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几天之后，这几个北朝鲜人被安排坐上吉普车在汉城兜风观光，他们看到了跟平壤电台通常描绘的贫穷落后、恐惧笼罩的城市截然不同的情况。他们自愿录制了广播讲话，描述南朝鲜较为舒适的生活。他们还告诉审问者，祖国阵线只是一个宣传伎俩，用来扰乱汉城。其中有一位原来是北朝鲜人民军的军士，他自告奋勇地说，他不知道有什么预示着即将南侵的“重大军事行动”。
这就是哈罗德·诺布尔感到南韩军队和他自己的大使馆被蒙骗之处。“他们让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了我们希望相信的事情：他们看了自由的南方，他们已经选择了自由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些我们都信了，于是他们关于军事问题的说法我们也就相信了。他们完成任务了，把韩国军队、政府和我们这样的外国观察家糊弄得不轻。”
情报失灵
预测亚洲在1950年春季和初夏之际的动态的工作，由两个情报组织共同分担：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G-2（军事情报处）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由于不同的原因，这两个机构都是人财俱乏，难以执行任务。
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存在仅仅三个年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服务局（OSS）的杂牌儿孙，在华盛顿官场中它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遭到军事情报机构的切齿痛恨。中央情报局主要由两类人员组成：曾经参与过战略服务局“斗篷加匕首”谍报工作的学者文人，以及一些被其他机构剔除的不合适的平庸之辈。雷·克莱因博士（属于前一类人）于1949年参加中央情报局并担任分析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报告，每期4至5页印刷纸，然后放上一张漂亮封面，冠以一个响亮的‘世界形势评估’的标题”。朝鲜是报告中经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克莱因承认，中央情报局离现场太远。“我主要是根据我所阅读的报章杂志文章，再尽可能地添加一些分析人员的术语，然后写下我的分析性评论。”
在克莱因看来，远东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地区。“我们手头用以进行工作的情报少而又少，很少有具体的情报。麦克阿瑟曾与战略服务局势不两立，这使中央情报局始终无法在远东恢复工作。他从不允许战略服务局染指他的战区，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态度也是如此。他绝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不是他司令部的一个机构。”
从中央情报局最初的三位局长身上，也可以看出它在华盛顿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西德尼·索尔斯是后备役海军上将，他的平民身份是在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州皮格雷-威格利连锁超市的高管人员。他因杜鲁门获得了影响力，但是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接替他的是空军的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他出任局长主要是因为他是权势显赫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侄子。不过，甚至连霍伊特·范登堡也意识到在中央情报局干没有出路，不到一年他就离职去当空军参谋长了。1950年6月，局长由罗斯科·希伦科特海军少将担任，中央情报局一位熟知内情的人说，他是“海军中的三流人物，他当局长是因为凑巧这次该由海军出人了”。（杜鲁门很少想得起希伦科特和中央情报局，以致在北朝鲜入侵后头几天的会议上，这位局长都没有被邀出席。中央情报局很显然被认为对这些讨论无所助益。）
中央情报局对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评估，是长于分析而缺少具体预测，过于关注全球宏观问题而忽视特定形势的具体分析。这也难怪，中央情报局在亚洲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立足点，东京“站”总共才三人，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工作。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甚至拒绝提供一个办公场所。朝鲜得不到广泛的注意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3月1日至战争爆发，中央情报局的每日综述中未曾提到过朝鲜。
——同一时期，中央情报局的每周综述曾6次提到朝鲜，3份报告谈及了5月份的国民议会选举。3月31日的一份报告是关于动荡不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指责李承晚总统一意孤行，坚持扩军以抵抗入侵。6月2日，中央情报局对蒋介石若被迫离开台湾将流亡南朝鲜的种种流言蜚语进行了一番评论。“朝鲜离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太近，哪怕把它作为最为临时和最不舒适的避难场所都不甚适宜。”中央情报局评论说。6月16日，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有一小段文字提到，北朝鲜正掀起一场“和平”统一运动。
