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个宗教信仰普遍的国家，普通美国人从慈善中得到的精神慰藉要更大些，九成以上的美国穷人相信某种宗教，穷人担心上帝的惩罚并不比法律影响小，而现代新贵们许多是无神论者，慈善不过是他们不错的作弊幌子。在法律和慈善的信仰权衡中，富人显然在慈善上和诚信上越差，收益越高，欺骗的伎俩也越高明；穷人则多数深有自知之明，反倒接近真实可靠的水平。如同我们开头的实验结果一样，统计证据也表明，美国穷人的捐献比比尔·盖茨之类的富人更可靠和更诚信。
至于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并不是因为逃税而坐牢，而是因为她不小心说出了“富翁不纳税，平头百姓才纳税”的秘密，说出了真话也是罪名，因为美国前任税务局局长承认国税局不喜欢美国人知道富人慈善的真相。但相比比尔·盖茨，利昂娜要诚信得多，可能正是因为被加上了不太公正的“吝啬”的名声，她的捐献力度和实际执行力度更彻底些，像那些被时刻盯着的穷人一样，她没有机会作秀和在慈善上打歪主意。
比尔·盖茨及梅琳达基金会宣称正在非洲解决艾滋病医疗，但他的基金会控制的医疗企业却公然拒绝将药品输送到非洲。多看看这类新闻，你就知道本文的内容有多么正确了。
巴菲特和盖茨的中国慈善之旅，也许是因为福布斯排行榜上中国财富榜扩容的冲击。中国富豪的总体财富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每14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千万富翁。95%的中国财富由不到5%的中国富人掌控着，这个分配线在其他国家也许已经足够天崩地裂，但就中国庞大的盘子而言，这也许只是个小小的非和谐插曲而已，也许中国人对慈善不待见的态度更接近客观事实。
从道德或者分配的正义角度来说，如果富人们都是有效率的，那么他们的巨富则不值得担忧，应该受到奖赏，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绕开怜悯之心，任由悬殊的财富拉开社会差距，威胁社会稳定。拒绝慈善，可以视为为富不仁，那么从货币分配的幻觉上我们依然相信慈善，毕竟这是一种改进。虽然巴菲特和盖茨不够高尚，可是中国的富人们似乎更加不高尚。
相关调查显示，新富的中国阶层不安全感更加浓烈，如果财富能够带来安全感，从经济学上说，同样也会带来不安全。因为穷人已经有足够少的钱，他们更加乐天知命，光脚不怕穿鞋的，岂止如此，他们还可能理直气壮。可富人呢？有些调查说中国富人现在打算移民的为数不少，问题是他们最希望移民的地方，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本来就有慈善的传统而且更加富裕。移民到国外，仍然逃不开慈善或者税收，在中国，明明奉献的概率比美国还要低。同样是捐钱，为什么要出国奉献，而不把善心和责任留给自己的同胞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许经济学解释已经无能为力，这似乎是文化上的某种心理作祟。
卡内基是美国历史上开创大企业家慈善事业先河的大人物，人们至今都在津津乐道这个人在美国各地的各种善举，不过真相是，尽管这个苏格兰移民在童年时受尽苦头，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关注的慈善地从来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和加拿大。在卡内基奉行慈善的时候，和英国的财富相比，美国只不过是个刚刚有点钱的暴发户而已。可见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暴发户都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解释能说明的。顺便说一下，一直以来卡内基并不受他的母国欢迎。
第五节 保罗·亚历山大·巴兰为什么被斯坦福遗忘
保罗·亚历山大·巴兰生于俄国乌克兰一个医生家庭，1921年随全家移居波兰加入波兰国籍，后成为德国共产党员。1945年，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负责人在日本工作。1946年回美国后，就职于美国商业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1948年，巴兰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讲师。从1951年直到1964年去世，一直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这一时期能在美国大学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为数甚少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麦卡锡迫害所有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斯坦福校方也在工作量、薪水、请假等方面多方刁难巴兰，很多校友纷纷写信给校长要求解聘巴兰。虽然因系主任阿罗的反对，斯坦福最终没解雇巴兰，但巴兰在1964年不幸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巴兰事件和哈佛大学的斯威齐案一样，成为美国经济学历史上最受谴责的3件学术自由事件之一。
保罗·巴兰因迫害去世，这同斯坦福大学倡导的自由概念格格不入，因此，斯坦福大学和经济学家们都甚为伤感，不愿提及。在中国的经济学者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巴兰和他的经济学成就。
我们曾经提过，在1972年阿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是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当然，这里主要是就那种获得奖章的名气说的。可是在名誉这个问题上，并不能论定一切。按照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程度说，在阿罗以前，有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以他的成就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9年才有的，和我们熟悉的人物凯恩斯、熊彼特一样，他也无福享受这个名誉。
在今天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一个叫作“经济剩余”（或者总福利效果、社会福利总效应）的概念，这个十分有用、可以贴切解释我们经济活动的概念就是巴兰提出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做一桩买卖，买卖双方从“钱”上获得的全部收获感，用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乘积来体现就是经济剩余，并且，买者得到的叫消费者剩余，卖者得到的叫生产者剩余，这两者的和就等于经济剩余。
那这和行为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说的是这种无端的遗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要解释这个问题，还必须得从实验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实验开始。
阿莫斯以后的实验经济学家们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把两组学生分成囚犯和狱警两种角色，然后通过监控录像观察他们的行为。这个实验是在阿莫斯的一个分离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个实验中，最后的结果是，囚犯开始逐渐遭受狱警们不公平的对待，这个角色规则有效地把人群分成了两种。实际上，在保罗·巴兰的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清的是他的自由问题，是不是忠诚于美国的自由概念。
战后他完全习惯于按照政治立场来判定行为，这导致保罗·巴兰成为一个异类，麦卡锡主义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各种原则，强行要求他们放弃哪怕是学术的观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虽然可能比他更加需要做这项工作，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根本没有做过。
阿克顿勋爵说“不自由，毋宁死”。斯坦福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不过就是听上去好听而已，抛开巴兰的案例，就我们现代的劳动来说，巴兰本身只是一个劳动的教职人员，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绝对的雇佣关系才是自由的。任何限制劳动自由流动的条件存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不自由的。但是，前提是你得相信自由也是一种人为的标准。一旦成为标准，那么合法的不公就开始产生我们不想要的结果。
既然自由这么好，那么作为AK-47的父亲们显然不该这么狼狈。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拍拍屁股走人，类似《战争之王》中尤里·奥洛夫的人粉墨登场。奥洛夫没时间关心最畅销的“天使骑士”（奥洛夫为逃避监听给AK-47起的代号）制造者。枪械工人们，在他的资本主义速成课后怎么样了，当时也没人关心。不过，联合国人类发展署提供了资料：AK-47的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后半生只有14800卢布生活费，伊热夫斯克军工厂现在只生产阿拉斯加狩猎用的自动步枪和本田摩托车。工人们多数死于烈性伏特加，或者用AK-47了结了自己，平均寿命比苏联时期下降了10岁。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之快超过了“十月革命”和“二战”的非常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