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2年的危机有很大的曲折性，这是资本主义危机史上所罕见的。在同一次危机中，有些国家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型，即3年内发生两次下降，如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日本；有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则发生数度下降，呈现锯齿型。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2月开始，工业生产连续下降了6个月，从1980年8月起，工业生产又逐渐回升，到1981年7月已超过1980年1月的水平；但从1981年8月起，美国的工业生产又急转直下，到1982年11月，明显地超过了1980年第一次下降的幅度。8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结果，或者说是采取反周期措施的结果，这种干预使危机的发展受到阻挠，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危机终于按照自己的规律继续展开。
7.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危机
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高潮，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激光工业等一系列新部门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即将有新的突破，使物质生产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发生重大的影响。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大肆宣扬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等理论，企图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形”，它将成为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把它看成是永久繁荣的社会制度，当然也不会再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了。
那种认为新的技术革命能够改变资本主义性质、消除经济危机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不承认新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危机会发生重大的影响，也是不客观的。目前比较明显的，是新技术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发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缓和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加剧的作用。
新技术革命缓和危机的作用表现在：
①使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老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纺织等部门的比重将相对缩小，而新兴工业部门的比重和作用则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传统工业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产时，新兴工业部门却在继续增长，虽然抵消不了传统部门的生产下降，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全部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从而缓和了危机。
②促进了固定资本大规模的更新和改造，不仅新兴工业部门的固定资本要大量增加，而且传统部门也要大规模地采用新技术，更新机器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危机。
新技术革命加剧危机的作用表现在：
①加快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缩短了固定资本更新的期限，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进一步提供了物质基础。
②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使社会生产总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资本积累量都大大增加，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特别是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固然，新兴的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将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毕竟不能全部抵消由新技术革命所抛出的产业后备大军。失业的增加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引起新的动荡，而且还将使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减少，加剧了生产的扩大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趋于深化。
在技术革命的双重作用中，从长远来看，加剧危机的作用将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新技术革命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并大大推进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支配下，虽然也可能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但终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从发展趋势看，经济危机将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严重。
五、政治危机
所谓政治危机，一般以三项指标来观察和定义：
第一，迅速地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失序，政治生活的一般规则和现行制度大部分被突然打破。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所谓的“政治规则的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指人们相互之间互动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活总是被组织为一定的“制度”、遵循其规则的。因此，规则一旦失效，政治活动必然失序，政治危机就无可避免。
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当部分的高层政治领导人被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更动和替换，政治权威的来源出现短暂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可以称之为“政治权威的危机”。诚如韦伯所指出的，权威是政治生活的焦点之一。因此，政治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根本的政治危机。
第三，在这样的变更过程和失序状态中，出现了相当大范围和程度的政治暴力，这种政治暴力的使用甚至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这就是“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国家在组织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因此，一旦暴力大范围出现，甚至被合法化，必然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危机。
在上述三项指标或其中的大部分指标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是发生了政治危机。由于规则的松弛和暴力的出现，政治危机因此必然体现为治理的危机，一般都伴随有很大程度的社会动荡；由于领导人的更替和制度的破坏，政府的主要产品之一即政策，也必然发生具有某种戏剧性的转折。所以，“社会动荡”和“政策变迁”，也往往可以成为观测政治危机的重要依据。
政治危机是上层建筑的动荡，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苏联解体是政治危机的集中表现形式。
1.苏联解体简介
1991年3月27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进行了是否继续保留联盟的全民公投，78%的苏联公民赞同保留联盟，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抵制了公投。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利用公投带来的舆论优势抵制分裂势力，叶利钦等支持分裂的苏联高官们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优势，导致苏联局势急剧转折。
1991年11月16日，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宣布了10项总统令，接管了包括贵重金属生产部门在内的一系列属于中央财政金融部门的权力，剥夺了联盟的重要财源，并停止向中央约80个部提供资金。稍后，叶利钦又宣布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国家银行和对外经济银行，掌握了联盟的货币大权。
12月1日，乌克兰共和国就脱离联盟和选举总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结果99.85%的选民赞成独立。原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当选为首任乌克兰总统。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背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会晤后三方发表公报称，三国已共同签署了由三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其中宣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一切准则在三国已不再适用。
明斯克会晤公报发表后，原苏联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于1991年12月13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平等创建国。
1991年12月23日，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要他交出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发射2.7万个核弹头的“核按钮”、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等。戈尔巴乔夫把一批珍贵的档案材料交给了叶利钦。叶利钦保证戈尔巴乔夫辞职后享有包括国家别墅、汽车、警卫人员在内的优厚待遇。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他的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印有镰刀和铁锤图案的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升上了旗杆。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履行苏联终止存在的法律手续。大会代表以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言说：“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确认，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建立，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的主体即将停止其存在。”于是，阿利姆扎诺夫宣布苏联议会从此解散，代表们互相告别，各奔东西。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苏联已经成为历史。
2.苏联解体原因
（1）体制僵化
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2）改革失败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然而，戈尔巴乔夫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
（3）领导人失职
八一九事件发生后，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戈尔巴乔夫竟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4）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5）军备竞赛
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