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德为先
曾国藩用人很注重才能，且在选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计前嫌。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项有一项就已经很难了，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难了。但是这些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
曾国藩广求人才，又不能博收杂进，这就决定他必须有一个选择人才的标准。他主张德才兼备，但更注重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他又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求，皆以此为衡可矣。”凭着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他指出：“以其质而更博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疏必疏。”因此他尤为看重禁大言而务实。
在确定选择标准时，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官气者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身体大行。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两者相比较，曾国藩更厌恶那些爱摆官架子，处事应酬圆滑，却毫无生气，从不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所以，他倡导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塔齐布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本是旗人。初入湘军时，塔齐布只是个绿营守备一样的小官，后来升为参将，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操练湘军时，在军场上时常见到他，且见他次次都特别早来到练兵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每次检阅步兵，都看见塔齐布身穿短衣，腿插短刀站在一旁等候检阅，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威严之气简直无法形容。
曾国藩察看之后，料定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曾国藩将塔齐布传入营中问话，交谈中曾国藩对塔齐布的见解颇为赏识。在后来的了解中，曾国藩发现他治理军队严格认真，并且能很好地团结士兵，因此更加佩服他。但是副将清德自己无才无能，不提拔重用塔齐布也就罢了，反而特别嫉恨塔齐布的才勇，三番两次在提督面前讲他的坏话，提督也听信谗言，经常无缘无故羞辱塔齐布。曾国藩知道后，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并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在后来的湘潭大战，岳州，小城口和武昌等湘军恶战中塔齐布屡建奇功，被人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湘潭大战是湘军性命攸关的一次战役。战后，立下大功的塔齐布被提升为提督，原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
塔齐布做了大元帅后，遍赏提标兵，收拢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
每到深夜，便与亲信兵卒言谈家事，说到悲痛的地方，相对涕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共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
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被一个乡夫带回家中。次日，各军因塔齐布未回，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夫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立即光脚出去迎接，三人抱在一起，以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饭毕，已是元旦。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选人才特别注重德行，认为选的人才要朴实，不浮滑，能吃苦耐劳。
他选人、用人的主要标准是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践履到实处。
当然，曾国藩并非只注重德行而不注重才识。他劝勉曾国荃说：“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
例如，对被他参劝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则少表余之歉忱，二则凡事可以请益。”
又如，左宗棠才能超群，但常与曾国藩闹别扭，但曾国藩佩服他的才能，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录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十年六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在湖南，赞襄军事，肃清本境，克服邻省，上年‘石逆’大股窜湘，邦同抚臣骆秉章，指挥调度，不数月间，逆发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独当一面，已历有明征。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之处，而思力精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
咸丰十年十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德镇，驻扎未久，一闻贵溪敬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或跟踪追剿，计十日亡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二城，使狼奔家突亡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巢败后，即有池洲小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则跃马入阵，暮则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
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