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转而问起斯奈德的本职工作。“假如局势严重，你认为财政部可以立即采取些什么措施？”他们商讨了制止国会正在进行的削减消费税的努力（打仗需要花纳税人的钱），两人同意撤回几天前刚刚完成的下一财政年度预算方案。斯奈德建议：“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立刻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及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聊了一会儿关于一旦战争来临，“要极为小心谨慎，避免出现过于庞大的赤字”。他看着斯奈德，说：“你我都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小事开始的。”
北朝鲜人发动了一场入侵，这一事实已经毋庸置疑；华盛顿的外交与情报界开始转而问为什么。杜鲁门的临机判断认为，是克里姆林宫下令发动了这场新的战争，这在华盛顿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星期日出笼的连篇累牍的分析报告一开头都以苏联应该承担责任的假设出发。
苏联惹是生非、在其他地区频繁调动的征兆处处可见。国务院第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曾任驻莫斯科大使）接到口信，杜鲁门希望就“俄国在其他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不是俄国人一系列行动的开端”等前景问题倾听他的意见。凯南召集其他几位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审阅了情报报告以及近期往来的电报。令人不安的征兆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苏联人通过海路和铁路将大量武器装备和辎重源源不断地运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至于原因，分析家们则众说纷纭：这些物资只是用来替换陈旧的武器，还是供夏季演习使用？是用来支持游击活动，还是储存供当地部队或者苏军未来作战中使用？苏联人已经宣布，黑海舰队将于当年夏末在靠近土耳其的沿海水域举行大规模演习。正如一份情报指出，这些演习“公布了一次拟议中的模拟进攻土耳其，并伴以两栖登陆演习的令人生畏的细节”。为了扩大威胁“入侵”的范围，苏联人计划使用2500架飞机和足够的登陆船舰，发动2个师的攻击。深陷政治动乱和经济动荡的伊朗，也给苏联提供了一个“胜之不武”的机会，如果他们选择挥师前来的话。
但是，苏联是否就要对这次入侵负责呢？在那个星期天，杜鲁门、艾奇逊，以及实际上华盛顿官方的每一个人都本能地设想成这样。苏联参与共谋的证据并不充分，然而确凿无疑。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段情景。他的回忆录1970年在西方出版，这份资料来源不明，但是被诸如爱德华·克兰肖等苏联问题专家认为是正宗货色。根据赫鲁晓夫的叙述，金日成在1949年末拜访了斯大林，并告诉他“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一次攻击将会触发南朝鲜的内部爆炸，并很快把李承晚赶下台。“按理说，斯大林不会反对这个主意，”赫鲁晓夫评论说，“这更加符合他的共产党人信念，因为这场斗争将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两个朝鲜会自己搞定。”
但是斯大林反应谨慎。他告诉金回到北朝鲜去好好考虑这个主意，再拿一个具体计划过来。几个月之后，金又来到莫斯科，他对“成功绝对有把握”。斯大林仍有怀疑。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他担心美国人“会跳进来”。但是金争辩说，他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一举击溃南朝鲜，这就可以避免美国的干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也跟金谈过话。
最后决定是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一次情绪高涨的晚宴上做出的。金满怀激情，大谈他将如何治理一个统一的朝鲜——北方的工业与南方的农业相得益彰。赫鲁晓夫评论道：“我们祝愿金日成取得每一个成就，为全体北朝鲜领导人干杯，期望他们斗争胜利的一天。”
然而，斯大林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表明他对这个计划仍然心存疑虑，而且对被拖入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有着明显戒心。苏联人在北朝鲜军队的每一个层级配有多达150名顾问，最低到营一级；在全国共有7000多名顾问。正当金日成准备南征时，斯大林下令大部分顾问返回苏联。这个“令人费解的”决定让赫鲁晓夫感到惊讶，他向斯大林请教。
