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四大公子”，是指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一说段祺瑞之子段宏纲）、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一说张謇之子张孝若）和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对于张学良和袁克文，世人早有臧否；但对卢小嘉和张伯驹等，人们则比较陌生。日前买到一本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张伯驹词集》，定价2.15元，便宜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对张氏有了进一步了解。
关于张伯驹，张中行在《负暄琐话》、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周简段在《神州轶闻录》中均有介绍。行公（张中行）有收藏文物的雅好，因此他不仅坦称“最初知道张伯驹是由于对古书画有兴趣”，而且还罗列了伯驹先生的收藏，如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和杜牧《张好好诗》等稀世珍品。不过，他写张伯驹的缘由，却是有感于人生的巨大变化，觉得像张这样从小在锦绣堆中长大，后来却备受冷落的人物及其命运，是很耐人玩味的。至于伯驹先生在词学方面的贡献，行公虽然有所提及，却说：“我像是在谁的书房里见过他的词集，确切情况想不起来了。”
相比之下，邓云乡先生则以《丛碧词》为题，对张词作了中肯的评介。“丛碧”二字来自乾隆御书“丛碧山房”的横额。这横额为伯驹先生收藏，所以他不但以“丛碧”为表字，还以“丛碧山房”为室名。邓先生说，他所依据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北京沦陷后的刻本。我以为尽管该书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弥足珍贵，但由于所收作品有限，不足以一窥词人全貌。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后来移居海外。他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香港发表专栏文章，拥有“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北京的权威”之美名。我手头的这本《神州轶闻录》中有两篇是写张伯驹的。第一篇《文人才子张伯驹》，对其身世、专长和爱好作了介绍，其中提到张在“七七”事变后被伪军绑票、索洋百万、受困于匪窟八个多月的事，读来颇具传奇色彩。第二篇《张伯驹与余叔岩》，是写二人友谊的。一个是豪门公子，京城名票，一个是谭派传人，须生泰斗，他们半师半友的奠逆之交，“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留下难忘的一页”。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看看作者对张词的看法。遗憾的是，周先生虽然把张誉为“李后主、晏几道、纳兰容若一脉传流下来的词学大师”，却不知因资料不足还是篇幅有限，文章刚开了个头便收了尾。由此可见，我所买的这本词集，由于收集了作者一生中的千余阕精华之作，又是词人弃世前的自定稿，所以它的价值及其带给我的愉悦，就绝不仅仅是省了几块钱而已。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湖南提法使等职。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奉派办理北洋军后路粮台，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力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1917年张勋复辟，他又参与其中，任内阁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尚书。为此，他获罪下狱，出狱后便离开政界，全力投身于金融事业，担任了盐业银行经理和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捐资创办过香山慈幼院等社会福利事业，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一个人物。
20世纪30年代，票友张伯驹参演京剧《四郎探母》。
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20世纪的风云变幻结合起来，张伯驹一生的悲剧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他生于1898年，自幼天性聪慧，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民国初年，他在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受训，并由此而进入军界。“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鞍佩剑，意气何其豪横”（《秦游词·自序》），就是他年轻时代的生动写照。然而，他的人生理想却不是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所以曾屡有“悔觅封侯”的嗟叹。“而立”之后，他先后担任盐业银行总稽核、两京盐业银行经理、上海盐业银行常务董事等职，走上子承父业的道路。尽管如此，他的兴趣依然在非功利的文化方面，除了收藏、戏曲等爱好外，又迷上了诗词。抗日战争中，他身陷匪窟，夫人潘素（画家）竭尽全力，凑了数十万元才将他赎回，然后就是“中年避寇，再居关中，兵火之余，仅存书画，托迹商贾，聊供菽薪”（同上）的逃难生涯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他才摆脱上述不幸，在大学里致力于诗词的教学、创作和研究。从此，他以一个典型的文化人身份，迎来政权更迭，并唱出“万紫千红，都过眼、换了一庭新绿”，“韶华依旧，春来去、送尽兴亡如许”，“休忆梦里霓裳，富贵应难长保”（《丛碧集》）等诗句。可惜好景不长，到1957年，他已经步入“花甲”之年，却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放逐东北，尝够了“机心常懔人言畏，世路如登鬼见愁”（《春游词》）的况味。可贵的是，在逆境中他能以“穷边绝塞……亦有助于词境”的放达和“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的感悟，写下《春游词》一百余阌。其中，“只解风流不解禅，行云流水送余年，忍将泪眼对江山”等喟叹，道出他内心的极度苦闷。
20世纪70年代初，这位古稀老人经历“文革”劫难后再一次来到西安，寄寓女儿家中。在“回首春游梦一场”、“独抱幽香世不闻”的孤独中，又写了《秦游词》近百阕，抒发了“问有愁来多少，深如江水难量”的无限惆怅。词人在《跋》中还说，他之所以用“秦游”名之，除了为与地理吻合外，桃花源中“犹是秦人”乃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年的一位贵公子，50年代曾经向政府捐献了许多国宝的大收藏家，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真是令人扼腕。就在这面世无路，遁世无门之际，他意外地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使他顿生“人事之变靡常”的感慨。遗憾的是此时他视力大减，看东西若隐若现，恍若隔层纱帘。于是杜甫那“老年花似雾中看”的名句，又让他觉得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仿佛“既在雾中，又不在雾中”。这就是他以词来寄托这种似雾非雾的人生体验，并自命“雾中人也，词亦当为雾中词”（《雾中词·自序》）的全部原因。
尽管是老病缠身，重返北京后的张伯驹在诗词创作上依然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1974年，他填词二百余阕，以《无名词》集之，取“不以无名而求名好名”之意，并下决心“此后不再为词”；但第二年又因逢年过节，看花游山，友人征求等原因，仍有百余阕问世，故名之日《续断集》。晚年的张伯驹喜读佛经，而且“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又都不如意”，所以在回首往事时，总是备觉凄苦。正因为如此，才使他的词继承了古代“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的优良传统，从而更富有生命力。
伯驹先生于1982年逝世，享年85岁。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与他是忘年交，对其人其词都有深切了解。周早年为《丛碧词》作跋，曾有词以李后主始，而以张伯驹为殿的惊人之语。这一次，他又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说：“其人重情，以艺术为生命”，其词在“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竟似天成”。这评价虽不多见，但细读张词，却并非过誉。
1996月2月13日
附记：1998年我去上海拜访邓云乡先生时，他说周简段实无其人。这个名字其实是当年根据海外统战的需要，由几个人合用的笔名。邓还说，他在80年代初也参与这类工作，对于当年的应制之作，他深感无奈，也很不满意。
2000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