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的大法官波斯纳和人类行为研究学家贝克尔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全同常识背离的经济解释的世界，理解这种颠三倒四的社会事实，比死啃正统经济学那些枯燥的教义实用得多。两人交锋的思维方式也处处体现斯坦福的长处—单刀直入、实用主义。
第一节 给胖子们上税能帮助减肥吗
丹麦是世界上首个征收“脂肪税”的国家，消费者购买饱和脂肪含量超过2.3%的食品，缴纳每千克饱和脂肪16丹麦克朗（约合2.87美元）的“脂肪税”。征税对象为所有含饱和脂肪的产品，包括黄油、牛奶、比萨饼、油类和肉类税。但事实上，丹麦的肥胖人群比例不超过10%，大概只有4%的人群因肥胖的伴生而患疾病去世。哥本哈根职员克里斯蒂安·延森说：“大家这周疯狂采购，许多货架已经空了。人们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延森对新税收并不感冒：“我不认为这项税收会带来很大的不同。如果人们想买蛋糕，依然会去买。他们眼下只是想省钱。”
胖人最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为美国严重的社会包袱，有1/3以上的人口位列肥胖的范围。有人将之归结为纯粹的种族体质问题，事实上，美国人多数是欧洲人的后裔，今天欧洲胖子最多的国家英国也大约只有1/4的成年人是胖子；有人将问题归结为经济原因，不过有趣的是，纽约是比较早的响应“脂肪税”的地方，但和美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纽约的胖人比例却并不很高。
对于要不要给胖子们上税，以减少他们对于发胖的高脂肪高糖食物的依赖，成为贝克尔和波斯纳争论的焦点。
贝克尔支持“脂肪税”，他的信任是有条件的：肥胖和体重、疾病之间的关系确定。人们对某类行为征税，最初是带有惩戒性质的，是对“罪”收税。“脂肪税”就是给“原罪”收税。因为提价能够减少消费总量。贝克尔相信，罪恶税的效果会更明显，价格只会促使人们戒烟戒酒，戒掉恶习。
1988年里根总统执政的时候，美国人的肥胖率只有23%，还是个中等胖子国家，不到30年的时间，美国肥胖率攀升到34%，成为大胖子国家。餐馆、加油站、街道、走廊胖子成堆，警察也由胖子充任—这真是美国特色。低收入家庭的普通人，胖子的比例尤其高，廉价食物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贝克尔信奉供求原理，提价至少对常看电视不运动的年轻人来说，可以让他们在体育锻炼减少之外，体重上升不是太快。
不过这个观点，波斯纳好像并不买账，至少他不愿意相信这和贫穷有绝对必然的联系。通常，美国人的控制能力比想象中的低，即使是减肥风潮不断冲击，也很少看到美国人从肥胖的坏习惯中醒来，反倒是街上的麦当劳店越来越多。反式脂肪的顾客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加，如今一个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反式脂肪酸的量大约是5.8克。
当卡夫食品坐上被告席的时候，暴饮暴食或者对于饮食健康知识知之甚少的人依旧纵容孩子们让软饮料损坏牙齿。而软饮料和脂肪生产商不断耍花样，他们利用人类过去近千年吃不饱的记忆做文章，甚至添加某些兴奋剂，刺激人们持续不断地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这本来是无知和故意欺诈的合谋，胖子之所以成为胖子，是自身和外部两种因素造成的。
不过，真要到了真枪实弹的时候，贝克尔却对大张旗鼓的“脂肪税”立法并不感冒。贝克尔的说法直指人心，政府决定把“脂肪税”变成一项公共政策是不合时宜的，他们是怎么知道高脂肪的食物中给大众精神和口感上的享受的？
另外，就算脂肪酸被很多人认为是有害的，也应该用别的公共政策来抵消。贝克尔的想法很简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政府能对水果进行补贴，可能给胖子们减肥带来的积极效果会多一些。单从食物本身来说，只要美国人吃的水果和纤维类食物足够，同样可以抵消那些坏的影响。要是美国的医疗保障出现问题，仅仅对脂肪收税，显然只会让导致肥胖症的其他元凶从政策立法的空隙溜走。到那时，美国的胖子恐怕已经占领了整个纽约。
目前为止，贝克尔和波斯纳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在波斯纳看来，他自己支持反式脂肪的禁令，并不等于和美国政府穿一条裤子，而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优良传统。当然，观点的核心还是支持自己的一贯原则的。
