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Richard收购香港电讯只是在宣布前数小时才向我提及。他的公司发展良好，股价近两个月内亦从低价回升，电盈与我们长江、和黄集团并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双方的高层人员交情良好，但在经营着相同类型的业务上，我们亦一如以往，在市场上互相公平竞争。因为作为上市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各为公司股东的最大利益负责。
问：当你的对手一个个退出3G市场，你却大笔投资了超过160亿美金。3G是否是你毕生事业中最大的一场赌博？为什么众人皆弃而你独取？
答：我们投资3G并非赌博，这样想的人是大错特错。对我们来说，3G是一项策划周详的业务，并已获银行融资。现有4000多名员工正夜以继日地工作，把这项先进的科技发展为崭新的服务，并于短期内推出。
3G糅合了有史以来两项最强大的消费科技：既有互联网的互动能力和资讯深度，更兼具流动通讯的便利和沟通功能。一部小小的手机，便集合了众多的功能和设备。
据了解，我们有不少对手退出，主要是基于他们自己公司财务上的考虑，并不是对3G科技缺乏信心。我本人深信3G一定能取得重大的成功。
李嘉诚与长江商学院EMBA学员对话实录
学员：您刚才谈到做人、做商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一些著名的公司受到社会的质疑，您能否给这些受到质疑的大公司的领导人一些建议？
李嘉诚：企业的起伏，在中国有，外国也有，但最要紧的是无论企业大小，都要有一点儿核心业务。有核心业务就可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点是我个人的经验。在1950年我创立长江的时候，只有5万港元，但我非常小心，如履薄冰。“发展之中不忘稳健，稳健之中不忘发展”，这是我个人的座右铭。
学员：在目前中国市场经济还未完全发达的状况下，法律制度还没得到健全。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商人常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在社会上我常常会看到一些成功的商人，但他不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人，又做不好一个商人。您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
李嘉诚：矛盾太多了，正正当当做一个商人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一个原则，从一个不正途去发展，有时候你可以侥幸赚一笔大钱，但是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同时后患无穷。从正途来发展，国内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正途才是最好的。在香港也有走偏路的商人，他们成功很快，但掉下去也很快。
学员：是什么样的力量或原动力支撑您从1950年到现在仍孜孜不倦地建设自己的事业来回报整个社会？而我在短短的人生中却时常很困惑。当前的宏观调控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大家都认为这次对民营企业的板子打得太重。所以我们也在考虑创业是为了什么。李先生对今年宏观调控下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什么建议或看法？
李嘉诚：宏观调控政策，我个人看法是，国家的计划是不会让整个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的，我们现有的钢铁产量比日本和美国加起来还大，需求量也大，如果不去控制的话，将来是吃不消的。
民营企业在现在的环境下，机会还有，不要放弃，我看应该多跟行家探讨，多听听大家好的意见，同时自己要研究，最要紧的是自己要投入。
从1950年开始，我无论做什么事，兴趣都非常高，这是我自己的个性。你经营一个实业，必须使自己非常有兴趣、非常投入，你才能得到成功。
我一生做过多种不同的行业，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行业，每个行业我都非常投入，这一点说明：事业要成功，自己要投入。有兴趣，力量就有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的看法，民营企业每天情愿赚一点点，要非常小心，不要投机取巧，有困难时更要引起自己的兴趣，来为改变环境而努力。
学员：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中国出口增长这么快的情况下，外国的政府和商家有什么反应？我们中国的企业，包括我们地方政府，应该怎么样引导企业出口进一步发展？
李嘉诚：你提的问题，现在国内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我感到未来是有一点儿问题的。欧洲很多国家，他们的失业率是非常高的，有的超过10%。中国的商品价廉物美，出口欧洲去，当地人的职业受到影响，人家有反感有怨气是迟早的事。
