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咸丰帝的密诏曾特别交代东南沿海各省督抚在处理与英国人的关系时“不可稍涉张皇，以致民心惶惑”。皇帝之所以如此叮嘱，是因为他担心汉人会认为朝廷控制不住局面，因而会乘机造反。
既然西方人已经掌握密诏内容，他们自然会体察到皇帝的忧虑，并在制定决策时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在得知密诏内容之后才了解中国内乱的严重性。
正如前文所言，1813年10月白莲教众闯入紫禁城的消息，已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刊物，继而通过西方媒体比如英国《利物浦莫丘利报》公诸于世。最迟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意识到中国内乱严重性的同时，西方人开始了对秘密社团的研究。如果读者对秘密会社在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反清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本书第十篇将有所提及——有所了解，就会被西方人在这个课题上的研究的前沿性所折服。
而谈及对秘密社团的研究，有一个西方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英华学院第一任校长。
米怜是苏格兰新教传教士。1812年，27岁的他接受伦敦传教会的委派，来到中国传教。他是第二位来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他的同胞、前文提到过的马礼逊是第一位，时间是1807年。11年之后，马礼逊创办了英华学院，并委任米怜当校长。4年之后，米怜去世。
除了与马礼逊共同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他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对中国秘密社团的研究。他的研究报告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收藏，部分内容刊登在1831年1月出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之上。
在研究报告中，凡涉及秘密社团的名称、仪式、暗语等名词，米怜都特别标注上中文。比如，在讲述秘密社团名称时，他用中文提到三合会、天地会、天后会、娘妈会；在讲述秘密社团的宗旨时，他提到了“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在讲述组织形式或组织内部的称呼时，他提到了“哥”、“兄弟”；在讲述组织仪式时，他提到了“三十六誓”、“过桥”，还提到“英雄会合团圆时，兄弟分开一首诗”、“兄弟同阵，各有号头；高溪分派，万古有传”等语句；在讲述组织的秘密符号时，他提到了“洪”字。
三合会（The Triad Society）是米怜的重点研究对象。他解释说，这个组织名称中的“三”字，指的是自然界中的三大力量，即天、地、人。他写道：
这个组织在嘉庆统治初期既已存在，只是名字不同而已。那时叫做天地会（tien ti hwui）。它在各省快速扩张，几乎颠覆了政府。这个组织未被完全镇压。嘉庆八年（1803年），天地会首领被抓，并被处死。皇帝发话说，“不要让任何一位天地会成员留在世上”。但事实正好相反，他们仍然存在，并且继续活动，只是以更秘密的方式进行。据说，为了掩饰其目的，数年之后他们启用了“三合会”这个名称。但是，他们主要用“洪家”二字与其他组织相区别。在中国及其属国还存在其他一些组织，比如天后会、娘妈会，但是，这些组织更具商业性且具有偶像崇拜的特征，而不是为了推翻社会秩序。
在讲到这个组织的目标时，米怜写道，它起初并不具有伤害性，“但是，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其目标从单纯的互助逐渐变为偷窃、抢劫、推翻政府，乃至获得政治权力。在中国的属国，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劫掠和共同防御。无所事事的、好赌的、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尤其是下层阶级，通常都会加入这个组织”。
在米怜看来，三合会的目标并不高尚，“他们互相保护，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他们彼此隐藏罪行，帮助被通缉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1818年年底的时候，在马六甲（Malacca），一位名叫乔福（Tsaufu，音译）的中国裁缝犯了杀人罪，当局将他转移后不久，他就被这个组织的一位头目救走，逃脱了制裁。这位头目手下有很多人，遍布海内外……当某个成员受到伤害，其他人会帮他报仇……在像爪哇、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这样的地方，当一位中国陌生人去那里居住，无论时间多长，他一般会乐于向这个组织交上一点钱，以免被他们骚扰。
米怜如此讲述入会仪式中的“过桥”一节：“此桥由刀剑组成。刀剑或置于两张桌子之间，刀（剑）尖相抵，或者由两列人手执刀剑，刀（剑）尖相抵，组成一个拱形。宣誓入会者从此桥下经过，这就叫过桥。在此桥的尽头，主要首领坐在椅子上宣读誓词，每念一句，宣誓入会的新成员就坚定而响亮地回应一句。然后，新成员砍下一只公鸡的脑袋，这意味着，谁泄露秘密谁就要死。”
米怜的研究报告影响到了香港秘密社团的命运。根据1845年出版的《共济会季刊》的记录，1845年1月，香港总督戴维斯曾发布镇压三合会及其他秘密社团的法令。法令特别说明，之所以镇压三合会等秘密社团，是因为“它们与良好秩序的维持以及法律权威不兼容，与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不相容。它们为犯罪提供了便利，为罪犯逃脱制裁提供了帮助”。
