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将敦煌文学文献回归文学本位，进行细致的文学分析
过去一提及敦煌写本，不论是变文、曲子词、诗歌或赋，主要均以文献学的角度来评量。百年来前辈学者的努力，各类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丰硕且具系统，然而文学总归是文学，文献基础确定之后，当从文学本位出发。诚如柴剑虹《转型期敦煌文学研究的新课题》一文所说：“在新的时期，我们应该从文学史观出发，将敦煌文学作品分类汇集后真正置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考察；从文化史观出发，将敦煌文学作品真正置于敦煌历史文化的人文环境中研究；从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着手，去探讨敦煌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声律特点等，真正实现让敦煌文学研究‘回归文学’的目的。”（《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敦煌文学不论其写本形态如何复杂，然文学终归是文学。所以，展望未来敦煌文学的研究，当回归文学的本位。不论是体制、格律、风格、语言及内容意涵，均需全面细致的分析，总结归纳其特性，结合文体的时代发展，观察敦煌文献的文学价值。
整体而言，敦煌文学研究的焦点，重在敦煌文献中所独有的作品，如变文、曲子词、俗赋、王梵志诗、学郎诗等，这些作品内容的通俗，风格的辛辣、谐隐，语言的口语、鄙俚，实深具白话通俗文学的特色，它的存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4．跨越学科藩篱以开阔敦煌文学的研究视野
文学是时代社会的产物，特别是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地区，胡汉杂处，文化多元。在这种特殊地理、历史因素下，其创作与流传的文学，尤具地方色彩与历史特质。敦煌文学以唐五代为主体，其中经历盛唐时期与中原文化的互通、到吐蕃占领时期的隔绝、归义军时期自主的地方政权，这些政权的更替，历史社会的变迁，人民思想意识、生活文化与中原自然存在种种差异，其间文学的创作与传诵，尤能凸显时代意涵，反映社会生活，彰显历史现象。因此，敦煌文学研究，在回归文学本位的同时，也必须注意跨学科的整合，特别是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文学诠释，如陈国灿《敦煌五十八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便是利用历史学的考察，发掘有关历史的资料给予敦煌诗歌一种新诠释。朱雷《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它》利用敦煌文学作品探究唐代历史问题，都是良好的典型例子。又如朱凤玉《敦煌蒙书〈古贤集〉与中晚唐代咏史诗》（《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以敦煌蒙书中的《古贤集》为基础，从咏史诗的文学体类、蒙书的教育功能、类书的事类来源等几个面向，探讨敦煌蒙书《古贤集》与中晚唐咏史诗盛行的文化因素。可见，若能掌握诗歌内容特性，广泛吸取敦煌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敦煌社会、文化等相关之事，进行整合研究，当有所收获。
另一方面，敦煌变文或俗赋，故事是其主体，若能以同一故事为轴，打破文体的界限，将叙事诗、故事赋、史传变文、小说、戏剧等同一主题的叙事文学，加以统观，采故事学、主题学、叙事学的方法，或以传播、接受与诠释的角度展开探讨，都可为敦煌文学研究开创一崭新的课题。
5．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成果
就学术研究而言，材料的属性与特色会影响研究方法的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也会有助于研究成果的呈现与提升。敦煌文学研究基本特质是建构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因此，传统的校录、辑佚、考辨等文献学方法乃是它的基本方法。
然而敦煌文学不论是变文、俗赋等以故事主题为主的叙事文学，若能在方法上，吸取文学研究新兴的叙事学研究方法，将同一主题进行跨文类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结合史传、笔记、小说、历代咏史诗、话本、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等雅、俗文学作品，一体考察，将不失为可行的研究方法，这片园地有待积极耕耘，其成果理当值得期待。
再如敦煌文学的流传是以写本传播，与一般雕版印刷的传世诗文集不同。流传形式，形态多样，且为读者信手传抄，大抵未经编辑整饬，抄者少有编辑意识，因此不存在定本概念。王重民在《补全唐诗》“序言”便以为敦煌诗歌的整理是敦煌诗、词、变文和俗曲四种文学体裁中“数量最多，也最难整理”的一种。其实也正是敦煌诗歌传播的特色，若我们能掌握他的特色，选择适当的文学文献传播的方法，掌握“敦煌写本”的相关知识、写本时代诗歌传播的方式，进行宏观的统整研究，也许将会有创新而可观的研究成果。
汉语史研究应重视敦煌佛教文献
董志翘
董志翘，男，1950年8月生，浙江省嘉兴市人。1976年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1997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论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敦煌文书词语考释》、《敦煌文书词语琐记》、《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校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略考》等。
敦煌学研究迄今已经一百多年，百年来，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研究的范围已经涵盖宗教学、文学、史学、语言学、艺术学、考古学、科技等各个层面。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就语言学领域而言，利用大量宝贵的敦煌文献资料进行汉语史研究，已成为20世纪末及新世纪以来的新潮流，大批汉语史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汉语史工作者）徜徉其间，从最基础的文献收集、缀合、校勘、释读、整理做起，在浩繁的敦煌文书中探幽索隐、寻觅、发掘研究语料。因为敦煌文书大多为唐五代及宋初的“同时资料”，所以最先取得大宗成就的是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老一辈的学者，如王国维、刘复、姜亮夫、罗常培、魏建功、周祖谟、潘重规、蒋礼鸿、周绍良等自不待言，嗣后的自刘坚到郭在贻、项楚等，直到他们众多的弟子学生。在利用敦煌文献进行近代音韵研究、俗词语研究、俗字研究方面都有重大创获。研究的对象除了敦煌藏经洞中的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文书（如韵书、字书、训诂书）而外，涉及敦煌变文、愿文、曲子词、诗赋、小说、社会经济文书、医籍、禅籍等各个领域的材料。但是，相对而言，在中古汉语（自东汉至隋）研究中，对敦煌文献材料的重视和利用却显得不够。
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文献语言。
