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体育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都被允许举行的，只是在一些特定的与庆典有关的场合下才能举行。体育作为神圣仪式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我们在一系列的历史文献（包括敦煌文献）中发现有大量有关祭礼、驱傩、迎神赛社等记载，都是珍贵的庆典活动文献。我们还能从敦煌的石窟壁画和墓葬彩绘砖画中见到一大批珍贵的形象资料，如角抵、百戏、棋弈、马球、武术等等表演图像。将文字资料与图像资料会聚在一起，一千六百年前的各种庆典活动就凸现出来，鲜活生动，让人的视野豁然开朗，原来在这些文献和绘画背后，还有如此辽阔且绚丽的一个体育胜境！敦煌古代体育存在于祭礼、迎神赛社的锣鼓中，已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和传承，这是需要再认识的。
礼祭中称一切都是为了娱神，而娱神也只是祈求丰年的手段。社祭逐渐形成了“社火”或“迎神赛社”，是在社区内举行的全民参与的节日狂欢。百戏、乐舞将各项杂艺与歌舞凝聚到一起，以“赛”为内涵。当时称社事为“赛”，称社之集会为“赛会”。赛也是“赛祷”，更是竞争，是个人、团队、乡党及国家荣誉感催生的竞争意识，以及为此而展示的竞技手段。这种荣誉感和竞争意识渗透于汉唐时期的射礼、角抵、百戏之中，并在充满民族特色的迎神赛社中代代张扬。
迎神是充满宗教色彩的，所迎却常有一些俗神；迎神的目的则是为了赛会，而赛会带有浓烈的世俗气息。迎神赛社涵盖了僧俗两界，尤其是佛道二教利用迎神赛社弘宣教义、聚敛钱财，亦尽可能借助着宗教的力量，而扩大自己的活动规范。随着时间的发展，迎神赛社有了多元的发展，于是土地神不再是唯一之神灵，而因民所敬，依庙所祀；于是敬神的旗帜虽仍高扬，供神的仪节虽仍留存，却被修剪为众多竞技表演之一种；于是狂欢和万民同乐的气氛超越了僧俗两界，系结着僧俗两端，一切世俗的东西都涂抹上宗教的神圣，一切宗教的仪轨都被嫁接于世俗的作为。迎神赛社与宗教之间相互借助，既有活跃的僧道身影，也有纵情欢乐的俗众，这种欢腾的场面，洒向了敦煌各民族生存的追求之中。
敦煌古代体育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的敬畏，宣泄对自然和人类生命的钟爱和执着，表现对生命本质之动态过程的审美意识，总之，都凝聚着生命观念。尤其是我们对敦煌古代体育本体的追求，正是对于体育的一种正本清源，一种文化寻根；也就是对于体育作为敦煌传统体育形式的“本质”、“本源”，作为一种独特的体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具体的论证。如：敦煌的礼乐文化具有极大吸附作用，敦煌体育正是以“乐”为核心吸附了多种体育的因素才造就出后世成熟的体育。这里所指的“乐”，并非现代艺术形态学意义上的音乐之谓，也不仅指乐器、乐谱、乐舞，而是一种乐的精神和体制，它既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样式，又是一种精神传统的体现。所以，“乐”原本就体现为一种综合的表演形态。从娱神祈福禳灾歌功颂德、娱乐王公贵族，进而在勾栏瓦肆里蔓衍成丰富多彩的百戏杂耍以娱乐大众，从神巫之乐、寺庙之乐发展到世俗之乐，一直保持着一种综合表演的特质。正是从“乐”开始，逐渐与“争”、“胜”、“赢”等融合，形成了敦煌古代体育的形式，并体现出一种特有的民间喜乐的色彩和突出世俗娱乐的特点。
另外，军事文化与市俗文化的交汇，本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都对敦煌古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对古代体育史的研究中，敦煌出土文献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从生产劳动和地理环境来帮助我们找出文化类型，再从社会结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系属以及民族的融合迁徙来了解文化的传承特征，使我们多元地认识最早的原始体育到现代体育的发展历程，以阐明体育史是各种传统不断迁回与不断改变的历史。例如：甘肃居延出土的简牍中，有关《秋射》者近百余枚，详细记录了汉代西北边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军事考核（即秋射比赛），由太守和各都尉亲自组织领导。并以“府书”的形式将秋射考核（比赛）的时间、地点、规定和要求下达给各塞、部、亭、燧，以作准备，届时参赛。“府书”与现代体育比赛的“竞赛规程”十分相似。这意味着我国在汉时期敦煌地区已有十分成熟的竞技体育。又如简牍《以亭行》、《以次行》（即竞走），详细记载了对戍卒步行传递文书的活动，充分反映了汉代边塞军事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轻足善走的士卒能力。
