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相对于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有关供养人的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的丰富性和珍贵价值，以往的有关研究还很不够，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从多学科的角度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根据敦煌供养人资料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珍贵价值，今后我们至少应该关注从以下几个学科方面对敦煌供养人展开研究。
首先，与传世佛教史籍只注重记载王公贵族、文人雅士、高僧大德等上层社会的佛教活动不同，敦煌石窟供养人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中古时代敦煌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基层社会中普通僧俗信徒原生状态的佛教供养活动，对于考察中古时代敦煌并进而了解古代中国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佛教供养活动和信仰观念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因此今后应该关注从佛教史的角度深入整理、分析敦煌供养人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以期从供养人这一视角深入考察中古时代敦煌各阶层特别是基层社会中普通僧俗信徒的佛教活动和信仰观念，有助于具体深入考察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状况，拓宽和深化中国佛教史的研究。
其次，敦煌供养人是敦煌石窟营造、佛教艺术创造活动的出资人、组织者和参与者，其供养活动曾对敦煌石窟营造、敦煌佛教艺术创作产生或大或小、或浅或深的影响。因此今后关注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深入考察敦煌地区古代的世家大族、中下层官吏、高僧大德、普通僧尼以及普通社邑民众的供养活动，以及他们的信仰观念、审美趣味对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以期深化敦煌佛教艺术史研究，进而有助于深化中国佛教艺术史的研究。
第三，敦煌供养人画像是绵延千年的古代人物画长廊，反映了古代不同时代人物画技法、风格的流传演变。随着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演变，同时由于敦煌特殊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经历了从北朝、隋代的高不盈尺，到唐、五代、宋初时出现了等身或超身巨像，甚至出现了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出行图。今后应该关注从古代美术史特别是从人物画史的角度研究其间的渊源流变，以期有助于深入探讨供养人画与古代人物画、与佛教艺术的关系，深化中国美术史的研究。
第四，敦煌供养人画像真实地完整系统地反映了千余年间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衣冠服饰，弥补了中国古代有关衣冠服饰多抽象文字记述而少具象描绘的缺憾，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形象资料的宝库。因此今后应该关注从服饰史的角度继续深入研究敦煌供养人服饰，以期有助于构建完整系统的中国服饰史体系，并对当代的服饰设计提供历史的借鉴资料。
此外，敦煌石窟保存的有关供养人的大量图像和文献资料还以传世史籍所不及的具体、形象的形式反映了中古时代的职官制度、民族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历史状况，今后应该继续深入整理研究这些丰富的资料，以期有助于推动古代政治史、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的深入发展。
辟一地栽桑植麻为敦煌锦上添花
赵丰
赵丰，男，1961年生，浙江海宁人。1982年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毕业，获工学学士；1984年浙江丝绸工学院毕业，获工学硕士；1997年中国纺织大学（今东华大学）毕业，获工学博士。现任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中国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主任；上海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际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心（CIETA）理事。主要论著有《丝绸艺术史》、《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中国丝绸通史》、《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等。
敦煌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丝绸之路上古往今来、东往西来的行人、僧人以及学者，每一个路过此地的人都曾关注过敦煌，虽然他们的角度可能并不一致。我生长在丝绸之府的浙江，我们也从遥远的江南远望和关注敦煌。不过，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敦煌发现的丝绸。丝绸是丝绸之路上最为悠久的传说，是丝绸之路上永恒不变的主题。曾经有无数的丝绸经过敦煌，不仅令这里的妇女增色，寺院添彩，还曾令某些商人在一夜间变成富豪。“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就是当年丝绸经过敦煌时留下的记忆和烙印。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关注丝绸之路上丝绸的人并不很多，从事敦煌丝绸的研究者也寥寥无几。自藏经洞发现以来，有大量学者采集和整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出版物已成恢弘巨著；自敦煌研究所成立以来，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也已摄影成像，精美图录可达几十种之多。而关于敦煌丝绸和纺织的专门论著却依然十分罕见，相比其它门类而言，不免有些遗憾。
一
其实，敦煌有着十分丰富的丝绸资料。我们现在所谓的实物、文献和图像三重史料，丝绸均占有。
首先是丝绸文物，在莫高窟一地就有多次重要发现。第一次发现就在藏经洞之中，洞中所藏有数量巨大的绢画、绣像、佛幡、伞盖、经帙、包袱及各种相关丝绸残片，这些实物目前分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在伦敦的有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也有一批属于印度政府的敦煌丝织品保存那里；在巴黎的有吉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主要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印度新德里则在国立博物馆中。所有这些收藏原先均属于斯坦因、伯希和与鄂登堡的收集品，而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的收集品中也有不少的敦煌藏经洞出来的丝绸，现在主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英、法、俄三国所藏的敦煌丝绸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国外，斯坦因和伯希和都初步发表了当时的调查报告，其中涉及敦煌丝绸的初步研究。
相对较为专门进行研究的是当时斯坦因的助手安德鲁斯（Fred Andrews），今天英国的韦陀教授和法国的劳拉·费日（Laure Feugère）也在继续进行研究，至于藏于俄罗斯的敦煌丝绸只有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陆柏（Lubo－Lesnicheko）进行过一定的研究。敦煌丝绸第二次较大的发现是在莫高窟北区的维修过程中，1965年前后在第320窟附近连续发现了若干批属于北魏到盛唐时期的丝绸残片，其中也有绣像、小幡和一些不知名称的残片，现在收藏在敦煌研究院，基本由敦煌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刊布在《文物》杂志上，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第三次重要发现是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主持的对莫高窟北区的发掘，其中出土了几百件各种各样的丝绸和纺织品，材料上包括毛、棉、麻和丝，年代上从北朝到元代都有，这些资料的基本信息最后刊布在三大卷的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中，报告中也进行了一部分的基本研究。随着北区发掘的结束，莫高窟地区再出土丝绸文物的可能性已几乎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