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00多年前的世博会
陈光甫，1880年12月17日生于江苏镇江的一个商人家庭。据说他幼年体弱多病，直到七八岁才会说话。12岁时，他父亲因经商失败，带全家去了汉口，在一个“报关行”谋生。“报关行”是专门替商家向海关填写货物清单并履行纳税手续的机构。当时中国海关由英国人管理，报关单必须用英文填写，再加上英国商人在华势力雄厚，年轻人精通英文有助于个人发展，因此陈的父亲很早就让他学习英文。
陈光甫十五六岁也进入这个报关行当了学徒，一千就是七年。在此期间他事事留心，获得许多商业与金融方面的知识。比如他从出口货物中得知中国土特产销往哪些国家，从进口商品中看到中国人需要哪些洋货，从货物包装上看出运输的工具和方法，从报关行垫支的货款和缴纳的税费中发现商业融资的重要。这一切对陈光甫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
陈光甫（1881—1976）
1898年，陈光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汉口海关，从事邮政业务。他不仅工作勤奋，而且还注意到海关在录用人才、培训员工、奖励惩罚、退休养老等方面，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记得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指出：要想破除陈规陋俗，必须用“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在这方面，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由此可见，当时的陈光甫已经看到东西方社会在制度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
1904年，世界博览会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举行。早在100年前，美国向法国购买圣路易斯安娜，从而使自己的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主办方投入巨资，要把这一届世博会办成史无前例的盛会。
清朝政府接到邀请之后，准备参加这次盛会。但由于它政治腐败、思想陈旧、生产落后，所以各省送来展览的除了农产品之外，都是一些日常用品的模型。这些展品集中起来后，需要有人登记造册，再送到美国参展。于是陈光甫经人推荐，成为赴美国参加世博会的一名办事员。会展期间，他拜访了正在募集经费的孙中山。当时孙中山非常困难，陈光甫出于同情，向他捐了5美元。有意思的是，到了民国初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孙中山特意派孔祥熙给他送来5万元。
世博会结束后，陈光甫决定留在美国深造。经过一年努力，他终于进入在经济学领域首届一指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上中国会场一角。
二、民国初年的金融界
1909年陈光甫学成回国时，正值两江总督端方创办南洋劝业会，他被聘为该会外事科主任。辛亥革命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托他在苏州创办江苏银行并担任总经理。为此，他在走马上任后采取了八项措施：
第一，将总行迁往上海，以便在金融中心拥有一席之地。
第二，为了与国际接轨，引进欧美银行的现代管理模式。
第三，聘请专门人才，采用新式银行簿记。
第四，为了降低金融风险，放弃纸币发行权。
第五，设立货栈，提倡实物信用。
第六，为了吸引社会资金，开展储蓄业务。
第七，建立查账制度，提高银行信誉。
第八，培训在职人员，增强银行的办事效能。
这八项措施一反以往各省官钱局之旧习，为中国金融界树立了全新的榜样。
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因为张勋攻打南京有功，便派他担任江苏都督。张勋上任后，让陈光甫上报江苏银行的储户名单，陈以“银行应该为储户保密”为由予以拒绝。张勋怀恨在心，免去他的职务。
当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但中国的经济命脉仍然被少数外国银行所控制。这些外国银行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的大宗生意上，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则不屑一顾。另外，中国老百姓在外国银行的高楼大厦面前也有一种望而却步、不敢问津的心态。因此，所谓金融事业就成了“大人物”的专利。陈光甫发现在大银行与小百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后，便决心创办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私人银行，为普通人服务。
然而，当他与好友张公权、李馥荪商量此事时，二人都认为没有足够资本，要想办银行是绝不可能的事。陈光甫解释说，他所谓银行也是为大银行服务的，只要服务周到，就可以赢得信誉，有了信誉就可以吸收大量存款，因此这件事不妨一试。
听了陈光甫“以服务能力代替现金资本”的想法以后，张、李二人被他的新颖思想和创业勇气所感动。于是，他们齐心协力募集5万元，在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时上海共有十多家中国人办的银行，其中中国银行资本300万元，交通银行资本750万元，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少，也有25万元。因此陈光甫以5万元创办银行，是前所未有的事。
三、陈光甫的储蓄论和人才观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后，由于坚持“服务社会”的宗旨，其业务蒸蒸日上。到了1922年，在全国40多家商业银行的排名中，它的资本已经由当初的最后一名跃居第四。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飞速发展，还与陈光甫大力提倡储蓄有关。陈光甫认为：有了储蓄才会有资本，有了资本才能兴办企业，有了企业才有就业机会，有了就业机会才可以提高生活水平，才可以产生中产阶级，才可以导致民主政治。总之，储蓄是资本的源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除此之外，陈光甫的人才观也独具特色。他说：“本行所惧者为三种人：一种为害群之马，不知节俭，甘心堕落，结果身名俱败，且累及同人，面上无光。一种为无意识之马，应办之事，随意搁置，不知振作，以上海银行为过渡。一种为死马，完全被动而不能主动……”为此，他非常重视员工的选拔和培训。
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陈光甫又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在伦敦、纽约、旧金山和法国、新加坡、日本等地设立代理机构，并在香港建立分行，开展外汇业务。
第二，学习美国所谓“百货商店”式的经营方式，在提倡工业金融、农业金融和平民金融的基础上，使银行业务突破了商业范围。
第三，仿效美国信托公司的经营模式，在银行成立信托部并开展相关业务。
第四，模仿欧美各国的保险制度，成立大华保险公司和第一信用保险公司。
第五，为了填补国内空白，在银行设立旅行部，开始涉足旅游事业。
