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预期到住房可以不断增加，世界可以不断地平下去，很快贷款超过穷人的接受能力，一夜之间，房价空前高涨。20世纪90年代的通胀微弱的预期早已成型，没人想过通胀以外的危机发生。房地产稀释了其他产品的现金残值，等到美国的经济的胃容量到顶，所有的现金需要继续流动，却再没有地方让它们流动—次贷危机爆发了。然后房子贬值一半以上，原来的房子再度回到主人手里，破产清算、金融危机等接踵而来。
当人们预期到这种资源流动趋向的时候，超过实际的生产能力，同样会导致经济的迅速解体，繁荣就这样走向衰退。这就是理性预期理论意义上的次贷危机，也就是所有的斯坦福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其实不过是政府的不当行为的错配而已。
第三节 高盛能只靠预测通胀发财吗
美国金融研究公司认为，“高盛是呼之欲出的巨人”。不过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巨人的生活好像就开始过得不怎么样，莫名其妙的官司不断找上门来。
2011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高盛是否涉嫌在利比亚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按照该项指控，高盛将卡扎菲的利比亚主权基金损失赔偿金划转到利比亚国油公司总裁女婿所经营的Palladyne国际咨询公司，属于行贿。
《纽约时报》披露：高盛的现有221位合伙人，包括两位最高的执行官在内，占有的高盛总资产仅仅占到公司总股份的60%，其他40%则是由各式各样的幕后头面人物掌控的。这些人涵盖美国白宫、华尔街、名校三方的各种头面人物，对于这些人物而言，他们的变身并不是“转角门”那么简单。
比如，占有高盛0.065%股份的人中就有斯坦福大学信托管理资金的一位负责人，现任校长亨尼斯同时也是高盛重要的军师级别的大人物。常春藤的大批教授和管理人员也都在高盛有不小的发言权。一些教授退休后，可以通过高盛海外的网络支系开展职业 “第二春”。这些披露随后在美国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纽约时报》对高盛调查后独立撰文，夺人眼球的标题是《高盛是不是也到了不能倒的地步》。不管怎么看，高盛公司在美国确属大块头。这个本来只是从业务上主要进行投资咨询和证券交易的金融中介机构，实际控制的资金至少有一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世界排名前两位富豪的财富总和。2010年，即使在账面上高盛公司的营业收入总额减少了3.6%，这家公司的财富利润总额却增加了476%。总之，高盛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赢利最多、财力最雄厚的投资银行，即使在华尔街，这家公司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在高盛成功的背后，特别是其关键性的风险管理、承销咨询问题的成功上，人们总传说高盛有各种神秘的关系和神秘的公式，几乎所有的调查和传闻都给高盛蒙上一层神秘兮兮的色彩。但如果把广受推崇的通胀“费雪效应”考虑进去，你就知道这是个荒诞不经的传说。
费雪的公式其实很简单，发生通胀的时候，人们感觉到名义利率好像变高了，人们都喜欢在说好的利率上多加点额外的利息补偿自己的损失。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通胀率，这就是费雪公式。它实际描写的是一种真实的感觉。长期来看因为理性预期的存在，这种感觉会逐渐消失，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将逐步相等。
在贝尔斯登和雷曼倒台之前，人们对高盛等公司神秘的投行业务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市场上谣传着神乎其神的阴谋论。比如，有些故事总是这样：某某部长是高盛公司的某位神秘股东，对于白宫的某些金融和国债业务有着知识和业务的双重背景，某天美国总统后台的某个大老板，决定发行一大批期权或者股票。
这当然是个很好的发财机会，因为总统肯定已经和这个老板达成了某种协议，这样的股票的所有环节对于投资银行和后面的大大小小的经纪人来说，意味着投资这种股票信任度其实是可以等同于国债的信用度的。
大馅饼开始落地的时候，总统并不能全说了算，他得通过一个过硬的人物，比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部长信赖的第三方。在这种境况下，作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优先机会是—谁的知识能够熟悉政客和经纪人两者之间的操作套路，他就最可能评估这种风险，然后通过神秘的公式计算最大限度地贴近“真实价值”。高盛的那位头面人物的部长就具有这种“两栖”的经历和背景，毫无疑问，在他的关照知识的熏陶下，高盛的分析员们便精确地拿下了这块馅饼。反过来随着声誉的升高，大老板和官员们也更加信赖高盛，这样，高盛的声誉在官商学的小圈子里逐渐提高。于是所有的人，包括高盛本身，都成为一个集团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好工具。随着神秘圈子的扩张，这个圈子就成为高盛操控下的精英圈子，美利坚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就被这个庞大的影子牢牢控制起来。这个完美的阴谋链，就这样被不同的人，包括华尔街的员工们传来传去。