国内的企业家应该自己想出一个办法，其实办法不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制造业所赚的都是蝇头微利，而中间商（出口商和进口商）却赚得很多。要直接找到自己的市场。
学员：听人讲，您的办公室有两个字“知止”，外界传得很神，能给大家分享这两个字的含义吗？
李嘉诚：这两个字是出自于春秋的老子，经营企业，“知止”两个字是最重要的。我从12岁就开始打工了，到22岁为止过了10年非常刻苦的生活，到今天我已工作60多年了，“知止”两个字没有写在办公室，但一直写在脑子里。
在香港我看到人家成功得容易，但是掉下去也非常快，是什么原因呢？“知止”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失败的企业中，至少一半都是贪婪的。
学员：现在很多青年很崇拜您，从您创业的经验，从您对中国当代企业家的了解，您认为当前中国的青年企业家要在未来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必须跨越哪几个台阶？
李嘉诚：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给国内的企业家很大的机会，但是我们的企业家要到达顶峰的话，必须要找自己的市场。如果要建立一个成功的跨国、跨世界的企业，市场把握是靠你自己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国内有自己市场的企业并不多，这个是大家值得深思的。
学员：国内的很多企业都走向国际化，问题是怎么样管理西方团队，这方面外边对您的评价非常高，说您是亚洲企业管理真正能走向世界的领袖。请您说说在管理西方团队方面的体会。
李嘉诚：我们向来是以西方的经营模式来管理的，我是公司最高的领导，在经营的方针里渗入一点儿我们中国人的人情味，做事也带有人情味，钱不会赚到最后一个铜板。
谈到管理的时候，我都是这一句话：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没有买东西之前，你要想到我要用什么办法卖出去，你经营企业要用什么样的技法，你都先要进行市场调查才能成功。只有采用科学化的管理方法，才可铸成一个跨国的大企业。
学员：很多学员即将完成学业进入新的岗位，在他们新的人生开始的时候，能不能给予他们寄语？
李嘉诚：领导企业，重要的就是无论在哪一行都要拿到这行最好的信息。在进取时常常要想到万一失败的可能性，遇到不如意时，你要有准备，这样受损失就小了。
学员：怎样平衡奉献社会与回报股东的关系？
李嘉诚：作为一个公众公司，你一定要为股东创造你应该创造的利益，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基金不同，基金是你个人拿出来的，我的基金的每一个铜板都是抽完税后才放进去的。
我最大的经济来源是公司派给我的股息，然后我拿这笔钱放进我的基金。基金用在医疗、教育等公众有益的服务中。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在外国，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受到非常大的尊重的，但是在我们过去旧的社会里，商人是处于比较低的地位的，这两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他们很多成功的商人，在他们退休的时候都是拿出非常多的钱贡献给社会。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将来都成功，成功之余都能拿出一笔钱贡献社会，做让自己一生都觉得永远高兴的事情。我认为这里是没有冲突的，不会有什么不平衡的东西。
学员：请问您对成功的理解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成功？
李嘉诚：对我自己来说，我曾经经历过几个不为人知的夜晚。我自己其实不是喜欢做生意的人。在1950年开始做生意时，我是预备三四年就可以让这个企业成功，之后把这个公司卖掉，然后拿这笔钱跑到学校再去读书。
我父亲、祖父、曾祖父都跟教育离不开，他们都是读书人，因为战争和贫穷，我到香港是无法读书的，我在10岁已念到初中了，我小时候还是喜欢念书的。我以为我可以做几年公司再去念书，但是我需负担整个家庭。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生意伙伴亏了钱，我不得不继续做下去。
曾经有几个晚上，我单独跑到没有灯光和闲人的山上，坐在石头上面，我想我吃的穿的都是最简单的，根本没有额外的需求，继续做下去，究竟是不是我最喜欢的？
坐了几个晚上，我领悟到，当你有钱的时候，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很多事你没有钱是做不到的，但不是你有钱就什么都可以做。30年间我不停地做事，又在内地捐建了中学、大学、图书馆、医院，我做这些事情都坚持外面不可以写上我的名字。
