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原名孙文，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西方媒体普遍称他为孙逸仙（SunYat-sen）。为避免称呼混乱，西方媒体的报道中的“孙逸仙”之名，在本书中统一替代为“孙中山”。
《清史稿》仅有两处提及这位革命家。一处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辛卯（1898年9月25日），命逮文廷式，捕孙文”。另一处是“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1904年6月21日），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这两处都将孙中山与“戊戌变法”人士相提并论。
于这两处，《清实录·德宗实录》都有相应记载，而且内容更有意思，特摘录如下。
1898年9月25日，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上谕刘坤一等：“孙文一犯，行踪诡秘，久经饬拿，迄无消息。著刘坤一、边宝泉、谭钟麟、黄槐森赶紧设法购线密拿。务期必获，毋任漏网，致滋隐患。”
1904年6月21日，慈禧太后懿旨：“本年七旬万寿，叠经降旨施恩，京外臣民无不均沾闿泽。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
西方媒体对孙中山的报道颇多。最早的报道始于1896年10月。当时，孙在伦敦遭清政府间谍绑架。这起事件引起西方媒体极大关注。孙中山则充分利用了媒体关注的机会，向西方人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1896年10月22日，英国伦敦的《世界报》（The Globe）刊登了孙中山被捕的消息。10月23日的《利兹莫丘利报》转发了前者披露的内容：
去年11月，清朝政府得到了一个秘密抓捕两广总督的情报。这个密谋的终极目标是推翻大清王朝。反叛者们声称，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国在过去几百年明显变得更糟糕，除非这个王朝被推翻，否则国家事务没有改善的希望。反叛者们将抓捕两广总督（时任总督谭钟麟）作为实现其革命目标的重要的第一步。
为了抓捕这位总督，他们将四百名劳工从香港送往广州。而这个秘密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泄露。这些苦力抵达广州似乎太早了。官方起了疑心，结果是十五名头目被逮捕并被斩首。其他人似乎逃跑了。一位名叫孙中山的绅士逃到了美国。他是一名医生，在香港很有名。后来，他来到了伦敦，在格雷旅馆路（Gray's Inn-road）附近租了住处。星期六，他出了家门，但没有回到住处。据说，他已经被绑架，并被带到了中国公使馆。
同日的《利兹莫丘利报》还转发了伦敦《中央新闻社》对这起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
《中央新闻社》证实了《环球报》特稿的真实性，并且称，英国政府和英国警察在这件事上都无能为力。孙中山已经被囚禁接近两周。他的朋友们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幸运的是，他有几位朋友在伦敦。他的朋友多数在美国。
根据伦敦《中央新闻社》的调查，1895年抓捕两广总督的行动失败之后，共有11名头目被捕，所有人都招了供，但招供之后都被斩首。孙中山被认定是这次阴谋的最高首脑。在他离开香港前去美国的途中，政府间谍一直尾随，跟踪到了伦敦之后才下手。
1896年10月11日，星期日，孙中山正在伦敦波特兰大街上行走之时，两位华人突然过来搭讪。他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与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有关联，于是就跟他们聊了起来。这两个人邀请他去他们的住所喝茶，他毫无防备地接受了邀请。不幸的是，这两个华人的住所就是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孙中山被关押了起来。
伦敦《环球报》和《中央新闻社》披露这起事件之后，西方媒体媒体纷纷进行转载，比如，英国的《每日新闻》、《利物浦莫丘利报》、《图片报》，美国的《旧金山报》、《纽约先驱晨报》、《夏威夷公报》、《纽约时报》，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阿尔戈斯报》以及《西部邮报》等。
这起国际性事件的最终结果是，10月23日，孙中山被释放。10月24日，伦敦《每日新闻》用一整版报道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其中有关孙中山被释放的过程的内容大意如下：
昨天下午5点，孙中山重获自由。这是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进行营救的结果。在过去这些天里，孙中山被强制关押在波特兰大街上的中国公使馆中。被关押者的朋友坎特利博士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内政部长里德里爵士，后者与外交部（当时的外交大臣由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兼任）作了沟通。最终，英国首相严词要求中国驻英大使立即释放孙中山。在与北京电报沟通之后，中国公使馆很快释放了这名囚犯。
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中国公使馆成为关注的焦点。使馆门口和对面的走道上聚集了一些人，而两三位摄影师已经将照相机已对准了公使馆的窗口。大家已经知道孙中山将要被释放，都想一睹其风采。
最终，孙中山在伦敦警察厅贾维斯探长（Detective Inspector Jarvis）和政府代表的陪同下从后门离开。他立即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主题。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住进了他的朋友坎特利博士的家中。坎特利是香港西医书院的院长，孙中山在医学院学习期间与他成为了朋友。当天晚上，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对孙中山进行了采访。两个人有对话如下：
“对不起，坎特利博士还没告诉我您代表哪家媒体？”
“《每日新闻》。”
“那么，”孙中山脸上带着微笑，“我将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东西。”
在说话的同时，他拿起了半张报纸，上面有用墨水写就的一行字，内容如下：
“这条讯息将告诉公众，我，孙先生，已经被中国公使馆绑架七天，并将从英格兰偷偷运往中国处死。任何捡到这张报纸的人，请将它送到德文郡街（Devonshire-street）46号詹姆士·坎特利博士处，以期营救。”
报纸的背面也写了几个字：“请看另一面。”
“那就是你被囚禁时写的？”
“是的。我把它扔出了窗户。”
武昌革命爆发3个月之后，清王朝行将就木之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公使馆看守孙中山的狱卒乔治·科尔（George Cole）在了解这名囚犯的背景之后，曾经三次帮助他传递消息给坎特利。
可以确定的是，这起事件引发的舆论关注会让孙中山进一步评估利用西方媒体的可能性。事实上，通过查阅西方媒体对孙中山的报道可以发现，1896年10月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孙中山基本没有出现在西方媒体的视野之中，而在此之后，他成为了西方媒体的宠儿。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双赢的默契合作。西方媒体可以通过报道这位神奇的政治领袖而增加报刊的卖点，孙中山则借助西方媒体的资源宣传其政治理念，并通过这种方式网罗同道。
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孙中山不失时机地向西方人解释了“兴中会”，展示了清朝政府的残暴。
在前文提到的两位在波特兰大街与孙中山搭讪的人之中，有一位自称姓唐。孙中山被关押之后，这位唐姓者曾去探望孙中山，并告诉他一个消息，如果公使馆不可能将他活着偷运出境，就会先杀死他，然后在他的尸体上涂油以防腐，然后运回中国再度执行死刑。孙中山将唐姓者所言告诉《每日新闻》记者。
“对死尸执行死刑？”我忍不住惊呼。
“噢，是的。”孙中山回答说，“清王朝的惩罚不放过死者。”
“你是白莲教成员吗？”
“噢，不，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组织。我们是一个新的组织，仅限于教育华人，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海外。”
“你们组织的一些成员已经被处死了吗？”
“是的，大约十二个。在清朝，他们砍掉一切冒犯清廷的人的头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