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新年过后，清朝皇室成员已在紧张地为逃亡作准备。1月18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一条报道如下：
王公们与太后在今天（1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没有采取明确的行动。因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身有微恙，关于皇帝退位主题的讨论要拖延到星期五（1月19日）……北京和奉天（Mukden，沈阳的旧称）皇宫中的大量珍宝正在出售。在北京，许多美国与欧洲的代理商正在洽商购买事宜。众多王府甚至包括紫禁城正在以类似的方式枯竭。奉天是清国以前的首都。那里的皇宫是一座博物馆，藏有大量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
随着事态的进展，一直在关注中国改良与革命进程的西方列强对待革命者的中立立场由倾向于反对转为倾向于支持。1911年12月24日，南北和谈期间，日本召开了一次内阁秘密会议，许多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有出席，其中包括已经两度担任首相并将在次年再度当选首相的桂太郎，他们极为认真地讨论了中国的局势与未来。根据《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在次日撰写的一篇题为《列强接受中国共和》的文章的记录，这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选择共和政体已全然不可避免。“多数列强显然顺应了当下局势。日本与英国都宣布无意通过任何方式对中国进行任何干预，更不用说迫使中国选择何种政体。北京的帝国政府的唯一选择是，屈服”。
1912年1月5日，对列强的态度十分了解的孙中山在南京向列强发布了一项英文声明。他先是在声明中解释反清革命的必要性，称当下局势是满族暴政的结果，“非实行革命，不足以荡涤旧污，振作新机”。而后，他要求列强在中华民国政府与清政府之间作出抉择，以进一步孤立清政府。他表示，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所借的外债、所让与的种种权利，民国政府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不变更其条件。而革命发生之后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所借的外债、所让与的权利，民国政府均认为无效。
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身份只是派系复杂的革命力量的权宜之计。在皇帝迟迟不逊位、南北和谈陷入僵局之时，他成为革命派的众矢之的。
1912年1月23日，身在上海的美国著名记者米勒德在一篇题为《中国起义军正在争吵》的文章中写道，因为忽视袁世凯的要求而陷入的僵局使共和者们（The Republicans）面临分裂的危险。在南北和谈的第二阶段，直接与袁世凯进行谈判的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强烈抱怨孙中山忽视已经达成的协议的行为”，因为孙中山在当选临时总统之时曾承诺在必要时退位让贤，让袁世凯当选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之后，被外国顾问们——主要是日本人——重重包围。很多具有野心的共和者以及激进的政治暴发户们开始察觉到一个保留权力的机会，并逐渐转变其态度。每当伍廷芳与袁世凯达成一项协议，孙中山都会提出新的条件……个人野心现在凌驾于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上……孙中山的到来给局面注入了阴谋元素与动荡的因子。他个人是否应该对此僵局负责或者他是否被顾问们错误地引导尚不确定……共和的将军们之间的分歧与日俱增。中国商界渴望袁世凯成为政府首脑”。
两天之后，即1月25日，袁世凯等人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大清王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次日，孙中山辞职。2月15日，袁世凯当选总统。
对于大清王朝的灭亡，在1793年访华的马嘎尔尼勋爵说过的一段话或许可以被理解为预言。1807年，英国政治家约翰·巴罗爵士——他是访华使团成员之一并兼任副使斯汤顿年仅11岁的儿子的数学老师——将这段话记录在他为马嘎尔尼编著的一本文选之中。
1808年9月份的《评论月刊》对这段话亦有摘录，大意是：“中华帝国（The Empire of China）是一艘破旧而疯狂的军舰。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幸而接连有几位能干而谨慎的船长，才能使她继续漂浮在水面上。她仅凭巨大的外观就足以震慑邻国。但是，如果碰巧由一位不称职的人来掌舵，这艘船的纪律和安全就将荡然无存。她可能不会马上沉没。她可能会像一艘失事船那样在海上漂浮一段时间，然后冲向海岸，撞得粉身碎骨。她绝不可能在原来的基础上被重建。”
然而马嘎尔尼的这番话并未尽善。如果把“中华帝国”比作一艘“破旧而疯狂的军舰”的话，那么，“海风”即是不容忽视的时势（马嘎尔尼说这番话的时候，军舰尚需借助风帆之力航行）。在此时势之下，只有两种结果：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至少在十一二年前，当时我尚未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就已经萌生了通过分析和整理一两百年前的新闻报道来梳理历史的想法。当时打动我的是我在图书馆查阅新闻史资料时看到过的一些老照片，它们是一百多年前的西方记者们的杰作，记录的是中国晚清时期的历史，其中不乏血淋淋的行刑场面。刊登老照片的那本书的书名我已经忘记，没有忘记的是那些照片带给我的冲击。
