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竞争中，并不是所有博弈都具有优势策略，就算这个博弈中只有一个参与者也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与其说优势是一种有利条件，还不如说是一种例外。虽然出现一个优势策略可以大大简化行动的规则，但并不是这些规则都适用于大多数的博弈中。这就需要采取其他原理了。
在博弈中，一个优势策略可以优于其他任何策略。同样，一个劣势策略也会劣于其他任何策略。如果你有一个优势策略，你可以采用它，并且知道你的对手要是有一个优势策略的话，他也会采取。同样，如果你有一个劣势策略，你就必须避免采用，并且知道你的对手要是有一个劣势策略的话，他同样会避免。
如果你只可以选择两个策略，其中一个是劣势，而另一个一定就是优势策略。那么你的策略必须建立在至少一方拥有至少三个策略的博弈基础之上，即用与选择优势策略做法完全不同的规则避免劣势策略。如果你没有优势策略，那么你要做的就是除去所有劣势策略，如此一步一步做下去。如果在做的过程中，在较小的博弈里出现了优势策略应该一步一步挑选出来。假如这个过程以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果告终，你就代表已经找到了参与者的行动指南以及这个博弈的结果。就算这个过程不会以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果告终，它也会缩小整个博弈的规模，同时把博弈的复杂程度降低了。用优势策略方法与劣势策略方法进行简化之后，整个博弈的复杂度己经降到最低限度，不能继续简化，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循环推理的问题。你的最佳策略要以对手的最佳策略为基础，反过来从你的对手的角度分析也是一样。在这场博弈竞争中，无论是具有优势策略还是劣势策略，其都是为了达到均衡的结果，关键是你如何行动了。
3.品牌管理——非零和博弈的运用
再回想一下农夫和蜜蜂的故事，商业竞争正如蜜蜂与农夫之间的竞争，它是一场利益之争。在与对手竞争时，如果对手得益就代表着自己受损，那么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西班牙焚烧中国鞋便是典型的例子。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哪一个企业，如果只依靠单打独斗与所有的对手竞争，那么两败俱伤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一个企业可以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在商业竞争中，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学会与竞争对手共赢，把一场竞争变成是双方得益的“正和博弈”。
比如说海尔的成功，它就是通过与三洋合作，从而借助三洋的销售网络打入全球家电业最发达的日本市场。还有温州的制鞋企业奥康集团，也是运用与意大利最大的鞋业企业GEOX公司合作，为GEOX加工产品，然后借助GEOX的销售网络卖出了自己的品牌。同时，奥康集团还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计理念。
为了生存，企业必须学会与对手共赢，把商业竞争变成是一场双方得益的“正和博弈”。与对手共赢，就是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利益，这种策略类似于棋局中的弃卒保车，它应该成为经营者的必备技巧。
商场在经营的过程中，无论是商场还是品牌商，双方都会不遗余力去追求利益最大化。当遇到单独一个或一个群体的品牌商违规操作时，商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采取严厉方式进行管理呢？
商场在管理的实践中，可借助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来分析对品牌商的博弈管理。
“囚徒困境”中两个人合伙作案被捕，警察怀疑到他们还犯有其他重罪，但又没有足够的证据，便分别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如果一方招供，其将受到较轻的惩罚，那么另一方就会受到重罚。这时，对于任何一个罪犯来说，“招供”是最优策略。但如果两个人都招供，那么两个人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只不过所受到的惩罚的程度要比另一方不招供轻一些。
事实上，“招供”是否是两个罪犯的最优策略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双方都不招供，两个就都不会受到惩罚。对于两个罪犯来说，这才是最优的策略。但是两个罪犯都不能确定双方是否会背叛——招供。因此，到最后两个罪犯都选择了招供。
在商场经营中，假如商场永远不会主动采取“背叛”的做法，当品牌商“背叛”时，以商场的“合作”与“背叛”两种情况分析商场对品牌商的最优策略。
