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的计谋大告成功，他把中国人的答复称作是“蔑视全世界和平要求”的又一证据。联合国已经竭尽所能来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2月1日，联合国大会不顾英国 和印度的反对，以44票赞成对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缅甸、印度和苏联集团的5个国家反对这一决议，瑞典、南斯拉夫以及7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弃权），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决议呼吁北京“使其部队和人民……停止敌对行动……并撤出朝鲜”。决议重申了联合国决心“继续其在朝鲜的行动以对抗侵略”，并呼吁成员国为在朝鲜的行动“继续给予一切援助”。决议最后还成立了两个特别机构：一个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对付这一侵略”；一个三人小组，“以促成停止敌对行动”，实际上这是一个停火委员会。
艾奇逊对于联合国的巧妙操纵在外交上大奏奇效。一些中立国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遭到了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反对，现在是中国人打出了无法无天的旗帜。反对和平的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对中国人来说，反对停火造成了可怕的人命灾难。由于他们自视过高，显然相信联合国的大多数将支持他们的要求，于是中国人拒绝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其条件远比他们在两年半之后所接受的更为优越。
三八线再成问题
李奇微的攻势又引发了从1950年12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一直争而不决的问题：联合国军是否应当再次抵进至三八线？他们应当如何行事？严格来说，麦克阿瑟仍在根据联合国介入战争时所下达的命令行事，即击退侵略者并在该地区重建和平与安全。如前所述，联合国的命令还包括“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这一长远目标。在中国的“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接受了新的战术任务，但是联合国的这些命令仍然有效。麦克阿瑟的战术任务就是要把部队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在朝鲜，而又不危及他的部队和日本的防务。
由于同样的原因，麦克阿瑟仍拥有越过三八线的权力，这是根据华盛顿于1950年9月27日向他下达，并于10月7日由联大确认的命令。但是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艾奇逊认为任何关于向三八线以北行动的决定，都须与盟国政府进行讨论。
这样，就开始了一场颇为奇特的小步舞，无论是******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愿在其中提出明确步骤。艾奇逊说：“的确，双方都如此坚持要由对方来拿主意，由此引出了一些尖刻的言辞，认为双方都是在逃避责任。”在艾奇逊看来，重新进入北朝鲜将会“在自由世界中造成严重危机，并导致某些盟国（很显然是英国人）退出战争”。艾奇逊承认必须夺回整个南朝鲜，以使敌方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艾奇逊也并不禁止越过三八线进行小规模地面行动，以干扰对方的进攻准备。在边界上停止战争可以使谈判易于进行，艾奇逊并不认为北朝鲜人会赞成停战，此时停战会在他们的领土上给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如果目标是“尽量严惩敌人”，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三八线上稳定住一条战线，而不是北进延长供给线，在北方的海空军行动仍将继续。******的迪安·腊斯克（满怀信心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无论如何，做出一项政策声明的主要原因，就是如艾夫里尔·哈里曼所认为的，有必要“稳住”杜鲁门对三八线问题的看法。
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反对。只要联合国的政治目标保持不变，那么其军事力量就不应当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越过三八线。这一禁令将使中国人得以集结大批部队准备战斗而不受惩罚。不准越界的规定只是单向的，中国人仍可以为所欲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很难维持攻势，甚至很难保持有力的防御。
但是参谋长们认为，要提议麦克阿瑟抵达三八线后应当如何行事，还为时过早。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这之前做出的任何决定“在军事上都欠成熟”。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同盟国进行的讨论会泄漏给敌人（这是事出有因的。除去苏联间谍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外，英国工党政府中对联合国事业怀有敌意的大有人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是由******来详细说明达到美国政治目标的方针。
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使艾奇逊认识到，******关于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建议还是不要送呈杜鲁门。马歇尔同意了，他还希望尽量不要同其他国家政府就此进行讨论。
麦克阿瑟对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激烈辩论只有一些间接的了解，他试图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迫使政府做出一项决定。1951年3月2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了一份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2月后两周他的行动的半月汇报。这是一种通常谈论军事局势的例行公文。其中麦克阿瑟的一句话，被******认为是一枚政治炸弹：
既然杜鲁门总统已指出，越过三八线之事是一个军事问题，应根据我作为战区司令官的最佳判断来加以解决，然而我想澄清一点：如在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之时，具有说服力的反对越界的政治理由当时已经提出，并可能要合理地限制越界行动的话，我将不会武断地行使这一权力。
这一番话乍看起来像是要放弃任何越过三八线的意图，但******官员们立刻看出了其中的伏笔。他们认为向联合国的盟国强调这一问题并无益处，他们要求麦克阿瑟删去这句话。他删去了。
但是，几天之内的战场局势使三八线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3月7日，李奇微将军发起“撕裂者行动”战役，旨在向共产党人战线中部打入一个宽阔的楔子，并把西部的中国人同在东部的北朝鲜人分隔开来。战役的主要目标春川离三八线的直线距离不到10英里。占据春川后，第8集团军就立足于离三八线只有两天路程的地方了。