一般的芝加哥经济学家推论脂肪禁令是无效的：总有人确实喜欢脂肪的特殊口味，在家中吃饭淡而无味，在外面餐馆里需要这种调味品的味觉刺激。纽约餐饮业竞争激烈，如果哪家企业忘记这一点，可能因为顾客的失望而导致竞争失利。这些企业和特别口味的顾客们肯定会向政府施压。纽约政府如果强制执行将增加政府的开销，还会让纳税人不堪重负。事实证明，半数的纽约饭馆还在使用脂肪酸调和口味，这就说明多数人从心底根本不支持这项法令。
波斯纳指出，这个看似正确的推论漏掉了斯蒂格勒所说的信息成本。事实上，许多人对反式脂肪没有多少科学认识，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也是要花费成本的。再说，反式脂肪的使用者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到底多大的用量会对身体有害。
不过，贝克尔指出波斯纳并没有什么实际证据。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减少1%的高脂食物，肥胖症之类的相关疾病死亡率仅仅下降0.003%。按照这个结论，很难说这和成本有直接关系。
其实，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危害本身就源于非健康的生活方式。汤加王国的波利尼西亚人本来是世界上体型最好、最长寿的人群之一，在引入高脂食物，实行西方生活方式之后，今天的汤加变成一个“以胖为美”的国度，并且很多人还比他们的祖先短命得多。无论是波斯纳还是贝克尔，都无法用他们的理论清楚地解释这一问题。如果能够改变人们的预期，显然比任何微小的经济干预手段更有效。
第二节 哄抬物价的店主应该受到惩罚吗
“9·11”事件时，世贸大楼信贷所计算机终端出现问题，因长时间线路故障、电源不通，提款机无法调用数据库中的信息，结果有人借此大发“国难财”，非法提取了总额达1500万美元的钞票。据悉，共有4000余人参与此事，其中故意作案、情节严重的有100多人，多数为银行雇员、警务人员和政府公务员。卡特里娜风暴中，最为混乱的事情是有人囤货居奇，使一些地区汽油站利润增加了400%。
印度洋海啸大概是最被低估的灾害风险类型。海啸中大约有超过29.2万人罹难，财产损失不可估量，可能已经超过其他各类灾难所导致的损失。现代的自然灾害给人类世界造成的损失比从前要高出百倍乃至千倍，已经不是经验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经济学家们分析，这是技术和人类生活扩展给我们带来的副作用之一。
小概率的印度洋海啸无法预知，可是卡特里娜飓风属于人们能够预知的风险，人们一样忽略长期的高成本。一场飓风让美国人因为汽油价格上涨吃尽苦头，道德谴责和争议接踵而来。虽然事后调查显示，灾区根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事件，但这也是错误的评估导致的—好像汽油上涨、幸存的加油站店主比飓风本身还可憎。
贝克尔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损失估计全部加起来只有1000亿美元。这个报告估计的成本可能太小，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比如19年或者20年，损失的可能性就大得多，美国每年的飓风都不少，人们对此习以为常，2004年的飓风刚走，新奥尔良的居民只是稍微挪走低于海平面的“帐篷”，直到“卡特里娜”降临，许多人还以为这是一种新的宿营活动，结果数以千计的人流离失所，各种精神痛苦无法计算，报告关键还漏掉了数千条人命的价值，而目前经济学家保守估计一个美国人的生命损失是700万。
人们当然对加油站老板极端不满，飓风过后涨价太过疯狂，汽油最低涨价幅度超过10%。但飓风过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涨价汽油站的老板们的收入和利润却都下降了。卡特里娜飓风中心的奥尔良加油站尤其如此。墨西哥湾的炼油厂损失惨重，1/3以上的海上钻井平台崩溃，涨价的利润根本不足以弥补亏损。全球其他地区的厂商，却因为这场美国飓风，意外地充实了自己的腰包。
在食物供应短缺的时候，人们强烈抗议价格上涨，欺诈者和投机者都被攻击、辱骂和流放。在“二战”期间，美国也进行了价格控制，应急法案对于违反者都采取一致的惩罚措施。但是在自然灾害中，灾害本身导致了产量短缺时，按照供求平衡提价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波斯纳似乎也是认同这一点的，汽油等产品产量大幅削减时，为了让价格下降，只能采用一些效率较低的办法，比如配给制度。20世界70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推行汽油配给制度后，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10加仑的汽油，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成本损耗。