通常一个想法出现之后，如果不立即实施，那么它可能很快就会潜伏到记忆的最深处，乃至完全被遗忘，就好像它从来就不曾出现。对于像我这样疏懒成性的人来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沉睡多年的想法如果被唤醒，一般都是因为发生了一件或几件巧合并且力量大到足以让沉睡者无法继续沉睡的事情。
两年多前（2008年），在为撰写《蒙古帝国》一书而查阅英文资料的过程中偶然看到的一篇出自19世纪英国著名记者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笔下的关于清朝皇室趣闻的报道（见本书第九篇），即是唤醒撰写此书想法的偶然性事件。撰写本书所用的外文报道资料自那时起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查阅并整理。
但真正有序地整理外文报道资料，是始自一年多以前，在《蒙古帝国》书稿基本结束之后。因为在资料核实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大量的外文原始资料被舍弃。这些被舍弃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试图搭建的结构。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将它们充实到书稿之中。
我给本书稿确定的书名是《晚清残录——西媒视界中的王朝末日》。“晚清”、“王朝末日”二词限定了本书的时空范围。“西媒视界”一词限定了书稿资料的主要来源。作为对时代的实时记录，新闻报道可能成为最为鲜活的史料。“残录”一词限定了本书的重点在于尽力还原一些历史片段，而非完整而系统地对历史进行解读，同时，“残”字亦可传达帝国末日的凄凉感。
之所以在这里对原书名予以特别交代，是因为我不能确定书稿出版时的书名。在一般情况下，书稿交与出版方之后，出版方大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重新定义书名，比如，在若干年前，我撰写的以探讨美国过度扩张为主要内容的书稿《失控的帝国》在出版时即更名为《美国沉没？》。于出版方而言，重新定义书名或有助于挖掘图书的市场价值，拉近读者与图书之间的距离；于作者而言，原书名则是全面展示其想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此为后记。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提供了大量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法国的黎征女士所提供的帮助。
特别感谢当当网副总裁王曦先生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同时感谢胡劲华先生及责编吴春艳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们，尤其是我的妻子。在无边的黑夜里，他们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凌沧洲（著名作家、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
100年前，满清帝国之崩溃，确实是内外合力的作用。一头庞大的怪物倒下，总会激起尘埃，并且伴随着后续震荡。
历史上总不乏预言家，比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19世纪中叶就预言，不出50年，帝国将抽心溃烂。溃烂乃至溃败既不是改良派也不是革命派造成的，仅仅是满清帝国摇摇欲坠，革命党人推了最后一把，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枪声为这垂死的帝国压上最后的稻草。
今天的中国，人们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但是辛亥革命的追求和梦想究竟实现了多少？有几人发问？今天的学界，据说遗憾晚清立宪未成的声调渐成主流。而在我看来，立宪未成固然可惜，但满清帝国确实没有立宪的土壤，即使当时勉强君主立宪成功，中国也未必不在20世纪的中期像伊朗和阿富汗一样干掉君主，何况正如赵烈文等人的说法：“本朝开国太过残暴血腥。”
天朝比起沙皇俄国的崩溃，还多一层红肿的溃烂之处：那就是历史记忆深处民族征服的伤口。所以，俄国君主制崩溃，短暂共和立宪，旋即走向极权，按索尔仁尼琴的象征写法是红轮滚滚，中国的君主制崩溃，却是黄轮滚滚。不久，中国也迅速赶上了俄国的节奏，在巨大的黄轮边缘涂上一抹血红。
今天检讨晚清残局，回看晚清夕阳残照，对20世纪三股激荡的文化思潮看得更加清晰：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最终激进主义占了上风，笼罩整个20世纪中国，其历史链的演进，相信许多人看得分明。
请我们今人，不要把制造持续不安的动荡和后续黑夜的责任，推给那些弯弓射杀晚清残阳的辛亥革命志士，“黄花岗的烈士地下有知，能否原谅我们？”
正如莎士比亚式的台词会说：痛苦，长久的痛苦，让我们帮助帝国结束长久的痛苦吧。假如我们穿越时空，恭逢晚清帝国即将溃败，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在看透其冥顽不化、拒不立宪、拒绝把“满清皇室万世尊戴”的极端权力还给人民的面目后，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帮满清王朝终结他的痛苦，把他扭曲变形的丑陋残躯尽快安葬，防止他的专制阴魂复活。然后，引入浩荡的人权、自由、民主西风，除此，身在帝国晚年的人们还能做点什么？！
[1]《清实录》
[2]《清史稿》
[3]《钦定大清会典》
[4]《筹办夷务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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