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法联军入侵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之下，清朝统治者切身体会到政权灭亡的危险，开始考虑挽救统治生命之道，最终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兴起了洋务运动，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景象。不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证明，所谓“中兴”，根本只是幻象而已。
而洋务运动的苗头，实际始于咸丰统治末期，其直接动机在于剿灭太平天国。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太平天国缓和了清廷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甚至成为二者媾和的粘合剂。
但《清实录》记载的一道上谕可以说明，即便是在“借夷剿贼”这个问题上，咸丰帝及不少大臣刚开始是颇有顾忌的。这道上谕发布于咸丰十年十一月甲寅日，即1861年1月5日，原文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
前据恭亲王奕等奏《接见俄夷换约各情一折》，内有该酋面称，发逆横行江南，愿拨夷兵助剿……当经谕令曾国藩、薛焕、袁甲三等公悉心妥议具奏。嗣据袁甲三、薛焕先后覆奏，所陈均各有所见。
本日曾国藩奏称，金陵发逆之横行，皖吴官军之单薄，均在陆而不在水。此时陆军不能遽达金陵，即令俄夷兵船由海口进驶，亦未能收夹击之效。应请传谕该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统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乐与有成。法夷此请，亦可奖而允之。惟当先与约定，兵船经费若干，一一说明。将来助剿时，均由上海粮台支应，以免争衅。与薛焕所奏大同小异。
各国甫经换约，所请助兵运米两事，意在见好中国。袁甲三谓，借夷剿贼有害无利，自是正论。但拒之太甚，转启该酋疑虑。果能因势利导，操纵在我，于军务漕运不无裨益……着恭亲王奕等，悉心体察，酌议具奏。
不难看出，在《北京条约》签署之后不久，俄国及法国就主动提出助剿太平军，助剿的方式一是“助兵”，二是“运米”。
对于俄法两国的建议，曾国藩与两江总督薛焕认为可以因势利导，而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则认为“借夷剿贼有害无利”。袁甲三担心自己管理的漕运业务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他说，如果把钱交给外国人，让他们买米运米，“恐银先入手随意开销，或藉此把持渔利，将来南漕海运转多掣肘”。从根本上说，咸丰帝认同袁甲三的意见，但是，他担心对洋人拒之太甚可能惹来更多麻烦，因而不得不命恭亲王等悉心体察，商量出具体意见。
而皇帝之所以让恭亲王奕负责此事，是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国的外交部——行将设立，奕将成为主管亲王。15日之后，即1月20日，咸丰帝下发给内阁一道上谕：
惠亲王等奏，会议恭亲王奕等奏《办理通商善后章程一折》，据称恭亲王奕等筹议各条均系实在情形，请照原议办理等语。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
至此，清政府终于有了专门的机构及大臣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无论其目的是为了“借夷剿贼”，还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总理衙门的设立意味着洋务运动即将进入正轨。随着1864年太平天国被灭，“借夷剿贼”策略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但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清朝统治者总是难得要领。
事实上，“师夷长技”起初也并非为了“制夷”，仍然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才基本成为国策。
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呈上的《购买外洋船炮一折》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份奏折写道：“臣去冬覆奏一疏有云：‘金陵发逆之横行，在陆而不在水；皖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系属实在情形。至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现在看来，曾国藩所说的“第一要务”，主要分作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政府出钱买船炮，交由外国人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