政府的强行介入往往是错误的，除去违反基本经济学自由理论，还因忽视痛苦成本受到抨击。洛杉矶的某个街道上的闲人，他们排队仅是以备不时之需，这类人总是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消遣，可对于真正需要汽油的人，除等待的痛苦外，还要负担各种税收。因为政府管制价格时总要花费管制成本，这些成本费用都要从税收中得来。
不过，波斯纳可不想把自己的让步看作是法律或者道德的成功，而是举出一个赤裸裸的海难案来说明问题。一艘船发生海难后，救援船的船主认为自己需要收点儿辛苦费，并以此要求遇难船只把未损失的货物转移到自己的船上，这批货物很可能被救援船主占有。这显然有点儿趁火打劫的意思，对遇难船显然是不公正的。可是根据海商法中的抢救条款，救援船要求获得价格补偿是合情合理的。有人说有偿救援不道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卡特里娜飓风当日的危险可不是加油站老板所能估计到的，老板们最初只不过想补偿自己“救援”的损失，或因为考虑进货成本上升而囤积货物。随着救援的结束，一切终将回归平静，本来是种自然现象，但是只要政府介入，很多问题便变得不那么轻松了。如果人们把这一招也用到艾滋病疫苗生产上，显然能够带来更高的福利，富人在没有价格控制的情况下，会把价格抬得越来越高—这好像是在劫富济贫一样大快人心。
贝克尔和波斯纳都同意，商家抬价并不总是错误的。贫困国家遭遇灾难性的减产，比如粮食短缺的时候，运用价格控制并不是个好办法，这样做，粮食产量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让这些国家增加进口。相反，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客利用差价，常常不顾禁令，将粮食走私到国外谋利，加重饥荒。发达国家和穷国的政府应当高价购买粮食，然后再以最低的价格卖给穷人和陷于饥荒的人群。
在当代，饥荒并不是由于过高的市场价格引起的，而是由于无效的政府政策导致的。在现代民主社会，一般不会出现饥荒问题，然而在某些时期，就会出现饥荒现象。这不是市场价格太高，而是因为错误的决策，比如粮食价格太低，农民不愿意种植粮食，或者为了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粮食需求，强征大量粮食，结果导致农产品的产量大幅下降。这种事情在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学家阿马迪亚森对于印度这一民主中的饥荒现象有过持续而深刻的研究。
遗憾的是，在最近的金融危机时刻，美国正在发生新的饥荒。就像大萧条时期，10多万人要求移民苏联逃避被饿死的惨境，许多中西部的农场饿殍满地的时候，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申领食品券的人数最多，均超过300万人，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妇女因为无法领到食品券饮弹自尽。这好像不是贝克尔和波斯纳所能预料到的事情，之所以出现这种极端的事情，不是美国政府的粮食补贴减少了，这和生产没有关系，问题和卡特里娜飓风一样，政府和市场都没能挽救那名妇女的生命。
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日本的“3·11”大地震中，日本政府的干预的确没带来物价上涨的问题，不过，直到灾难过后的半年时间里，这些地区人的饥寒交迫的状况丝毫没有改观。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好像不是波斯纳和贝克尔能解释得了的。
最后，我们开头例子中盗劫之类的事情，难道也是自然规律和供求定理导致的吗？许多非正常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说一定还有更加复杂的因素，这不是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或者心理学、社会学能够解释得了的。要完全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节 美国联邦政府鼓励非法移民？
1997年的一天，菲律宾移民瓦尔加斯申请驾照。当他把绿卡递给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检查后小声告诉他：“这是假的，别再来这里了。”瓦尔加斯回家问给自己办理绿卡的外祖父：“这绿卡是假的吗？”外祖父承认绿卡和所有证件都是他花钱买的，他警告道：“别把你的绿卡给别人看。”11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组关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瓦尔加斯是获奖作者之一。此时瓦尔加斯的外祖父已去世，他的外祖母听到外孙获奖的消息，第一句话问的是：“如果有人发现了你的身份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