事实上，高盛公司在投行业务中，这个阴谋论充其量只对了三分之一。高盛的确庞大，但庞大的身体并不是通过合理计算的那些可怜的收入喂养的。如果一个分析员仅仅依靠所谓的长期分析或者短期分析，足够让高盛长期折本而归。
分析员们夸口的所谓基本面分析中，最核心的风险因素无疑是通胀和利率。因为每种业务，从股票发行到各类融资，都需要考虑到利率升水或者贴水的全部影响。通胀来了，名义利率高了，所有的融资和发行都要增加额外的费用。
通胀降低，利率低了，对于高盛来说，企业的融资规模可能需要新的调整，规模和潜在风险的评估变得尖锐。保守办法是在策略中寻找所谓合理的比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投行的业务靠某种神秘的计算，那么这帮人的所有计算都可能无法避免通胀的预测问题。包括老板们的各种信誉和背景，绝不可能在这种计算以外。
当然，如果神秘公式找到了计算的通胀风险赋值密码，那么接下来的计算都是多余的，不过接下来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逻辑问题。
第一，如果这个神秘公式就是通胀风险评估的理想公式，对高盛的交易员来说，他们的表现应该高于股票承销。事实上，他们的收入总是很高的。但有了公式，何必再要那些老板们和背景人士，他们可能会因为成功和通胀要求更高的利润。事情的另一面是这些背景人士的收入根本是分析员们可以盼望的，高盛的最新决定是公司再也不会让分析员们成为公司的合伙人。这就是说，人家的老关系终究是超越有着最神秘的公式的分析员们的。
第二，从长期来看，如果神秘的公式从不出现问题，那么可以预见，随着利率完全稳定，高盛的预测将不会带来任何作用，高盛将无法长期获益。但高盛的每次成功都会抬高这些背景人士的名誉和声誉，所有的美国公司必然不再需要交易员，而是完全地依赖政客，甚至由政府官员代管，美国将不需要任何企业，这意味着高盛自己也会解体。但100多年来，高盛还是“活”得好好的。
这说明高盛的成功，从逻辑和现实上说，既不是全靠政客，也不全靠分析员的技术，而是两者的合作。长期依靠成功预测发家是个失败的神话，这就和说高盛公司在做一个空壳子的业务一样，其实反过来反映了高盛的神秘感。
第四节 美联储的成功是靠幸运吗
1987年夏，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向里根总统提交辞呈。白宫办公室主任詹姆斯·贝克三世则兴冲冲地对人们说：“我们终于搞定这个浑蛋了。”
在这之前，保罗·沃尔克除了受到愤怒的汽车商和农民的拖拉机游行抗议外，还受到各种荒唐的如通缉、绑架等恐吓。肯塔基州一群包工头贴出“通缉”布告，上面的通缉犯名单是沃尔克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另外6名理事。在田纳西州，一份杂志则指责保罗·沃尔克“有预谋和残忍地谋杀了数百万家小企业”，“劫持了拥有私人住房的美国梦（而且还索要赎金）”。那年的平安夜，一个男人带着一支锯短了枪筒的猎枪、一支手枪、一把刀和一个装有一枚假炸弹的双肩背包，企图闯进美联储大楼。尽管卡特和里根这两位总统都选择不与沃尔克公开争吵，但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却根本不管这一套，他经常公开同沃尔克面对面地针锋相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评价沃尔克，“他因成功抑制通胀而闻名，最终却被里根政府认为是失败的改革者而遭解雇”。
在金融危机后，艾伦·格林斯潘的光环逐渐退去，其在任时坚持的低利率和放任金融创新的政策，也受到各方激烈的批评。保罗·沃尔克则从历史的废墟中走了出来，许多人认为沃尔克在金融创新和利率上最有先见之明，有些人干脆认为沃尔克才是美联储历史上真正的圣人。其光辉不断超过其前任，也大大地超越了其后任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思想和政策调控水平。
但是斯坦福大学教授泰勒认为，这无疑是一种过分溢美的浮夸。在他看来，沃尔克压根算不上什么圣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幸运儿而已，甚至夸张点说，包括他成功治理通胀的功绩，似乎都带有浓重的历史巧合。在泰勒眼中，沃尔克的方式，不但是事前判断失误，甚至事后也谈不上明智。自1979年至1982年的通胀，很可能与沃尔克的判断是两回事。在短暂的外部冲击带来的通胀因素消失之后，倒是更有可能促成美国通胀率的下降。简而言之，沃尔克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得到了看似正确的政策结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