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下一个主攻点指向了美军第2师，就在韩国部队西面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第9步兵团的B连。该连的第一个任务是夺取219高地，这是清川江西岸一个重要的山脊。B连和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连队一样，由新兵和老兵混合编成，其中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南波士顿的步枪手沃尔特·克劳福德下士只有17岁。129名官兵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黑人（包括执行军官埃利森·韦恩中尉），还有10多名韩国士兵。
B连里的士兵在吃着牛肉土豆泥早餐、喝着咖啡时牢骚满腹。他们说，该团每次打仗时，B连都打头阵，现在他们又接受了这个苦差事。他们并未料想会打多少仗。事实上，很多士兵甚至扔掉了他们的钢盔，说它们碍手碍脚、过于沉重；此外，刚发下来的绒线帽能够更好地御寒。他们也不愿意带很多弹药——每人平均带1枚手榴弹，每支步枪平均只有16发子弹。挖战壕的工具呢？在路上丢失或扔掉了。罐装的军用食品呢？太沉了。他们背着空背囊行军，要靠朝鲜民工下午把食品和铺盖卷背来。战地电话呢？唯一的一部还不能使用（尽管该连通过炮兵前进观察哨的电话线与后方保持着脆弱的联系）。这就是第8集团军在其“结束战争的攻势”中一个典型的连队状况。
219高地是一连串的低矮山丘，上面布满了松散的石块和密密的灌木。B连的先头排在上山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离山顶还有25码时，突然被中国人雨点般的手榴弹所阻滞。在整整一天的交火中，B连遭受很大伤亡——包括威廉·华莱士上尉，他的一只耳朵被迫击炮弹片削掉了一半——但却无法把中国人赶出坚固的阵地。
团长小查尔斯·斯隆上校简要地观察了一下激烈的战斗，然后用无线电报告第2师指挥部说：“我想这一次不太一样，这也许是真家伙，我们最好观察一下。”但师部不同意。
中国人在当天晚上实施了猛烈进攻，击溃并部分歼灭了最左侧的第9团第3营，并在清川江边包围了第2营。然而对B连来说，战斗演变为防守219高地一侧的两个小山包：一个山包上有14个人，另一个山包上有40人左右，他们面对着10倍、20倍之多的中国人。
中国人爬到离西奥多·韦瑟雷德中尉率领的、人数比较多的那个山头不到20英尺的散兵坑里，并向山头掷手榴弹。山顶地域狭窄，士兵们无法躲过手榴弹，他们只能把手榴弹踢开或在爆炸前把它们甩开。韦瑟雷德后来估计，在两个小时里有60枚手榴弹扔到了山包上，有40枚被甩开了。激战中不时可以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哨音，然后中国人便跳出散兵坑，试图冲上山头。这样，美国人学会了保留他们稀有的手榴弹，直到听见哨音。哨子一响，他们就把手榴弹扔下山坡。中国人十多次重复了这种错误，山坡上死尸成堆，足以构成另一道防御屏障。
战斗稍有停歇时，韦瑟雷德召唤150码以外的韦恩中尉，他在那里指挥着一伙被包围的士兵。“向我们靠拢，”他叫道，“这里情况好一些。”
韦恩同意了。“做好跑过去的准备，我掩护你们。”他对其他人说。
这位身高体壮的黑人军官已经没有武器在手，但他无所畏惧。他俯身抱起一大堆石头和罐头食品，只身站到毫无屏蔽的山包边缘，把石块和罐头向不到25英尺外的中国人头上扔去。中国人被他的勇敢行为所震惊，一时竟停止了射击。一名美军士兵爬到防御圈外，与韦恩站在一起。他挥动手中已经没有子弹的步枪，准备把任何冲向韦恩的敌人打翻在地。
韦恩在所有人都撤离山包之后才动身离开。那位士兵则把他的步枪扔向山下的中国人，算是撤退前的最后一击。
就在韦恩转身离去之际，一枚中国人的手榴弹在他头部上方爆炸，削掉了他的一边脸部。然而，直到傍晚前的空袭把中国人撵走，他仍然留在山上，并拒绝接受包扎和麻药。“给那些伤重的人用吧。”他说。韦恩后来由于失血过多而晕倒才被抬走，他在医院里住了117天。
这场历时26小时的残酷战斗打响时，B连有129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4人，其中6人为“能走路的伤员”。
与此同时，第9团的G连在战斗的第一天晚上平安无事，尽管该连在清川江沿岸阵地周围的所有部队都被分割开来。但是，在11月26日拂晓，该连遇上事情了，当时的情况使G连先发制人。破晓时，该连的步枪手在清川江边一个较高的山坡上掘壕据守，他们在华氏零下15度的严寒中浑身发抖，遥望着江面上升起的晨雾。军士长威廉·朗打哈欠和伸懒腰时，看到一些人正沿着他下面的一条小河运动，丝毫不作隐蔽。朗毫不上心地望着他们，认为他们一定是美国人，才在这个地区公开行动。朗一直盯着他们，当他们走近不到300码时，他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中国佬！”他对他的排喊道，“他们是中国人！”
步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的第一排子弹把半数中国人打倒在地，幸存者慌忙爬到稻田地和河床的石头后面躲起来。连长弗兰克·穆诺兹上尉叫来一辆坦克。在5分钟的时间里，G连击毙了70名中国人，还俘虏了20人。
