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本号的银票，开了两张，一张2000两，一张200两，用个封套封好，上写“菲仪”二字，下面具名是“教愚弟嵇鹤龄”。托人递到文案上的陈老爷。不过一个时辰，便有人送来抚署文案委员陈老爷的一张名片，上面有四个字：“拜领谢谢！”
于是胡雪岩当夜就通知王有龄去见抚台谈这件事。
结局的顺利和圆满甚至连胡雪岩也感到喜出望外。第二天便有了准信儿，让嵇鹤龄接管海运局。
这就是胡雪岩的圆通之“圆”。
圆世的态度，实在是一个不在现世吃亏的态度。不过整个文化气氛褒奖方世，贬抑圆世，故而平常人们的言谈中无不以处世行方为荣，以圆滑透熟为耻，一句“我又不像人家会巴结”，绝对能使稍遵守一点处世原则的人大为震怒。
不过，这句话如果用来指责胡雪岩，看来这种震怒的效果是不会出现的。相反，他可能会很高兴，起码他也要向你投以知遇的一笑。能圆自然不方，只是舆论压力来了，只好跟随着众人取方求圆。
这种无甚定见的常人生活，是我们时至今日庸碌无为的惟一原因。
胡雪岩的不同正是在这里。他一生下来就没有那么优越的生存条件，与上层社会相去甚远，对一个钱庄的学徒来讲，对别人的高论的遵从与否，无什利害，无什压力，既然如此，认准了一条路走下去，倒不是很难的事。胡雪岩对方与圆、屈与伸的掌握与运用，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屈与伸之间争面子、护面子是最复杂的方圆之道，但是最符合实际，最有实用性。
5
掌握圆世哲学
“通是权和变，活是趋向、目标，融是状态，满是结局。”胡雪岩如是说。
时势造英雄、英雄识时势。面对缤纷相呈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思考：怎样才能摆脱眼前的困境，从容不迫地安身立业，使自己的事业达到巅峰，使自己的人生跨入一个更高的高度呢？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但是人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围绕着这一个“圆”字，做足了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善人型富豪大贾的形象便跃然而出了。
“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交友、情爱，都需要掌握“圆世”哲学，才能无往而不利。
真正的“圆世”哲学是大智能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武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真正的“圆世”哲学能承受大喜悦与大悲哀的突然发难；真正的“圆世”哲学行动时干练、迅捷，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
胡雪岩的圆世态度，既在通，又在活，还在融，归结在一起，无非是要达到圆满无憾。通是权和变，活是趋向、目标，融是状态，满是结局。
通时权变，这在儒家也是有的。“男女授受不亲”，在儒家看来是经，是本，则嫂溺而叔援，那便是“权”了，人命关天，生命原则突显了出来，在平时为经所制的各种戒律可以暂时失效。这在儒家也是允许的。
这样看来，“失节事大”是经，饿死事小却是有悖于通权原则的。
宋明理学之残忍，也正表现在重经不重权的这种宣扬上。这是一种守原则而弃权变的理论，故而为偏不为圆，为腐不为通。
自然，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它养成的只能是偏执型人格。这种人格，由于有了先导的原则在那里，多半是清高型和不经济、不实惠的一类，作为一个时代的脊梁和社会良心是可以的，依靠它们来维持生计则万万不能。
胡雪岩是事业型的，本来就不受这种主流的影响，因而能毫无羁绊地发展出这种圆世态度来。这种态度，裨之无甚高论，开宗明义就是先要生存，后要过好，然后再培养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温暖来。因为没有什么固定原则，故而表现为通、活、融、满。
方世是个智能境界的处世态度，比之浑然无觉的生活状态来有着不小的差别；圆世则是近乎宗教境界的处世态度。因圆而近乎神，只要仔细体味一下“神、通、广、大”四个字，就着实不难理解了。圆世的态度带来的是无所不通，法力无边的效果，这就是“神”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胡雪岩的江湖纵横，呼风唤雨，表现出的东西正是“神”的定义所包含的。
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圆世态度。
6
处世就讲一个“义”字
胡雪岩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休想在中国拿走一枚铜钱！”
一个人如果给人以讲信义的面目，那么，即便这个人不会说话，做事拙笨，别人对他的信任却依然不会有丝毫的折扣，而他的信用也会建立起来，他的信义也会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因而，赢得别人的信任，不在于惊天之举，而在于一颗仁义之心。
有一次，英商哈克利与江苏学政何桂清，在贩运一批价值10万两银子的烟土时，途经江苏水道被抢。消息传来，何桂清望天长叹，随后便把胡雪岩从浙江请去解危。
胡雪岩来到江苏，打听到此事是华山会所为，遂与何桂清商议一番，定下先撤围兵，后化干戈的决策。
江苏抚台的一位弟弟，即将参加乡试，何桂清许诺让他得第三名，这才说动了抚台撤去华山会周围的官兵，改派去增援在南京攻城的湘军，此事做得干净利落，不留任何把柄。
然后，胡雪岩与哈克利商谈，要他设法提供一艘船，将华山会弟兄们运往海外，彻底摆脱清廷的势力。江苏濒临大海，路途不远，这不难办到。哈克利起初不愿合作，胡雪岩对他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休想在中国拿走一枚铜钱！”
哈克利这才同意。安排妥当后，胡雪岩考虑到赎金问题，又暗暗准备了10万两银票，见机行事。然后和廖化生一起来到华山会所在的一个湖心小岛，会见华山会首领刘作斌。刘作斌住在一个窝棚里。刚进门，胡雪岩看见一张香案，上列牌位：亡弟刘西川之灵位。胡雪岩立刻抢上前去，行磕头礼，极其虔诚。