“亭行”、“次行”都是挑选善于快速行走之卒竞相往来投递文书，并且做出严格的行前要求和详细的行后记录，以及行走方式和评定标准，充分显示出它的竞技性质和考核规则。1979年在居延出土的简牍中还有不少书简，如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相利善剑刀》，很可能就是汉代《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简中阐述了区分善剑、弊剑及花纹的标准14条，涉及剑的形态、纹饰、成分、制作技术和发展史等重要问题。它对今天从事武术器械和剑术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敦煌文献S.5574《碁经》的出土，改变了北宋关于张拟《碁经十三篇》是中国围棋现存的最早资料之说，提供了以往文献中从未提到过的围棋原理、原则、战略战术、棋法规则和术语等，证实了在1500余年前，我国围棋的学术理论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已制订较全面的竞技法规。敦煌文献S.6537卷《剑器词》的释读，则充分揭示了古代武术与舞蹈结合的形态。敦煌文献P.3810《呼吸静功妙诀》记述了古人以低能运动，缓慢新陈代谢来延年益寿的养生观念和方法。由于人体不同器官的组织细胞新陈代谢有一定限度，如果过早地走到了代谢的尽头，细胞功能必然低下或减退，反之如果尽可能延缓代谢过程，减缓运动过程，使更多的细胞还保持巨大潜力，达到真正含义上的健康。由此，不仅令人想起唐代孙思邈的“灯用小炷”（炷是灯芯）的理论，形象地反映了养生不是“开源”而是“节流”，它的实质也就是减慢新陈代谢。这与以往的盲目从高难项目或运动中一味追求大运动量的健身观点大相径庭。由于这一重要资料的发现，不仅会在我国运动医学及体育的发展史上新增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且为运动生理学的理论充实了内容，也为今后研究体育的有氧代谢运动和低能健身运动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出土的《道德经》蕴涵着丰富的养生内容，老子在短短五千言中，仅道和德就出现了110余处，精辟地论述了体道修德是养生的根本，“无欲”、“无争”、“无为”是养生的需要，“无知”是养生的途径，提出了“虚静自然、尊道贵德”等养生方法，总结出了“身心合一”、“少私寡欲”、“抱一守中”、“致虚极，守静笃”、“物壮则老”、“木强则折”等养生观。古人不仅意识到人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因道的统一制约而存在、发展的，而且还认识到平和心境对促进人类健康的积极意义。另外，敦煌出土的360余种佛教经典，60余种道教经典，儒学的《五经》、《论语》、《尚书》、《春秋左氏传》等文献中，所论述的教义与戒律亦有不少与气功功理和功法有着有机的联系。例如：佛教禅定、禅法、瑜伽、止观，道教的仙学、炼养术等，尤其儒家的各种论述以塑造人格为首要目的，而其起点与底蕴则是“修身”，认为修身把自身的生物性存在（身体）转化为人类精神（自我）的美学表达，能获得涉及自我、社会、自然和天四个人类经验中的向度。敦煌文献S.2049、P.2544、P.3239、S.1366、P.3451、P.3945、P.3773等，提供了古代开展马球运动的实况。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我国马球与吐蕃、中亚一带马球运动的渊源关系，探索步打球（曲棍球）、捶丸（高尔夫球）在中国的形成和流行。此外，我们还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双陆由罗马传入的轨迹，“筋斗”来自粟特，“胡腾舞”、“胡旋舞”的体育性，以及“蹴鞠”源自6000～8000年前居住在黄河下游、齐鲁一带的东夷人（彝族）所创造等论题。我们还从相关文献研究中加深了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认识。从中外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来看，相互吸收融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碰撞冲突也经常不断发生。
综上所述，体育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生成的一种独特的体系，无疑需要在其整体的关联中来动态地和完整地把握其生成规律和构成法则，特别是不能离开体育生成的文化土壤以及其生成和发展演变的文化生态，所以，就必须要将体育置于其所依赖生成的本体、祭、乐、礼等文化、谱系及智慧之中，并需进而理解体育自身的形态结构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对于体育的演进既需要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考察，更需要进行解释学意义上的探索，并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证实体育的进化世系。
我们认为，一切体育，无论是原始体育、古代体育还是现代体育，以及敦煌体育都存在于时间环节中，并在其中产生效应。“现在”，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现在”，不断变成“过去”，成为“过去”的延续；同时又不断迈向“未来”、不断变成“现在”。忽略体育在时间这一文化维度中的发展递变，体育将凝固于共时性的静止状态。敦煌古代体育和诸文化因素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并发生连锁反应。敦煌古代体育表层结构千变万化，但扎根于深层结构，不断把深层的信息提取输送出来。过去、现在与未来依次递转，敦煌古代体育在时间的链环中流变，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
