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曾纪芬与聂缉椝的婚礼正式举行，时年她已经24岁了。她自嫁到聂家之后，因起初丈夫聂缉椝尚未谋到正式职业，无固定收入，加之生育儿女较多，几乎每年出生一个，所以经济颇为困窘。但曾纪芬把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使丈夫解除了后顾之忧。她与婆母张氏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丈夫对她感激不尽。
曾纪芬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训，坚持亲手纺纱织布不断，直至老年仍是如此。据她回忆说：“上海乡间有大开佛会之举，以销农场各物者。余闻其有三木锭脚踏之纺棉车，因饬人买一架，请本地佣人教余学纺。盖余在湘，虽亦备有手摇小车，既未带出。现纺三锭者，学之不能谙习，久之能纺二锭。曾每夜饭后纺一二两，共纺三四斤棉，搭于乡人织布者，成土布二三匹。”同时，她还仿照西法为家人织毛线衣裤，在一般中国妇女中开了新风气。据她本人回忆说，起初这种织毛线的方法是从曾纪泽夫人、她的大嫂自外国归来时学的，由于技术不熟练，所织衣物式样不佳，后在南京居住时特地向外国人傅兰雅的夫人虚心请教，“因悉传其法”。其后，她“又传授湘沪多人学习。”曾纪芬不仅易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还是一个追求新思想、具有远见的人。她在1887年的时候，就感到外国语文与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曾让聂其昌、聂其杰兄弟从傅兰雅夫人每天学习英语。从纺纱织布、织毛衣毛裤到送儿子学习外语这几件事可以看出，曾纪芬是一位具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勤劳习苦又追求新生事物的中年女性。这是因为，此时她已是一位十足的官太太，本可养尊处优，不必亲自动手做家务的事情了，但她没有丢掉勤俭持家的祖传遗风。送儿子学外语，在一般官僚士大夫妻子的头脑中感到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曾纪芬的观念已经超前了，这种超前的观念意识为儿子后来成为民族资本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纪芬一生活了80多岁，不管是做了官太太还是民族资本家的夫人，家中有钱了，富裕了，但她一直没有丢掉勤俭持家、廉朴为人的家风。在她的晚年，针对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的状况，特意在病中口述由儿子聂其杰撰录成《廉俭救国说》一文以醒世人。在该文中，她首先指出，历观数千年治乱盛衰的实际事例，都是与一时风尚的奢侈或俭朴成正比。一般说来，社会如果竞相奢侈，那么就是人们纵欲肆志的具体表现；如果大家都谨守俭朴的风俗，那么就是克己复礼的具体表现。总之，放纵欲望杀机就会萌动，而大乱就会到来，崇尚礼义则产生兴旺的景象。紧接着，她以古今中外的事例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她经过中西观念、风俗、生活方式等对比之后，认为“中国立国之精神，与民族之个性不一端，而其特点实唯俭德，中国政教之根本在德礼，而德礼亦以俭为归。”她反对国人仿效西方国家少数贵族豪商们日掷千金的做法，并以大量事实说明西方那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并不崇尚奢侈，相反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诸如“再造意大利之加富尔，以身许国，立志不娶，以成大业”；德国总理普鲁宁“独身不娶，所得月俸，除食用外，尽还国库，不蓄私财，故德人虽处极困苦之境，犹能与政府合作。”俄国的史丹林，“能使国人耐苦力作，以成其五年计划而人乐从，以其能自俭苦，与众无异，而忠实为人所信故也。”西方本思想家卢梭、托尔斯泰等人“皆能屏斥物质之享用，而自甘于俭苦淡泊之生活。”大科学家艾迪生，饮食起居，皆在试验室中，“盖于世俗之欲乐无所好也”；爱因斯坦“朴拙淡泊，无利欲心”，有一家影戏公司以20万美金的报酬请他登台演说一次，被他谢绝，他的理由很简单：“盖谓学问非为金钱也。”她从这些人的表现中得出结论：“其学术事业之成就，初非企图肉体之享用，故不得谓有欲望而后有发明也。”她认为，民国初年以来20年间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之间你争我夺，祸因就在于“欲望”二字作怪。有了私人欲望，就必定要侵夺他人利益；有了私人欲望就必定要大肆挥霍钱财，置礼义廉耻而不顾。她感到，要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女子左右风尚之力，较男子尤大，其责任亦更重”。从而，她殷切期望中国妇女界能够自然地形成一种“妻励其夫，母诫其子，妹妹劝其兄弟”的良好风尚，做到都“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坚持5年时间，就能扭转社会风气，消除内争，巩固国防，免除列强的侵掠。应当说，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学术论文，不仅有理有据，见解深刻，而且亲切感人，很有说服力、吸引力。作为一位旧式家庭出身的女性，曾纪芬能具有如此眼力、学识，诚属难能可贵。
著名教育家曾约农
（一）曾约农（1893-1986年），湖南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人。系曾纪鸿孙，曾广铨长子。他出生于北京，其父此时奉命赴任驻英使馆参赞，携眷前往，尚在襁褓中的曾约农就随父母定居伦敦达6年之久。生长在西方世界的曾约农在3岁时，就在父亲的督教之下学习中英文字，6岁归国时对中英文字均能按父亲的取选背诵不忘。回到中国后的十年间，他致力于经史子集，兼及词赋，博涉多通，打下较为坚实的国学基础，同时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一门外语。
1909年即曾约农16岁的时候赴英国伦敦入中学。毕业后考入伦敦大学，主修矿冶，兼及教育和文哲诸科。1916年夏，他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矿冶学院，随后又入伦敦大学军官训练班结业，获英国伦敦大学理科工程科学士学位。次年底，他与曾宝荪一同返归中国。1918年1月下旬，他们又回到湖南。此时，曾宝荪在巴路义女士的全力支持下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子学校，曾约农应约出任该校教务主任兼英文、算术、物理和化学老师。在艺芳女校3次停办又3次复校的32年中，曾约农始终作为曾宝荪的重要助手，多方出谋划策，用经营，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人才。
（二）1937年因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而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正式爆发的标志。当时的长沙是抗敌宣传和后援的重要城市，曾约农积极联络田汉、茅盾、徐特立、左舜生等人，组织成立了湖南抗敌总会宣传委员会，主动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前线负伤将士退居长沙疗养期间，他和曾宝荪率领艺芳女校师生前往医院进行慰问和救护工作。据曾宝葆忆说：“这时我校已经组织了红十字队，有担架，药品及护理人等。恰好长沙各女校要轮流值夜班去车站，义务照顾病兵伤兵。有些人怕车站正是目标不敢去，但我校师生，每逢轮值日必去，教职员连我在内，都去过。”
1938年8月17日，长沙遭日寇飞机第七次轰炸，损失异常惨重，总计被炸毁民房和商店300余栋，死伤平民800余人。艺芳女校中弹15枚，校舍倒塌而全校师生却安然无恙。这是因为艺芳女校的校舍具有较为完备的防空设备的缘故。曾约农留学英国期间，除主修好理工科学业外，又在伦敦大学军官训练班学习军事，对防空知识有一定素养。他在主持设计女校防空壕时，匠心独运，构筑的工事呈马蹄形状，上面密排木板，再复沙袋，设置6个洞口，分别按6个班级固定，免除紧急事变时混乱。洞内设有饮水处、点心桌、医药箱，以应急需。平时组织师生演习，急时进退自如，所以在全市死伤800余人中艺芳女校师生无一人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