刘作斌疑惑地问：“胡先生与家弟非亲非故，何须行此大礼？”
胡雪岩说：“刘会首系洪门中人，胡某为会外弟兄，当以兄弟礼节相待。”
刘作斌遂对胡雪岩大生好感。窝棚里陈设简陋，桌凳全是木墩做成，可见华山会生活困窘。一阵寒暄后，刘作斌问：“手下有几百号弟兄，如何能安然出海？”
胡雪岩说：“会首不必顾虑，我已安排铁甲机器船，能装千余人。”
“从这里到海边有二百多里，倘若官兵来攻，我们无险可凭，岂不自投罗网、束手就擒？”刘作斌又怀疑。
“胡某愿以脑袋担保，陪弟兄们转移，如遭不测，会首可先拿我开刀，替兄弟们报仇。”胡雪岩斩钉截铁地说。
刘作斌始料未及，怔了一下。廖化生随即补充说：“胡先生诚心相待，廖某可以担保，刘兄如果出意外，我们青帮也不好做人。”
刘作斌这才放了心，答应照胡雪岩的安排行事。胡雪岩摸出10万两银票说：“有这笔银子，弟兄们支撑一年半载当无问题。”
刘作斌接过银票看了看，眼睛竟有些湿润。于是，窝棚里摆上酒席，菜肴都是河湖中物：红烧甲鱼、清炖野鸭、干煸蛙腿、蘑菇汤，别有一番风味。
这一夜，胡雪岩和廖化生便陪着刘作斌及其几百弟兄乘船向海边驶去。途中一遇到官兵，胡雪岩便递上盖有抚台大印的名帖，安然过关。天破晓时，船队来到海边。海中泊着一艘轮船，挂英国旗。船队划到轮船旁，哈克利迎上前来，便问：“我已信守诺言，那船货在什么地方？”
刘作斌说：“两天后到上海码头接船，不少分毫。”
胡雪岩对哈克利说：“这帮弟兄都是亡命之徒，若有半点差错，船毁人亡。”
哈克利连连点头：“不会的，英国政府从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
临别时，胡雪岩拱手向刘作斌道别，刘作斌却摸出那张银票，神色凝重地说：“胡先生救了弟兄们，天大恩情终生难报，请收回银票。”
胡雪岩诧异地说：“没有这笔钱，你们拿什么谋生？”
“放心，天无绝人之路，金钱事小，义重如山，胡先生再要推辞，我只好扔到大海去，天公作证，刘某对得起朋友。”
“惭愧！惭愧！”胡雪岩只得收下银票，下到小船。轮船一声长鸣，劈波斩浪，渐渐地消失在海天尽头。
“回去吧，胡先生，海上风大，小心着凉。”廖化生关切地说。
胡雪岩这才回过神来，两眼湿漉漉的。三天后，那船货原物归还。
何桂清将死去兵勇说成剿匪阵亡，罗列名单呈递上去，按常例发放抚恤金。一场变故就这样抚平了。
自始至终，胡雪岩对刘作斌抱有一个“义”宇，甚至为其亡弟磕头行礼，后以性命作保并护送刘作斌出逃，言必行，行必果。胡雪岩诚义的结果，不仅把事漂亮地办好了，还省下了10万两银子。
7
多个朋友多条路
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言语无味，他都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的。——高阳
作家高阳描述“红顶商人”胡雪岩时，曾经这样写：“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言语无味，他都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语，引申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
胡雪岩的一生，是非功过褒贬不一。但他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善于“用人”，以长取人，不求完人。他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清人顾嗣协曾有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在各种传记中，都有说胡雪岩的处世哲学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与人交往，他处处为对方着想，胸襟宽阔，豁达大度，不计个人小怨。据说，当遇到十分棘手的“敌人”时，胡雪岩也是尽量“只拉弓，不放箭”；当“敌人”知难而退后，心里明白是胡雪岩手下留情，便会心存一份感激。
一方面，胡雪岩擅长“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胡雪岩却对“敌”估计不足。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将没落是时间早晚的事。胡雪岩不是没看到这个问题，但为了维持广大江南农村养蚕人家的生计，他不愿改弦易辙，亦不甘心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之下。他以一人之力，囤积生丝，垄断居奇，企图迫使外商高价收买。但胡雪岩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对方的力量，外商联合拒买胡雪岩囤积之丝，逼得胡雪岩不得不贱售其丝，遂致破产。
8
圆而通——处世的妙招
洋人自身，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胡雪岩如是说。
胡雪岩开始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这一想法使胡雪岩大大改变，由“圆柔”转到“方刚”。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从另一个角度看，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故雪岩的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从事商业活动。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只管自己是否说了话算数，是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中。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对清朝的政府来说，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而洋人的政府，则帮助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越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