长江跟和黄有18万员工，高层经理在他们退休时都有足够的钱来过这一生，连他们的孙儿也够过一生。对待员工，我给高薪水，但是绝对不允许贪污。中高层的员工，会对社会起到好的作用。另外，长江跟和黄认为对社会有用的项目，都会积极去做的。
学员：李先生您有这么大的事业，非常多的精英在您的旗下服务，请问您在用人方面有什么心得？
李嘉诚：作为一个中层的经理来讲，你感到他对你的企业是有贡献的，同时有对公司皈依的心，是盼望长期服务的，你感到他的人格是不错的，那么你留意他，要令他觉得前途有保障，令他的收入足够多。给他好的花红，给他好的前途，同时信任他。但必须有一个制度。
在内地，有的人凭着个人的意愿，觉得这个人不错，就连制度也没有，出了问题，不只害了自己、企业，还害了这个人，如果你早就有一个制度，就不会出这个大毛病。
我自己常常讲，我好像到今天为止，我最基本的同事，就是在行政级管理高层里面，我看不出哪一个想离开我的企业。90%的员工就是在退休的前一天，还在我的公司里面做。
李嘉诚接受《GE环球企业家》采访摘录
GE：2007年中国股市高涨之时，您是为数不多提醒大众投资者需小心的商业领袖。现在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前景？
李嘉诚：2007年5月，我说“自己身为中国人，自然为近期内地股市的情况担心”。后来，上海A股市场从当年10月的最高点6124点跌到最近的2700多点。现在我要说，金融企业及宏观经济尚有一段时间会受到困扰，投资经营要更加小心。
美、英及欧洲国家面对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尚未解决，最大问题是信贷。美国地产业会继续下调、疲弱。毕竟美国GDP占全球的30%，如果它的经济不好，会影响到全世界。还有全球的通货膨胀，现在的资源价格都很高，油价、粮价、铁价、铜价都是如此，这个情况对经济也很不利。
不过，香港地产环境较为特殊，因为最大的业主是香港特区政府，它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地推出土地，所以香港地产还是稳健的。
GE：外界对您的投资成绩很熟悉，但似乎永远看不懂您为何总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决断。这是怎样做到的？
李嘉诚：投资任何公司，固然要着眼其眼前的赢利能力，但也要考虑其亏损的可能性。赚钱的理由很容易看到，但亏本的因素未必容易看清，那你应该考虑哪个方面多一点儿？我经常打的一个比喻，是驾船出海之前想好如果天气突变怎么办，也就是总要思考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要怎么应对。我除了用很多时间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外，还会反复研究哪些行业对我们来说是未来的机会，哪些行业风险高，哪些生意今天很好，但10年之后优势不再，哪些今天欠佳，10年之后却风景秀丽。比如石油公司赫斯基，最初大家并不看好，但我却一直很有信心，这是由于我平时对经济、政治、民生、市场供求、技术演变等一切与自己经营行业有关、或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影响的最新、最准确的数据及讯息具备所有详细数据，加上公司内拥有内行的专家，当机会来临时我便能迅速做出决定。
过去两年里股市最炽热的时候，有人说如果我们将码头业务出售，可以获得50～60倍的市盈率，我们不是不懂得买卖，但集装箱码头是我们的核心业务，经过这么多年建起来，不会随便卖掉公司的控股权。
GE：“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李嘉诚：虽然现在已有反思，世界正在从享受国际化的好处变为面临国际化的挑战，但我相信，国际化是一定对中国有好处的。但是，大家需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做塑胶厂的时候，结业前一天工厂还是赚钱的，但我为什么决定要结束它？我知道制造业在香港未来是没有前途的。从前电话线都是铜线，但有了光纤之后，你必须洞悉铜线迟早要被淘汰。大方向定下后，再思考在小的方面如何做得更好。小的判断再准确，大方向出现偏差亦属徒然。
GE：那您希望倡导一种怎样的观念和方法论？
李嘉诚：康熙王朝尽管不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但资料显示，当时中国的GDP已占到全球的30%，而今天，我们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经济的6%。我觉得，中华民族是个聪明的民族，但我们中国的企业需要更精益求精。同样一道工序，比如生产一支笔，你做到了90%的程度，可能只卖3元钱，你做到100%的程度，也许售价会高得多。认真追求最美好的产品，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的企业的发展方向。当然，推销网络一定要有突破，才能够取得合理的价格和前途的保证，虽然这不是一件轻易能办到的事，但最终亦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工厂的规模和决心是推销突破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