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戚尽管只是一个高级服务员，可深谙政治斗争的真谛，打蛇一定要打到死。李沐等人再次弹劾，要求让赵汝愚奉祠省过。就是说，剥夺赵汝愚的政治权力，暂停一切权力，只授予宫观闲职，全心全意地反省。
赵扩同意了。
赵汝愚从权力之巅一跤摔了下来，直达底层。至此，韩侂胄终于松了口气。他报仇了，也安全了，剩下的就是开始享受生活。
他庆祝得太早了，完全没料到刚刚惹的是什么祸。按常理来说，帝国首相的更替再常见不过，南宋自开国以来，四朝君主除了那个疯了的之外，哪个都像按季节换外套一样，几个月、半年就换一个，每次都波澜不惊。
可这一次，居然闹到了天翻地覆的程度。大臣们、太学生们、名士们、侍从们从四面八方跳了出来，不要官职不要性命不要脸面地群起反抗，挺赵汝愚贬韩侂胄。
震惊过后，韩侂胄迅速透过现象看穿了本质。赵汝愚何德何能，一个只当过几年枢密使、六个月首相的人，对帝国有什么贡献，对官僚有什么影响，那张与生俱来的臭嘴，外加刻薄寡恩的性情，根本让他得不到哪怕一个真正的盟友。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完全因为一个原因——道学、朱熹。
与其说这些人在挺赵汝愚，不如说他们是在为道学、为朱熹正名。意识到了这一点，韩侂胄冷笑：一群不知所谓的书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自信，面对皇帝都敢指手画脚，命令之呵斥之；面对权臣更加放肆到敢于反抗，敢于丑化！
很好，那就见个真章吧。
韩侂胄命令言官们火力全开，针对所有敢于上书言事的人，不管是官员、太学生、名士，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贬职远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著名的“庆元六君子”，也就是被远徙的六个太学生；更出现了某官被御笔贬职流放，赵扩本人却不知道的事。
奇妙的是，韩国戚的御笔露馅了，赵扩却不追究。
到了这地步，任谁都应该绝望了，韩国戚与皇帝成了同伙，世间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撼动这对组合。可偏偏事情就反常了，反对派们一点儿没屈，仍旧前仆后继地往上冲。
这让韩侂胄警醒，打击的力度必须加大。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继续揪住赵汝愚狠打，打到赵汝愚死。实际操作是由胡纮出面，揭露赵汝愚“自称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准备挟持太上皇赴绍兴，称绍熙皇帝”。这里的太上皇指的是赵惇。
不同于上次的三大罪名，那些是史实所承认的。这回是赤裸裸的诬陷，完全是无中生有。韩国戚达到了目的。赵汝愚在当年的十一月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寒冬时节，赵汝愚孤身上路，他先是受了些风寒，又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受到了州守钱鍪的百般羞辱，第二年正月十八日突然死亡。
有说他服药暴卒的，也有说他中毒死的。
史料缺失，无法证明哪一种说法是对的。但他终究是死了，韩侂胄从根本上消除了来自他的威胁。皇亲与国戚的争斗告一段落，余波却远未平息，居然有无数人怀念追忆赵汝愚，并因为他的意外死亡而火冒三丈，认为韩侂胄不仅卑鄙狠毒，还毁掉了南宋振兴的未来。
这实在让韩侂胄费解，也让后世读史的人想不通。赵皇亲到底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
历数功绩，无非是内禅而已，那还是赵彦逾、韩侂胄两人跑东跑西，他坐镇中央而已。除此以外，几年的枢密使、半年的首相，从哪儿论也没什么成就。
面对一波一波没完没了的弹劾、抗议和小人、卑鄙之类的谩骂，韩侂胄终于怒了。作为一个长期在内廷工作的高级服务员，他还真的不熟悉外廷的政治生活气氛，不知道道学家是种什么生物。他居然敢于选择牙血相还，变本加厉。
第二件事，搞死朱熹。
圣人·朱被赶回原籍，闲职宫观，看似风光不再，可斯文还在，光环还在。很好，继续恶搞。言官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再曝出来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往事，以及他儿子死了多年，足不出户的儿媳妇居然怀孕了……从根本上破坏圣人形象。
很成功。
简直正中圣人这种人存在的死穴，别说是圣人·朱，就算是圣人·孔，当年不过是多看了几眼美女，学生子路就火了，搞得第一圣人赌咒发誓，如有奸情，“天厌之，地厌之”。何况圣人·朱是有前科的，他在官场上做过的事很不受人待见。
著名的南宋文人，《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在《夷坚志》庚卷第十里记载，朱熹在孝宗时期曾任提举浙东常平仓，与早年相识的台州知府唐仲友较劲，一定要扳倒对方，罪名是与歌妓厮混，有辱官体。这位歌妓名叫严蕊，她不愿违心指认，结果被朱熹下狱痛打，再发配痛打，直到岳飞的儿子岳霖提点刑狱时巡查，才揭露出这件事。
