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3月18日，英国《殖民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英国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
报纸上以及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发出的私信中提到了对中国作战的大量准备工作。据说，从印度运兵至中国需要4万吨的船舶吨数。孟买的报刊上列出了一长串可怕的即将参与远征的战舰的名单。
文章写道，3月12日，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在下院接受皮尔首相质询时说，将与中国进行一次沟通，“他谨慎地避免提到‘战争’这个词。这种虚伪的表达真意何在？强大而昂贵的武器正在准备；数万名军人已经集结；大量炸弹、炮弹以及其他毁灭性武器已经配备就绪。他们将尽快出发”。
同年3月28日，英国《观众》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将帕默斯顿的文字游戏解释为对宣战程序的规避：
在通过“陈腐的”程序将信息传达给议会之前，部长们已经往中国派了远征军。确实，帕默斯顿勋爵声称，没有什么事情比与清朝政府进行一次沟通更有意义。但是，考虑到派了10个兵团和10艘战舰，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遭到攻击。如果他的话不是正式的宣战，那将是不宣而战的野蛮暴行。仅仅因为没有正式的宣战，帕默斯顿勋爵将这场昂贵的战争说成是一次沟通，他的企图是明显而不值得狡辩的，是为政府在不与议会商量就卷入对中国的战争而进行的辩解而已。
但英国女王最终批准了向中国宣战。根据1840年4月16日的《航运公报》的报道，4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向海军上将明托伯爵、海军中将查尔斯·亚当爵士、海军少将威廉·帕克尔爵士、海军上校爱德华爵士、海军上校萨缪尔爵士、海军上将办公室委员达尔默尼勋爵等人致辞时说：
鉴于我们已经考虑到中国皇帝的某些官员们最近对我们的某些官员和国民进行的伤害，鉴于我们已经发出要从清朝政府那里索取相应的补偿与赔款的命令，鉴于这是以获得这种补偿与赔款为目的的权宜之计，隶属于中国皇帝及其国民的船只与货物应该被扣押，如果这种补偿与赔款被清朝政府拒绝，被扣押的船只与货物以及未来被扣押的其他船货将被没收并出售，所得款项今后将由我们任意支配。
因此，枢密院（Privy Council，代表王权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建议已经被通过，我们很高兴地下令，我们的战舰司令官们要切实地将所有属于中国皇帝及其国民或者居住在中国的领土上的其他人的船只及货物扣押在港口。如果这种补偿或赔款的要求如前所述已经被清朝政府拒绝……我们特此授权并命令你们——我们的上述专员们，或你们中的任何三个或更多人——现在暂且主管并且指挥我们的英国最高海事法院（High Court of Admiralty），以及上述法院的官员及法官，以及他们的代理或代理人们，以及我们领土上的几个海事法院——它们应该被适时委任并且接受管理和命令——去依法受理所有以及各种战利品、查封品、捕获物，并且报复所有已被查封和扣押的船只与货物，并根据英国的海事法或其他法律，受理并且审判属于中国，或者隶属于中国皇帝，或者属于其他居住在中国的任何地域的船只或者货物。
英国人对这次战争有着很高的期待。在孟买，甚至有人建议，这场战争要打到让大不列颠统治中国，即便不在北京安置一个总督，也要安置一个常驻代表。《伦敦早报》则颇有远见地提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短期影响将是中国向英国企业开放，长远影响将是王朝的败亡以及一场革命。这份报纸的评论文章写道，善良、自由的英国人一点也不关心抽象的权利和正义，“虽然英国商人可能一开始就错了，但是，在一个流行的体制——比如我们的体制——之下，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抵挡得住我们国内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的压力”。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帕默斯顿爵士曾向议院提交一份厚厚的文件，证明英国商人犯了错，并且不仅是一开始就犯错，而且还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但是，正如《伦敦早报》所评论的，这个国家作出的决策，并没有让犯错的商人失去走私贸易的利润，而是让整个国家卷入一场昂贵的战争，“如果说我们的商人和制造商口袋里装了一先令的走私所得，那么，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将耗费这个国家上千英镑”。
1840年6月，伦敦《每月纪事》杂志则除了抨击这场战争是“可耻的”、“不道德的”，更说它是在野的保守党（The Tory）对辉格党（The Whig）政府——斗争的结果：
在整件事中，保守党的行为是最露骨、最纯粹的党派斗争的完美标本。在詹姆士·格雷厄姆爵士（保守党成员）提交议案之前，对中国人的同情以及对不公正的鸦片贸易的愤慨受到所有保守派报刊的嘲笑和奚落。这些报刊都赞成战争，它们激烈地抨击政府没有派出哪怕是一艘战舰去炮轰广州，以报复侮辱过英国国旗、掠夺了英国人财产的那些傲慢的野蛮人。突然之间，政府的态度改变了。印度传来的消息表明，大臣们并没有在他们的岗位上沉睡，他们一直在为远征中国作着可怕的准备。3月19日，约翰·拉塞尔勋爵（下议院中的辉格党领袖）在下议院宣布，为了商人团体、东印度以及公众的利益，这些战争准备的目标是要求清朝政府对英国国民造成的伤害进行纠正，使我们与那个国家之间的未来的商业往来建立在一个安全和体面的基础上。
为了塑造对中国战争的正义性，不少英国本土以及英国人在殖民地创办的媒体，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宣传。用1840年3月28日的《观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话来说，“政府作家们正在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对中国的战争涂抹上可敬的色彩。他们正在将黑人洗白”。
比如，《伦敦早报》将这场战争称为“光荣的、正义的、必要的战争”。《检查者报》（The Examiner）嘲讽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只是“片面的人性化”。最有意思的是《环球报》（The Globe），它将“鸦片十字军”（The Opium Crusade）塑造成汉族的拯救者，因为这场战争会“将汉族从外族征服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1840年7月11日，鸦片战争开始不久，马来西亚的《槟城公报》——英国殖民者创办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将中英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没有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
这篇文章写道，一国有权对另一国说，我们不允许你们将鸦片或其他商品带入我们的市场，但是，终结这种商品贸易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命令进口商将鸦片或其他禁止进口的商品从这个国家拿走，或者动用武力查封这些商品，或者发出通知，如果拒绝放弃这些商品，将对进口商诉诸武力。“但是，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允许英国人交易这种商品，因此，停止这种交易而不允许进口国将禁止交易的商品拿走必定被认为是违反各国的法律。”文章作者列出了三个原因：
其一，鸦片不是中国人的财产，而是英国商人的财产；
其二，没必要通过武力镇压鸦片贸易，而应该通知英国人将鸦片拿走，并且不要再将鸦片卖入中国；
其三，没收商品比鸦片贸易本身更不道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求中国人赔偿，而不是由英国赔偿，并且这项要求是正当的。”
对于这些掩耳盗铃的报道，《观众》杂志刊登的一篇题为《对华战争》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或许给出了最为客观的评价：
他们在尽一切可能掩盖真相，但“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这个名词会在历史上流传下去……每一个宣传伎俩（直接的或间接的）都是为了刺激“约翰牛”（John Bull，指英国）的斗志。
在1842年2月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美国法理学家、废奴主义者威廉·杰将英国正在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战争称为“玷污了英国历史的最可耻、最可恨的战争”。并说，“很难在历史上找到一场战争比英国的鸦片战争更为直接地针对很多人的健康、道德和幸福，或者说更出自一个卑鄙龌龊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