20世纪初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四、20年代的中国旅游业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旅游业非常落后。当时有三家外国公司涉足中国旅游业并代售中国火车票：一是英国的通济隆公司，二是美国的通运公司，三是日本的国际观光局。有一次，陈光甫去买车票，没想到售票小姐居然因为与男朋友聊天，让他在柜台前足足等了十分钟左右。当陈光甫两手空空离开售票处时，他产生了创办中国旅行社的念头。
在此前后，美国一家轮船公司为了招徕顾客、拓展业务，发起一次环游世界的旅游活动。一时间，美国名流学者、富商巨绅纷纷报名参加。但是，当这艘轮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后，游客们却只能在“露天通事”（即略通“洋泾滨”英语的导游）的带领下，逛一逛城隍庙便匆匆离去。
陈光甫发现，这些“露天通事”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却把上海城隍庙吹得天花乱坠，说它是中国的名胜古迹，从中可以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一来，上海城隍庙便成了中国的一个旅游招牌。陈光甫认为，上海城隍庙根本不是中国的风景名胜，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如果让这些外国游客只是逛一逛城隍庙就匆匆离去，那么这趟不远万里的中国之行就会给他们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这是陈光甫创办中国旅行社的又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也促使他下定决心，创办一家属于中国的旅行社。陈光甫是个酷爱旅行的人。有一年年底，他在徐州火车站看到许多乘客聚集在月台上等车。当时正是半夜三更、天寒地冻的时候，许多妇女儿童在刺骨寒风中冻得发抖，这种情景深深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他想，如果能在车站附近能有一间遮蔽风寒的大屋子，再配备一些长条凳和热茶水，让旅客有个暂时休憩之所，岂不是件好事？
陈光甫的这一想法，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思想完全一致。
五、中国旅行社的成立
1923年，有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西南边陲昆明举行。陈光甫认为，与会人员一定需要旅行服务，便主动与会议组织者联系，表示可以派训练有素的人员到车站、码头接送，还可以提供舟车、食宿等方面的服务。与此同时，他还向交通部提出申请，要求代售京汉、津浦、京绥、京奉、沪宁、沪杭甬等六大路线的火车票。
为了适应上述变化，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增设旅行部，专门从事这项业务。旅行部开业后，很快在北京、天津、南京、汉口、苏州、镇江、济南、蚌埠、奉天（沈阳）、无锡等地成立分部，并将售票业务扩大到公路、水路和航空领域。旅客只要购买他们的客票，就可以放心上路，沿途的吃饭住宿与行李托运，都由他们经办。
1924年，陈光甫又出新招，在银行推出旅行支票的业务。当时中国货币尚未统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都有各自的流通区域，所以使用起来极不方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旅行支票问世后，因为在全国各地都可以使用兑现，再加上万一丢了还可以挂失，因此很受欢迎。除此之外，凡是为旅客服务的事情，比如组织团体旅游，发行旅行杂志，为出国留学生代办手续等，旅行部都可以提供。
旅行部成立之初，出现入不敷出、连年亏损的状况，许多股东和职员纷纷提出应该叫停，但陈光甫却不为所动。他认为，旅行部虽然收支失衡，但是却因为服务至上的原则，颇受社会好评，这种广告效应可以为银行带来更多客户。
1927年，正当北伐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之际，陈光甫为了谋求迸一步发展，从银行拨出5万元，将旅行部正式改组为中国旅行社。
中国旅行社成立后，不仅代售车票、船票、机票，就连上庐山乘坐轿子，游西湖雇用车船，也在其服务范围之内。除此之外，陈光甫还着手办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为了发展旅游事业，中国旅行社组织各种旅游团体，鼓励国人游览本国名胜或出国观光旅行。
第二，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中国旅行社代办轮船与铁路的货物联运。
第三，为了向旅客提供食宿条件，中国旅行社在各地设立分社和招待所。其中有西北大厦（兰州）、洪都招待所（南昌）、西京招待所（西安）和首都饭店（南京）。后者有“设备新颖、建筑宏丽”的美誉。
第四，为了方便旅客，向他们介绍风土人情、名胜古迹、食宿条件，中国旅行社编印了《旅行手册》，并创办了《旅行杂志》。
六、陈光甫与中国政治
作为一位著名的金融家，陈光甫与近代中国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早在北伐战争期间，他就以“苏沪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帮助蒋介石发行国库券与公债13600万元。所谓“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团支持”的说法，显然与这件事密切相关。
抗日战争前夕，陈光甫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了“白银协定”，从而稳定了中国货币。抗战爆发后，他认为在此民族存亡之际，银行能保存一分资金，就是为国家增添一分元气，为抗战增加一分力量。不久，他又与美国政府经过磋商，在“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1941年，他担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为在战时稳定法币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谓资本主义之经济已演变为福利经济。”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提高人民之生活水准定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美国援助。这种援助不但要体现在资金、技术和科学方面，而且应该包括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他拟定《战后国内外业务扩展计划》，希望为中国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陈光甫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1949年陈光甫出走香港，1954年定居台湾，并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银行总管理处。与此同时，台湾“中国旅行社”也重新注册成立。尽管如此，当年辉煌已经无法再现。1976年，陈光甫在台北逝世，享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