当品牌商“背叛”即出现违规操作时，如果商场持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对品牌商的违规操作选择妥协的方式，并且期望品牌商能够在第一次背叛后有些“悔悟”，从而与商场再次进行合作。但是无数残酷的事实证明，品牌商一定会为其自身利益而再次背叛，那么必然会出现损害到商场的利益的结果。
如果商场选择“背叛”，即对品牌商的违规操作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那么品牌商就会面临两种选择，或是背叛或是合作。如果品牌商选择了背叛，而商场保持合作，那么就会再次出现上一种情况。假设商场仍选择背叛，那么品牌商仍是有两种选择，即背叛或是合作，如果品牌商作出第三次的背叛，那么理所当然的商场也会选择第三次的背叛。据此类推，对于品牌商来说，他的背叛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商场背叛。不管是品牌商的初次背叛，还是存在着侥幸心理的间接性背叛，如果商场总保持着“品牌商背叛，则商场背叛”即“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从其长远利益考虑，那么品牌商只有选择合作才是最优的策略。对于商场来说，同时也会实现与品牌商的长期共存、互惠互利。
在商场经营过程中，品牌商的“背叛”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商场在经营的过程中，对于任何一个品牌商的任何一次“背叛”，都必须采取“背叛”的策略，防微杜渐，这样就会使品牌商意识到只有合作才是最优的策略，从而也解决了品牌商损害商场利益的问题。
4.如何才能接到项目
对于如何才能接到一个项目，很多公司，尤其是工程公司的项目，都是通过公开投标的方式来获得。
有这样一个故事，称为“旅行者困境”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好处。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两个旅行者甲和乙，当他们从一个以出产花瓶的著名旅游胜地回来时，甲和乙都买了花瓶。提取行李时发现他们的花瓶被碰破了。他们向航空公司索赔。航空公司估计花瓶的价格在八、九十元的价位左右，但不知道这两位旅客购买的准确价格。航空公司要求两位旅客在100元以内自己写下花瓶价格。若两人写的相同，说明他们说了真话，就照他们写的数额赔偿；如果两人写的不一样，那就认为写得低的旅客说的是真话，就按这个低的价格赔偿，但是对讲假话的旅客罚款2元，对讲真话的旅客奖励2元钱。
如果两人都写100元，那么他们都会获得100元。如果乙写100元，甲改写99元，那么甲就会获得101元。但是乙又想，若甲写99元，他自己写98元，比写100元好，因为这样他获100元，而写100元当甲写99元时自己却只获97元。而如果乙写98元，甲又会写97元……当然，这个博弈只是一种理想状况，企业招投标的实际过程中，通常都有一个成本底线。
假设说，现在有一个公开招标选择网络公司建立政府网的政府项目，某公司是投标者之一。对于这个公司来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能够预算出接手这个项目的真实成本是100万人民币，但是这个公司并不知道其他竞争对手的真实成本。该公司根据市场行情推断，其他公司的真实成本在50万～150万元之间。从概率的角度去看，在50万～150万之间的任何一个价格都有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如果简化这个问题，假设每个公司的成本只能是整数，那么就共有10种可能：50～60万、60～70万……120～130万、130～140万、140～150万，所以说，最终获得胜利的公司落在这10种价格区间中的任何一个的概率是10%。
假设这个公司报价90万，很明显，即使公司胜出，也要亏本10万元，因为100万的报价是底线，低于这个价格的报价对于该公司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这只是这一机制的理想状况。在实际当中，如果价格低于成本，破坏了市场均衡，毫无疑问会影响项目质量，不但损害中标者利益，最终还会损害招标政府自身的利益。
从理论上说，该公司投标报价一定要高于100万元，不妨假设报价120万，根据这10种价格的概率，其他公司报价低于120万，该公司惜败的概率是3/5，即使开价100万，该公司不能中标的概率也有2/5。当然开价120万胜出时可以赚取20万利润，而开价100万时即使胜出也仅仅是能够弥补成本而己。由此可见，该公司的优势策略是开出一个较高的价码。如果每一个投标公司都这样考虑，所有公司的报价都会高于实际成本，那么就会出现所有的开价都被人为抬高的结果。
公司如何让投标报价接近于真实成本的问题关键，在于采用某种激励机制来驱动投标者不说谎。比如这里有这样一种激励方式，就是将合同判给开价最低者，但是却让他付开价第二低者的价格。这个时候该公司如果开出的还是120万的报价并且是第二低的价码，而另一家公司开出的价格比这个公司要低，比如是低于该公司成本价的90万元，该公司最终的价格120万反而成了这个胜出公司的最终项目价码。在这种招投标方式下，任何一个公司的优势策略就是开出一个接近其真实项目成本的价格。