除了米怜，马德拉斯陆军少将威尔逊（Wilson C。B）对中国的秘密社团也颇有研究。1841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刊登了一篇由他和陆军中尉纽博尔德（Newbold）合写的文章。文章写道：
长期以来，中国存在各种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早期阶段，秘密性是其显著特征。因为帝国政府将五人以上组织定性为非法组织，其组织成员要被处死。
文章提到了9个秘密社团，其中包括白莲教、小刀会和三合会。“三合会盛行于广东，在马六甲海峡独霸一方”。作者甚至认为三合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文章还提到马来西亚三合会的一位首领王三（Kwang San），说他“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凶猛，曾经从被杀死的人身上取出胆汁，然后混入酒中喝掉”。
正如前文所言，官员们的奏折是西方媒体的重要情报来源。在秘密社团主题方面，清朝大臣曾望颜的奏折不得不提。这份奏折被翻译成英文之后，首先刊登在香港的《中国邮报》之上，而后被西方媒体广为转载，比如澳大利亚的《霍巴特莫丘利报》以及《快报》。
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如此交代曾望颜身世：
翰林出身，早年曾在户部（The Board of Revenue）任职，后来担任过顺天府尹，再后来担任福建布政使（Commissioner of Finance for Fuh-Kien）；1839年国库亏帑事发后，他与其他两百多名各级相关官员都被贬职。
需要指出的是，文章对曾望颜身世的交代并不完全准确，比如，国库亏帑一事发生在1843年，而非1839年，曾望颜也并没有因这件事而遭贬黜，而是因为此事从福建布政使任上调回京城，以御史身份查案。
文章特别提到，1854年，奏折的翻译者在上海见过曾望颜，当时，曾正要赶赴京城，因为皇帝召见了他。“他是一个朴素、庄重的老人，年近七旬，但精神矍铄，富有智慧”。文章引述的这份奏折写于1854年左右。文章作者交代说，获得这份奏折的副本丝毫不费力，因为它就放在广州的某位商人的店铺之中。
正是通过曾望颜的这份奏折，西方人得以进一步了解到，秘密社团之所以在广东一带长盛不衰，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比如，1831年，有官员上奏道光帝说，在广东等五个省份，三合会肆行无忌，且发展十分迅速。道光帝命地方政府严惩。但是，广东政府竟然一个三合会成员都没有抓捕或惩处，其他四省的情况也是一样。
正因为地方政府管理不善，秘密社团在地方肆行无忌，社团之间的恶斗时有发生。比如，在1843年9月，三合会与困龙会（Sleeping Dragon Society）在广东顺德的某个村庄进行了一场激战，参与者有上千人，有三人死于这场恶斗。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似乎这场恶斗从未发生过。
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结果是，这两个帮会在5个月之后又进行了一场械斗，地点仍然在顺德，只不过换了另一个村庄。至少有上百人在这场械斗中死亡，伤者有数百人。有一名地方官闻讯后迅速赶到事发地，待秩序恢复之后，迅速赶回衙门并将事件向上级汇报。而上级给他的命令是，不要让这件事传出去。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件事仍然传到道光帝耳中。皇帝命人彻查。广州当局草拟了一份文件，否认地方发生了秘密社团械斗之事，然后派人将文件送至顺德，再由顺德当局召集乡绅在这份文件上签字。顺德当局还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当地每年都有龙舟竞赛，前次发生的事件只是吵架而已，并非械斗。
澳大利亚《霍巴特莫丘利报》的编辑评论说：
通过这些方式，地方官的乌纱帽得以保全，却付出了地方安全的代价，并牺牲了公共美德和荣誉。自此之后，秘密社团的活动加速扩张。其招募活动不再秘密进行，而是在公开场合搭起台子公开招募。
因为对中央政府否认有强大的秘密社团的存在，地方政府无法从中央借调兵力，而仅凭地方军队无法对付日益庞大的叛乱组织。“革命者很快就占据了优势，并消除彼此间的隔阂，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对抗地方当局。通过集结部队，他们能够守卫堡垒，攻城略地。他们在群众中壮大，以惊人的速度发起一个又一个战役，直至皇帝睁开了双眼，发现自己已经被一次最强大的、吞噬一切的革命所包围”。
秘密社团的活动威胁到了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和商业利益。1843年4月12日，《南澳大利亚人报》刊登了的一封由某位香港官员写给璞鼎查和驻华英军总司令休·高夫的私信表达了这种担心：
地方当局没有能力或者不想提供足够的保护以及时阻止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人身和财产都不安全……除非我们自己的政府能提供保护，否则英国人不能安全地在广东停留。
而外国人所感受到的这种不安，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行为的结果。正如英国政治家理查德·伯克于1863年7月6日在下议院演讲时所说，任何对过去十几年的中国事务做过深入研究的人一定会形成这样一个观念，即英国的持续干涉及其对中国皇室权威的敌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这个国家。而那些深入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将会同意中国的混乱局面——主要来自秘密会社及太平天国——由三个因素造成：英国人对清朝政府的敌意；鸦片问题；中国最近的三位统治者懦弱的性格及近乎不存在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