举，周全力以赴取胜后，“作邑于丰”，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南沣河以西）。这时，周文王的军事首领的性质也变了，《诗·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烝哉”，“烝”即君也。文王成为国王，国家诞生了。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位，出兵东征，行至孟津，四方小部落纷纷归附，加入到周部落联盟中来。公元前1027年，武王正式伐商，更有庸、蜀、羌、髳、微、鲈、彭、濮等族军队参加，又有更多的氏族部落加入周部落联盟之中。所有这些都进一步瓦解了血缘关系，大大促进了周民族的形成。
武王“克商”后，即“封邦建国”，大规模分封诸侯。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71国。分封的时候，还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周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从主观上来说，虽然是为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但在客观上却表明巩固对其征服地区的统治，已“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了。“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所以刘熙《释名·释州国》即说：“邦，封也。”而且为了搞好地域的划分，西周还专门设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陧之名物”。这样“封邦建国”就使周民族的共同地域最后稳定下来了。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这就标志着周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就标志着周民族的正式形成。
周人也是一个人文特征十分鲜明的族群，他们一向务农，农业生产的情况在《诗经》的《生民》《七月》《臣工》《丰年》《良耜》等篇目中有生动的记述。并建立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土地国有制，并发展了商王朝的井田制，使之有了完备的形态。这就是：（1）有了准确的亩制。周制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约合今31．2亩），称为一出，是井田的基本单位。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的“九夫为井”，以四进位上推，构成邑、丘、甸、县、都的体系；有的“一里为井”，以十进位上推，组成通、成、终、同、封、畿的体系。（2）有比较完整的灌溉和道路系统。西周时，无论哪一种体系的井田，在井田中间的灌溉系统都称遂、沟、洫、浍、川，与其相应的道路系统则称为径、畛、途、道、路，所谓“土田附庸”。
在宗教信仰上，周人崇拜二元的上帝神和祖先神，所谓“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隆，在帝左右”。把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延伸为伦理观念上的敬德，即《庄子·天下篇》所称的：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又把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延伸为伦理观念上的“宗孝”，也就是以祖为宗，以孝为本。这样，德以配天，孝以对祖，形成“有孝有德”的伦理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宗法制度，即天子世世相传，每代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嫡长子的诸弟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代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任命诸弟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也是如此。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系子孙。小宗对大宗来讲是小宗，但对本族来讲又是大宗。在这里大宗小宗从血缘上说是兄弟关系，从政治上说则是君臣关系。于是大宗小宗从上到下地联结起来，就形成了周人族群意识上以“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字，宗子维城”的宗法性特点。
事事讲礼也是周人突出的人文特征。周礼大体分为五类：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喜礼，使每个人从生到死，从人间到鬼神，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军事活动，都处在与其身份相适合的礼乐之中。正如《礼记·礼运》所说：“是故夫礼，为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指、朝聘。”而且按照周人的风俗习惯，“礼”不能单独进行，必须有“乐”相配，否则不仅礼将失去庄严肃穆的气氛，就是行礼的节奏和顺序也将无法控制。所以《周礼·大司乐》云：“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精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与此同时，由于宗法性的制约，使得不同的祭祀又要按不同的音乐来进行袁祭天神用的乐，从歌、舞、乐章、乐调到乐器等，都不同于祭地只，祭四望，祭山川，祭先妣、先祖的乐。至于王、诸侯、大夫、士的朝觐、宴会，迎送宾客等日常生活都要按不同等级，各用不同的音乐，故形成“礼乐相须为用”的风俗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