斯大林立即回应说：“我们的顾问留在那里太危险，他们可能被俘。我们不想在那里留下把柄，被指责参与这桩事情。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在赫鲁晓夫看来，撤走苏联顾问从外部注定了北朝鲜入侵的失败。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北朝鲜人民军推进神速，然后在8月中旬，受阻于南方港口釜山附近的联合国军防御阵地。“如果我们没有拒绝为金提供合格人员以帮助部署兵力和指挥战斗，”赫鲁晓夫说，“北朝鲜毫无疑问就打赢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实强调了一点：“这场战争不是斯大林的主意，而是金日成的。金是发起者。当然，斯大林没有去劝阻他。”
星期日下午的头几个小时，迪安·艾奇逊在办公室里一直忙于开会，进一步推敲各种意见，以便晚上向总统汇报。下午3时30分许，他把与会者一一打发出去，声称他希望独自一人做文件口述。艾奇逊的回忆录对这段时间的叙述多少有点让人困惑，他说他在整理各种建议以便呈报总统。当然，实际上他的第一批建议，即上午发往东京的那些“参考意见”，已经搁在案头。那天下午，艾奇逊是在为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准备论据。他毫不迟疑地谴责苏联发动了这场进攻，并且认为这是对美国“公开的赤裸裸的挑战”，畏缩后退将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力量和威望。他认为“实力施加的影响……有着重大的威慑意义”。
艾奇逊独自留在办公室里，在一本律师用的黄色便条本上信笔涂写，他认为美国必须施加这种实力的影响——他希望与联合国共同行动，但如果必要，就单枪匹马地干，他知道盟国提供的任何部队在“军事上都是无足轻重的”。艾奇逊的回忆录以及那天国务院的会议记录都未表明人们的担心，即美国如果决定去南朝鲜打仗，可能无法征集到足够的兵员。在几个月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紧急关头，征集人员的能力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不过，艾奇逊选择了对此不予考虑，仓促地把美国推入了朝鲜战争。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处仓促地拟出一份调子悲观的预见报告。鉴于南朝鲜人军事上居于劣势和物资有限，因此只能进行有限的抵抗。用不了几天，他们的防线就一定会瓦解，其结果是汉城将失陷，有组织的抵抗将崩溃。“在军事失利在所难免的情况下，南朝鲜人民的抵抗意志也可能随之丧失。美国的撤离将标志着南朝鲜有组织抵抗的结束。”国务院的情报人员认为，北朝鲜如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作为苏联政策明显标志的军事力量增长”的组成部分。但是，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明显带有……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但是，苏联人认识到这次入侵所造成的巨大危险了吗？艾奇逊便着手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苏联政府在这一冲突中置身事外。驻苏大使艾伦·柯克接到一份电报：他应该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正式向维辛斯基通报入侵的消息。维辛斯基实际上应被告知，苏联人应该要他们的傀儡罢手。“众所周知，苏联对北朝鲜政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有鉴于此，美国政府要求，苏联要对这场无端的和毫无道理的进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要求苏联对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使其立即撤回入侵部队。”如果维辛斯基不接见柯克，“可将信件交给你可以约见的任何官员”。
电报于下午4时从华盛顿发出。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重要人物“据称都不在城里”。
穆乔时而报告撤退计划，时而报告他使李承晚振作精神的尝试。艾奇逊在发往汉城的一份电报中强调，“南朝鲜军队”有必要“动员一切力量做短期的抵抗，让美国有时间做出决策，或是采取行动，或是提供帮助”。他答应几个小时之内即可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向韩国部队提供弹药和武器，要求南朝鲜人做出“非凡的努力，坚持到其他方面开始运转为止”。艾奇逊准备冒险了。
联合国决议
与此同时，在纽约的成功湖畔，把这场战争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以查尔斯·诺伊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现，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谴责北朝鲜“无端侵略”以及要求联合国制止这场战争的决议案遇到了重重阻力。
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英国、法国、埃及、挪威以及印度等国。仅凭星期日中午收到的零星情报，联合国怎能断定是哪一方最先挑起战端的呢？有人认为，“这是朝鲜人在打仗”，应该把它看作是一场内战。埃及代表马哈茂德·法齐·贝建议，鉴于两个朝鲜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状态，“无端”一词要删去。法国代表让·肖夫尔提出对提案做些更改，命令双方，而不仅仅是北朝鲜人停火。诺伊斯“竭力陈词”反对修改。相反，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的代表要求通过一项“采取强硬路线”的决议。