3月15日，一名记者问杜鲁门，联合国军是否准备越过三八线。“这是由战地司令官决定的一个战术问题。”他答道，“离那儿有7 000英里之遥的总司令不会干预战场行动。我们是在为解放大韩民国而工作……这同三八线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杜鲁门是含糊其词，但是他的声明已涉及了几天之前仍不准麦克阿瑟妄加评论的问题。这位将军向在东京的知己发牢骚说，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可以在华盛顿信口雌黄，但是咱老兵就不准发表任何比一份‘早点名报告’（连一级的报表，报告某一天有多少士兵出勤）更有意义的言论”。
事有凑巧，正是在杜鲁门向记者发表声明的同一天，******终于同意了关于在朝鲜作战目的的声明草案。虽然在获得最终批准之前，还有待两个月的讨论和若干小修改，但这份******文件代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在一些艾奇逊认为是“相对简单和敏感的结论”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一文件实际上放弃了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联合国军应继续尽量造成敌方损失，并重新控制三八线以南的领土。联合国地面部队在“战术局势可能要求的情况下”，应被允许在三八线以北大约10至20英里的范围内进行“进攻性的防御行动”。当实际抵达三八线时，美国就应当沿着一条在1950年12月曾向联合国停战委员会清晰表示过的战线谋求一项停火。如果敌方拒绝这些条件，联合国军则——
应继续尽量消耗敌人。他们可以袭击边界以北，以使敌人站不住脚，并干扰其进攻准备。但是，不应全面推进，也不应试图占据北朝鲜领土。美国应继续给****在朝鲜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以灭其威风，并应继续对其政府采取经济和外交行动。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未予考虑。
这一草案取代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月12日草拟的选择方案清单。这一文件之所以对麦克阿瑟至关重要，原因有二：它界定了他能够在三八线以北行动的范围；再者，它否定了他所期待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行动。诚然，该草案并不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是总统的最后决策，但是它的确以明白无误的言辞告知麦克阿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在应当如何进行这场战争上意见是一致的，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正是麦克阿瑟的上司。
然而，麦克阿瑟是不会因人劝阻而不直抒胸臆的。去年12月6日的总统命令，要求政府和其他官员没有华盛顿的批准不得擅自发表言论，这使将军几个月来噤若寒蝉。［一位政府官员认为，杜鲁门的命令与麦克阿瑟非同寻常的沉默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麦克阿瑟）刚刚得到教训，也真的无话可说，即便是代表他自己”。］如今，麦克阿瑟又准备对他所效力的政府再度发起宣传大战，其方式之稀奇古怪，以致在以后几周里，五角大楼和白宫都在议论纷纷：这位美国在远东的最高司令官是否精神健全？
中央情报局羽翼已丰
1951年初，一位****巡视大员向北京报告说，中国的赴朝军队饥寒交迫，病痛缠身，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挣扎度日，每日只靠几个冻土豆得以生存。“当战士们在雪地里露营时，他们的手脚和袜子都冻成了冰坨子，他们拧不开手榴弹盖，拉火索也打不着……手上的皮都粘在迫击炮弹和炮筒上。……”由于没有避寒之处，中国人疾病丛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内科疾病使数千人失去战斗力。
虽然中国人在1950年12月的胜利之后已放慢了战斗节奏，但是马修·李奇微将军知道这种平静只是短暂的。中国人在他们前两次攻势之后，被迫暂停几个星期以重新部署，并重新补充给养，这些给养是由人力通过雪积冰封的北朝鲜山峰背驮而来的。李奇微所能做的，只是试图使他的士兵们重新恢复战斗能力（两个陆军师已在12月几乎被彻底摧毁），并希望能够击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敌人。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队即将从一些不可思议的来源得到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是：一位美籍丹麦间谍大王、一支中国国民党人的海岸警卫队、印度政府内一个匿名的美国间谍。
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报局驻东方各站站长收到了从华盛顿总部发来的一份急电。这份电报传达了从隐藏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印度政府中一个特务机构那里收到的“过硬”情报。印度政府虽然公开声称对朝鲜战争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时时给中国以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现在，尼赫鲁的支持又要变成物质上的支持了。据那名特务报告，中国人已包租了一条挪威货船并派往印度孟买，前去装载由印度政府提供的医疗供应品。装船单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战医院设备，加之各种药品（据一名美国情报人员说，“足够给三八线以北的每名敌军士兵注射起码三针青霉素”）、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和用具。
华盛顿给各地特务机关的电报是直截了当的：“不惜任何代价”务使该船和所载货物不得到达敌方。电报没有细论这一货运的人道主义一面。一旦这些医疗供给到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那里，将使他们能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造成美国和韩国数以千计的生命损失。
但是截击这艘轮船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外交问题。挪威虽然是联合国成员，然而它不顾美国和其他有部队参战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外交抗议，仍然允许它庞大的航运界继续和敌方进行贸易。美国曾经避免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这是因为怕冒犯英国人，他们同样在和中国继续进行贸易，以此保护它的直辖殖民地香港。
这样，就出了一个难题：美国如何才能阻止这次货运而又不掀起一场外交上的轩然大波，使已经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来电并未论及这一问题，它只是指示各地特务执行任务，而且要悄悄地干，不惜任何花费。不过该电报的确含有一项明白无误而又未加声言的警告：勿使美国政府为难。
这样，就开始了“TP-披巾”行动，这是一次无视国际法、在公海上袭击别国船只且毫不掩饰的（成功的）海盗行为。中央情报局已经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大打出手，拳脚交加。
命令最后来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汉斯·托夫特的办公室上。这位美籍丹麦人相貌堂堂，金发稀疏，说话略带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在自成一体的情报界之外，实际上他鲜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纪最杰出的特工之一的名声。而且，他在看到关于挪威船的电报之前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为什么他对于这一使命而言极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