然而，中国人当天晚上就凶猛地扑向G连，把该连和F连都赶下了沿江的高地。中国人一波接一波地顽强进攻，用步枪和机关枪猛烈射击，抛出了看来是永不告罄的手榴弹。他们冲上美军阵地，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在散兵坑里。当天晚上，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G连有70多人被打死。
中国人俘虏了一名叫斯莫利的二等兵和两名配属给该师的韩国士兵，并把他们押到后方一个地区。审讯员是一位操着流畅英语的军官，他打了一个响指，接着韩国人就被押到几步外枪毙了。
那位军官转向斯莫利说：“我们对你们了如指掌。”他接下去讲述了G连的情况和该连军官的名字。“你现在回去吧，告诉你们连长不要使用燃烧弹——凝固汽油弹——打我们。你的部队在那边，”他指着河对岸说，“走吧。”
斯莫利觉得他背后要挨枪，便急忙奔向河边，并找到他部队的残部。他是被中国人俘虏又马上释放了的许多步兵之一，这显然是为了宣传，然而这种做法对斯莫利却未能奏效。“给我一挺机关枪，”他对连长穆诺兹上尉说，“我看见了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韩国人的。”
然而，并非每个士兵都像勇敢的斯莫利那样意志坚强。在撤退中，穆诺兹听见河边一所简陋的木棚中传出一阵哭泣声。他感到很奇怪，随后发现一名惊恐不安的美国士兵在地上缩作一团，泪流满面。
“你在这儿做什么？”穆诺兹问道。
“我不知道——不知道。”士兵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跟我来。”
“上尉，我不想去那里——”
穆诺兹忍无可忍，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起来。“把你的屁股坐到那些坦克上去！”他命令道。这个士兵服从了。穆诺兹收拢了其他掉队和受伤的人，然后向河边行进。一些中国人向他扑来，他拔出0.45英寸手枪打倒了其中5人。他的一行人终于逃到安全地带。
第8集团军陷入混乱
11月26日这天，第8集团军开始四分五裂，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一场协同密切的攻势已经不复存在。至此，战争成了一系列连级小规模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也没有希望能得到增援，它们被蜂拥而至的中国人四面包围，与上级指挥部的联系也被切断。第8集团军甚至不能把局势稳定下来，以便让其优势火力发挥作用。作家费伦巴克（他对朝鲜战争也做过重要的研究）当时在第2师指挥一支部队，他写道：“在其车轮无法到达的地区不能实施机动，在这些山岭中无法观察或联络，美军是被一口一口吃掉的，而不是被大批击溃的。”
美2师的军官直到11月26日午后才得知该师溃败的严重程度。第38步兵团团长乔治·佩普洛上校守卫着该师右翼，按计划应与其东部的韩国师协同。他从他的指挥所看到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穿过美军阵地溃逃。这个韩国师已被中国人粉碎，他们的指挥官要士兵逃到美军地域以保全性命。
佩普洛给第2师师长凯泽将军打电话。“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拥向我的防区，我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些人？”
凯泽对这个听起来跟废话一样的问题勃然大怒，他厉声答道：“指挥他们，使用他们，浑蛋！”
为了堵住战线右翼的这个突然出现的缺口，沃克将军把几天前才来到朝鲜的5000人的土耳其旅紧急派往那里。（历史学家马歇尔把这一调遣比作是“用一个阿司匹林药瓶的软木塞去堵一个啤酒桶的桶口”。）土耳其人事先未得到情况介绍；尽管他们极其需要与美2师密切协同，但他们的部队中却没有配属美国顾问。他们被匆匆忙忙地投入战斗。
然而几小时之后传来了土耳其人大获全胜的惊人消息：他们第一次与“蜂拥而至的中国人”交战，就守住了阵地，并以白刃格斗赢得了一场“浴血战斗”，还抓了“几百名俘虏”。美2师的情报部门派遣一位翻译耕夫路中尉去审讯俘虏。他发现这些俘虏是一些时运不济的韩国士兵，他们在逃离德川附近的阵地时误入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被打死的“中国人”全都是南朝鲜人。
翌日，11月27日，当土耳其人在卧云村与一大股中国军队遭遇时，再也不会搞错对方身份了。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当时所发生的确切情况。不管情况如何，土耳其人进行了战斗，而且大部分人阵亡了。据一些报告说，军官们把他们的帽子扔到地上，以此为线，不许后退一步，“要与阵地共存亡”。战斗以后，只有几个土耳其连队得以幸存，而且也都罹受重创。
麦克阿瑟的攻势显然已被阻滞。沃克将军的目标不再是抵达鸭绿江，他现在必须竭尽全力解救第8集团军于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