当然，由于敦煌体育文化内涵博大精深，以及历史文献典籍的数多量大，加之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现代学术话语在知识工具和思维理性等方面与传统的存在有着诸多方面的差异，稍有不慎便会出现方枘圆凿。所以，无论是对壁画的分析判断，还是文献的梳理考辨方面，谁也不敢保证不出丝毫偏差，我们的研究也并非例外。但是，在治学精神方面，对敦煌古代体育的研究方面，依然任重道远。还有相当多的研究领域值得去努力开拓，如敦煌体育文化、敦煌的“赛社”与古希腊的“赛会”、中西体育文化比较、胡人体育的研究，自有其重要价值。但同样重要的，是体育史论研究领域尚有许多关键性的学术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较完满的、足以为学术界内外所公认、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解决。如西方体育理论框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人们对体育的认知模式与评价尺度，体育自身的特色与魅力往往因此被遮蔽。有关敦煌古代体育文献和文物等方面的搜集还远远不够完整和全面。从史的角度看，从敦煌文化研究基础上探讨深入体育美学规律方面的研究目前尤其薄弱。因此，我们将进一步凝聚现有的研究力量，组建和培养新的队伍，再通过若干年的集体努力，尽可能弥补现有较大和较明显的学术缺失，使敦煌古代体育、乃至长安至雅典的丝绸之路古代体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并且在史、论、资料建设和体育美学研究方面上有所突破，借此明显提升敦煌古代体育研究水平，这将是我们优先考虑的目标，也是我们研究的新起步而不是终止点。屈原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杜甫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两句先贤哲语，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适用。
关于研究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一些看法
林聪明
林聪明，男，1946年生，台湾高雄人。1983年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毕业，曾任逢甲大学中文系主任、唐代研究中心主任，现为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论著有《敦煌俗文学研究》、《敦煌文书学》、《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诂指例》、《文苑艺圃札记》等。
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多元的，乃是经长期酝酿而且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结果。敦煌是河西走廊重镇，敦煌文化居于河西文化的主体地位，而唐代的敦煌文化则是影响五代以后中原及西北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探讨敦煌社会文化的演变与形成的各种因素，不但在研究整个河西社会文化内涵上绝对不可忽略，甚至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环。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注重严密的思辨教养和严格的宗教戒律，具有积极的出世精神，若要世俗化并不容易。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不但依附世俗政权，也依附儒家文化，唐代敦煌的佛教文化便明显地表现了这个现象。历来学者对于唐代敦煌佛教的研究，大抵着眼于佛教典籍、佛教史方面。笔者认为，唐代敦煌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关系，乃是敦煌社会文化的重要内涵，值得加以探讨。
敦煌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如今已进入转型期，不再局限于基础文献的整理，而是整体资料的会通。敦煌位居中西交通要道，当地的社会文化具有明显的中外交流特色，这个领域应是敦煌学可以发展的新方向之一。近几年来，笔者曾经针对唐代西北的中外文化交流做过初步探索，其中包含了唐代敦煌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关系。本文拟就这个课题表达一些看法，并提出个人认为研究这个课题的重点方向，就教于方家，作为日后笔者进一步考探的取径之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