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可以成为语言史研究的材料，但并非所有的历史文献均具有同等的语料价值。语料的价值取向在于它能够较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各个特定时期）的语言的真实面貌，具体要求是：一、具有广阔的社会性及生活覆盖面。二、语体不过于典雅、含有较多口语成分。三、年代大致可考。四、并有一定的数量。
众所周知，东汉以降，是汉语发生极大变化的时期，因此在汉语史上将东汉至隋的六百来年间称为中古汉语，自晚唐以后称为近代汉语。自东汉至六朝，是古白话的萌芽时期，晚唐五代“文言由盛而衰，白话由微而显”（吕叔湘、江蓝生著《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语文出版社，1988年），但是，由于当时战乱频仍，文献典籍遭到严重摧毁，中土文献传世不多，加上历来有文化的人一般重“文”轻“俗”，因而其中能较好反映当时口语特点的中土文献更是凤毛麟角。篇幅较大、语料价值较高的中古中土文献：文学类有《世说新语》及刘注；史学类有《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宋书》、《魏书》；政治哲学类有《论衡》、《颜氏家训》；地理类有《水经注》；科技类有一些医书及农书《齐民要术》等。本来中古时期志怪小说十分发达，见于著录的不下三四十种，但其中极大部分原本早已散佚，经后人辑缀而成，并非古本原貌，作为语料不甚可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较有价值，但数量不多，晋人杂帖口语程度很高，但数量更少，且大都为片言只语。除此以外，中古时期的文献几乎都用极少透露当时口语消息的文言文写成。
正因为此，所以在汉语史研究中，以往对上古阶段、现代阶段的语言研究较为集中。利用敦煌文献以后，近代汉语研究也充满了亮色，中古汉语阶段的研究则一直较为薄弱。而汉语史研究跳过中古阶段，终究不是完备的汉语史，同时也讲不清楚汉语演变的来龙去脉。“文化大革命”后，虽然有很多中青年语言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古汉语，如对以上所举的中古中土文献几乎都作了很好的研究，但由于语料数量的局限，还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寻找较为集中的能较好反映中古实际语言的文献语料。经过研究者的努力，发现和开掘出了中古语言的富矿——汉译佛经文献语言。虽然从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这方面有过研究，但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直到编纂《汉语大词典》，例证中仍较少采用这类材料。
佛教最初是顺着丝绸之路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的。约在东汉明帝时，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便是佛经的汉译。这一巨大的工程从东汉开始，一直到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惟净和孔道辅先后奏请北宋朝廷解散翻经院止，前后持续了近九百年。
吕叔湘云：“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吕叔湘“古今言殊”，《吕叔湘文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赵朴初云：“释迦牟尼教化的方式是接近平民的，他说法不同于婆罗门的雅言，而用当时平民的俗语就是一个例子。”（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陕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季羡林云：“佛（还有他的继承人）对语言的态度是讲求实效的，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题目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宣传教义、弘扬大法，谁听得懂什么话，就用什么话向他宣传。违反这个规定，对牛弹琴，就是犯罪。”（季羡林：《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梁启超则早就指出：“佛恐以辞害意且妨害普及，故说法皆用通俗语，译家惟深知此意，故遣语亦务求喻俗。”（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这也就是说，佛教原典语言上的趋俗原则也直接影响到译经。
总之，从东汉至宋，汉文佛典总数达2148部，8736卷。中古时期的汉文佛典约960部，2990卷，2400万字。与这一时期的中土口语性文献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汉译佛经最初是以手抄形式流传，北齐开始石刻佛经，宋代较大规模的雕板印刷开始后，前后刊刻藏经数十种，主要的有：
宋《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五种
辽《辽藏》（契丹藏）
金《赵城金藏》
宋元之际《碛砂藏》
元《普宁藏》、《元官版藏经》
明《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嘉兴藏》六种
清《清藏》（龙藏）
1911年后铅印《频伽藏》、《普慧藏》。
佛教东传，朝鲜《高丽藏》、日本《弘教藏》、《卍续藏》、《大正藏》等。
其中后出者大多以宋刊本或其复刻本为底本印行的，也就是说，宋代的整理刊刻对当今见到的传世汉译佛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宋代的整理刊刻，难免有改动原文的可能（这从宋初整理刊刻的几部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可以看出）甚至从官刻立场出发，在语言上有改俗为雅的倾向。这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汪维辉：《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以〈世说新语〉异文为例》，《汉语词汇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9～170页。汪文主要指出《太平御览》等类书在引古本时在语言上“以雅代俗”、“误改误删”、“以今代古”三方面的问题，并归纳云：一、类书引文未必皆古本可据；二、一些六朝口语词至唐人已不晓其义，反映了词汇随时代而变迁的事实；三、唐宋人编纂类书时存在着明显的避俗趋雅倾向。）
目前人们借以研究中古汉语的汉译佛经，大多源于《大正藏》，《大正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九年（1922—1934）由日本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主持编撰的。它主要以《高丽藏》为底本（即上世纪20年代编纂《大正藏》时被人们认为最权威的一部藏经），在核对了十几种藏经版本的基础上编定，且加以断句，用铅字排印而成，因此便于使用，加之印行数量较大，易于查找。目前又有全文电子检索版，所以是目前佛教界及学术研究领域最通行的版本。其影响之大，利用率之高，可以说是此前的任何一种大藏经版本都无法比拟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正藏》的权威性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