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具体分析招投标行为可以发现：就像博弈的参加者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后果那样，投标各方也如同分别隔离审问，而不能串供，是处于“两难困境的囚徒”，各家只能依据自身实力、期望利润和所掌握的市场信息，自主报价，独自承担风险。因此，各个企业在做出决策前要做出仔细的分析，确定这样做是否有很大的风险，这样做应该怎样避免风险？这就需要运用博弈的理论来分析说明。所以说，博弈论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5.信用的博弈分析
所谓信用，是指一种建立在对授信人在特定的期限内付款或还款承诺的信任基础上的能力。信用是在博弈中，主要是在多次的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博弈即是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在一种较为完善的经济制度下，若博弈会重复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这主要是经济学对一些社会规范的假定，并认为其作用使然。如“理性限定规范”限定人们选择某种特定行为，不论这种行为带来多少效用。“偏好变异规范”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偏好的改变成为了一种习惯。因此说，信用是发展市场的一个必具的因素。
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解释。假设有甲乙两人，甲出售产品，乙是否付货款（商业信用问题），或甲借钱给乙，乙是否还钱（银行信用问题）。开始时，甲有两种选择：信任乙或不信任乙；乙也有两种选择：守信或不守信。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对乙来说，一旦借到钱最佳选择是不还。甲当然知道乙会这样做，甲的最佳选择是不信任。结果是，甲不信任乙，乙不守信，这样的结果是最糟糕的，双方想达成有效交易是非常难的。
那么应该怎样建立起信用关系呢？假定博弈可以进行多次，甲采取一种这样的策略：我先信任你，只要你没有欺骗我，我将一直信赖你；但一旦你欺骗了我，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样乙有相应的两种选择，如果守信，得到的利益是长远的；如果不守信，得到的利益是一次性的。因此，守信是乙自己的利益所在。这样双方都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的出现是因为乙谋求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当然是不当得利）。所以说当一个人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利益时，自己的信用关系就会被其塑造出来。
如果要加入概率因素，上述博弈就会存在以下三种问题：
一、或许会存在多个均衡。比如乙对甲说，“如果你信任我，我三次中会守信两次，只有一次不守信；但是如果你有任何一次不信任我，那么我就会永远不守信于你。”这样甲的最优策略仍是信任。
二、博弈是无限的。在有限的博弈次数中，大部分人都会在最后一次欺骗，于是最后第二次也会欺骗。据此类推，仍然不会出现信用关系。解决的办法是引入不同类型的乙，可以假定一些人是天生守信的，尽管另外的人天生不守信，从上述假定的规范（偏好变异规范）可以看出，如：如果有足够长的博弈次数的话，或许他会“守信”。
三、信息的重要性。如果甲观察不到乙的行为，从而不能根据乙过去的行为而选择相应的行动，也很难产生信用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模型可以解释几种情况。如在一个较小竞争中，如果乙经常向多个不同的甲借钱，而每个甲都根据乙过去的行为而选择是否信任他，并且关于乙的信息能在甲之间很快地传递，如果乙积极地建立一个守信的声誉，那么社会的信用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
还有一种情形，即使乙是短命的，也可以通过某种机制促使他有积极性建立信誉。比如说把乙的一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工作阶段和退休阶段。假定乙建立了一个企业，退休时可以把企业售出。明显只有在企业具有良好信誉的时候，才会有人愿意购买它。那么乙在工作阶段就必须积极地守信。这可以用来解释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功能。比如目前国有企业的某些经营者由于“承包制”或“任期制”等所产生的“短期行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