严蕊求自便，岳霖令她以一首词为状。这首词是：“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放了她，并且许她从良。
这首词迅速流传开，圣人·朱迫害同僚，痛打逼供弱女子的恶行也随之风行天下。有这样的前科，哪怕有再多的道学门徒为他辩白，那些丑事也无法彻底撇清。
圣人·朱很痛苦，在郁闷中还得写奏章认罪，哪怕是有选择的部分认罪。他清楚地知道必须得这样做，不然赵汝愚的下场就是他不久的将来。韩侂胄是个非常合格的政客，懂得与其费死力消灭一个人的思想，不如消灭一个人的肉体更彻底。
圣人·朱很聪明地尿了，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他的身体出了状况，几个月之后就生病去世。他的死应该不算什么意外，毕竟年岁很大了，年过七十。可是后果仍然很麻烦，他的众多弟子、同道者、同情者风起云涌、前仆后继地为他办丧事。
伺机报仇。
他们认定了是韩国戚害死了朱熹。圣人不能白死，韩侂胄必须为此负责！付出代价还不够，得永远地把这个敌人刻在耻辱柱上，万年不得翻身！
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翻阅《宋史》想找韩国戚的话，在正常的官员列传中是找不到的，要到最后几篇的极特殊人物群落里去仔细搜，才有可能发现。
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韩侂胄郁闷地待在那儿，与万俟卨、丁大全、贾似道为伍，排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后。在他们的前面，是两宋的各大名太监，再向前很多排，才是伟大、光明、正确的道学家集团。这些韩国戚都不知道，他被眼前的局面搞得怒不可遏，也没法遏。
想生存下去，只有与道学集团不共戴天。
作为韩琦的后人，韩侂胄不缺乏斗争基因与凶狠基因，为了根除后患，他使出了第三招——伪学党禁。
先把道学定为伪学，道学家都是伪君子。这事儿可以从孝宗时代开始追溯。那时的朱熹等人就很让孝宗恼火厌恶，直接导致了朱熹第N次的归隐。这时上纲上线，把伪学晋升到伪党，由伪党再提升到逆党，道学派全体成为了违禁品。
一声令下，天下遵从。
基层工作从科考抓起，从这一年科考起，试卷只要稍微涉及义理就成废卷，《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中层规定但凡是道学门徒一律不得担任京官，历年考进来的各科进士、太学生等要查清楚是不是“伪学之党”。官员推荐、进士结保等环节要在有关文件上特别注明“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等保证。
在高端，事情是最严重的。北宋元丰榜、元祐碑的死灵复苏，韩侂胄列出了伪学逆党名单。其中有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他官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太学生六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与道学无关，之所以榜上有名，都是因为参与了反韩同盟。
这次党禁在南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称对南宋的伤害无与伦比。原话是“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照这话，仿佛孝、光两宗朝里的士大夫都很积极向上，没有不作为的，更不会整天清谈。是韩侂胄的党禁之后，才败坏了天下风气，谁都不敢干工作，不敢说话了。
奇妙呀，韩国戚难道是秦相公转世？
两宋间只有秦相公才有这么大的威力。韩侂胄的所谓党禁，除了赵汝愚、朱熹两人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时候的死亡之外，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也没见谁进大牢受大刑，为时也不过七年，与北宋元丰、元祐党人动辄几十年不死不休的争斗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何况在斗争的后期，韩侂胄表现得非常宽容。据记载，一个叫赵令宪的官员受邀去韩府拜访，仓促间把正在阅读的经过朱熹批注的《论语集注》放入袖中，施礼时这本书落在了地上。赵令宪心惊胆战以为大祸临头，韩侂胄却只是报以一笑。
或许在韩侂胄的心中，道学之流只是些不值一提的跳梁小丑吧，痛打之后扔到一边，时过境迁不必再理会就是了。
那么，凭什么说是韩侂胄把南宋从根到梢搞到腐烂的呢？
把所有的敌人都扳倒之后，韩侂胄环顾四周，有了点小迷茫。当初只是因为心中不平，受不了闲气，才与赵汝愚叫板。谁承想开始之后欲罢不能，一路斗下来前方再没有拦路的了，于是抬眼一望，发现了个现实。
自己居然成了第一权臣！
这个结果让韩国戚有些不适应，毕竟他的官途长跑并没有从开始时就确定了权臣终点站，可是既然达到了，谁舍得再离开呢？韩侂胄牢牢地攥住了这来之不易的权柄，下定决心谁也不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