挪威政治家、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犹豫不定的代表团中间展开工作。在他看来，北朝鲜的行为就是“明确无误的侵略——显然经过精确算计和精心策划，并具有出其不意的所有因素，这让我回想起纳粹侵略挪威的情况”。赖伊个人感到愤怒，因为仅仅一个月前，他访问莫斯科时还受到了苏联人的热情款待，当时苏联人大谈特谈和平的意愿。他感到，苏联人“一直在营造一种和平气氛，完全为的是发动这场猝不及防的进攻”。
一个能让国务院感到满意的决议最后文本于星期日下午6时左右，即杜鲁门从独立城回到华盛顿前一个小时，在安理会以9票对0票获得了通过。决议对北朝鲜军队“向大韩民国发动武装进攻”表示“极大的关切”，并且呼吁“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北朝鲜军队应撤回三八线。
苏联代表团并未返回安理会参加投票，因此失去使用否决权置决议于死地的机会，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决议责成联合国采取的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持（澳大利亚代表尚恩认为，“显然”共产党人对这一决议根本不屑一顾）。但是，这一决议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北朝鲜人，它在这方面具有法律效力，因而艾奇逊当时感到心满意足。要忽悠联合国做出更为强有力的命令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必须见机而为。
布莱尔大厦做出的决定
星期日晚7时左右，杜鲁门总统返抵华盛顿，在驱车驶往布莱尔大厦的短途中，艾奇逊、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向总统做了简短的汇报。杜鲁门连连点头，对安理会的表决结果表示满意。到布莱尔大厦后，他抽空给妻子打电话说，他已平安到达（杜鲁门夫人对坐飞机神经过敏，杜鲁门总是要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他随后下楼来到客厅，13位负责全国军事和外交的高级官员已恭候在那里。国防部有8人出席会议：约翰逊，陆军部长弗克兰·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福雷斯特·谢尔曼和霍伊特·范登堡，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国务院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艾奇逊、韦布、腊斯克、希克森和菲利普·杰塞普（后者担任记录秘书）。中央情报局长希伦科特海军少将和国务院第一流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均未被邀请。 当天晚上在华盛顿，关于朝鲜事态的发展以及苏联对入侵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的情报还很缺乏，因此这两位人士未被邀请出席会议惹人注目。
很奇怪，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正题。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将军前一天刚从远东归来。访问期间，麦克阿瑟硬塞给他们一份关于台湾的长篇备忘录。会上，布雷德利（按照约翰逊的要求）开始宣读。与会者听到的是麦克阿瑟急切呼吁杜鲁门改变1月份所宣布的美国无意保卫台湾的政策。麦克阿瑟把这个岛屿喻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认为把它拱手让给一个不友好的政权“对美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麦克阿瑟表示愿意甚至迫切希望访问台湾，并对保卫这个岛屿免遭侵犯所需的“军事援助的要求和程度”进行调查。与会者们早已闻悉这些论点并嗤之以鼻，因此既没有人插话，也没有人加以评论。艾奇逊暗暗思忖，约翰逊为什么非要在这个非同一般的会议上提这个问题。
布雷德利发言完毕，从胡佛政府以来一直侍奉总统的男管家阿朗索·菲尔兹打断了会议，招呼用餐。杜鲁门一家应该再过一天才回来，菲尔兹对他的伙计能够按照仅仅几个小时前发来的吩咐准备好晚餐而暗自扬扬得意。
餐桌上的交谈限于一般性问题：俄国人或中国人直接干涉的机会；朝鲜战争可能只是虚晃一枪，以掩盖在其他地区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希望美国提供的武器能够使南朝鲜人挽救自己。
餐后，撤出杯盘，这张椭圆形红木餐桌就成为正式的会议桌。总统首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思想框框”，愿意倾听对局势的任何见解，他暂时无意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早些时候，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曾低声提醒杜鲁门：“我们别太快了。”“别担心，我不会的。”总统回答说。）接着他请艾奇逊详细描绘朝鲜的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