——5月17日，中央情报局在每月《世界形势评论》中预测，如果李承晚的权力在当月的大选中受到削弱，那么“共产党在南朝鲜趁火打劫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6月份的《世界形势评论》没有提到朝鲜。
——战争爆发以前，中央情报局在一份题为《当前北朝鲜政权的实力》的地区性情报报告中最后一次谈及朝鲜问题，报告日期注明是6月19日，但使用的素材仅截止到5月15日。报告指出，北朝鲜“有能力以短期的军事行动实现针对南朝鲜的，包括夺取汉城在内的有限目标”。报告提及了分界线附近的北朝鲜坦克，但却只字未提沿线村民撤出一事。虽然报告由中央情报局批准签发，其中的军事部分却是由军方的军事情报处准备的，“不顾中央情报局之反对”而纳入报告中。
总而言之，中央情报局无法向杜鲁门政府发出南朝鲜已经处在战争边缘的警告，理由很简单，它缺乏收集情报的能力。
与之相反，远东司令部的军事情报处，或称G-2，却在负责亚洲的情报工作，它活像一台囊括一切的庞大吸尘器，把如此浩繁的细节、未知可否的报告以及漫无边际的猜测统统收罗起来，以致军官们很少有时间去进行冷静的分析，从而理出有价值的情报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得力的领导。1950年，远东司令部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他从1941年起就在麦克阿瑟的鞍前马后。1950年他58岁。在德国出生的威洛比故意将身世弄得模糊不清，他有时宣称自己是一位德国贵族的儿子，为逃避语焉不详的政治迫害而当了难民（《记者》杂志的一位作者在1951年发现，实际上威洛比是一个绳索制造商的私生子）。威洛比于1910年18岁时来到美国，以“阿道夫·查尔斯·威登巴赫”的名字参加陆军，当了一名列兵。他终于获得一项委任，并更改了名字。威洛比是一位撰写辞藻华丽的报告的行家，麦克阿瑟很是赏识这种文风。同僚们注意到，他花在捉刀代笔上的时间似乎跟花在情报工作上的一样多。的确，在1949年和1950年，威洛比对情报工作几乎毫无兴趣，麦克阿瑟指定他负责撰写和出版一部洋洋四大卷的太平洋战争史工作。据一名前情报官员说：“威洛比是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的理想人选。他知道麦克阿瑟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此而已。”
威洛比同麦克阿瑟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俩对于采用非常手段搞来的情报一概拒之不信，对于战略服务局及其后继者中央情报局这类海盗式组织收集的情报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对战略服务局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不允许该机构的特工人员在他的战区里活动，一经发现就会加以阻挠。威洛比和麦克阿瑟都只相信那些通过武官、审讯俘虏以及从缴获的文件中搞来的情报，他们绝少相信“潜伏很深”的间谍利用有利的地位或者途径收集到的秘密情报。
威洛比在东京的主要情报“产品”是一天一份囊括整个远东动态、长达40多页的《每日情报综述》。30年后阅读这些卷帙浩繁的情报汇编，就仿佛在听集市上一群老太太的唠叨：流言蜚语的大杂烩，胡思乱想，风马牛不相及，以致无法进行评估。威洛比的大部分“情报”来源于心怀不满的中国国民党军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预测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行将垮台。军事情报处没有间谍在北朝鲜活动，只得依靠叛逃来的低级官员、难民以及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驻平壤外交官们提供零零星星的第二或第三手情报。尽管如此，如果仔细地审阅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确确实实能够发现一系列事件的某种模式，明显地预示了北朝鲜的进攻迫在眉睫。
最为明显的证据——所有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后诸葛，但是其模式还是很清晰的——是北朝鲜的坦克部队在靠近分界线的地方迅速集结。5月末的一项情报给出了有关北朝鲜人民军组建了一个新坦克旅的异乎寻常的详细报告：估计有180辆中型和轻型坦克、1万名官兵，还有诸如反坦克炮、野战炮、摩托车这些支持设备。然而威洛比的班子在5月25日的《每日情报综述》的一项评论中，拒绝接受这一情报为有效情报。该报告说，“人员与武器的总数量超常”，北朝鲜人民军不可能组建如此庞大的坦克部队。G-2声称：“先不论在部署——比方说一个坦克师——时通常会遇到的那些困难，感觉上要在北朝鲜组建这样一支部队，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不切实际。”不到一个月之后，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摧毁了韩国的防御。
1950年初，G-2曾探知并予以搁置了另一个有关战争迫在眉睫的征兆：居住在三八线周边两英里之内的所有住户都搬迁了。一个看起来较为明显的原因是为入侵大军提供一个集结的区域，然而威洛比的G-2却另有说法：一些农民也许是为了避开北朝鲜人民军“在分界线附近埋设的地雷的危险”。任何被迫撤离都是“出于给部队腾出地方居住的需要，出于在时有发生边界冲突的地区进行耕作的不现实性，以及出于对南北武装冲突的害怕”。
还有其他的情况：连接三八线和平壤外围的交通枢纽沙里院的铁路线已关闭，只对军列开放；一个大型兵工厂开工，将自主满足北朝鲜对小型武器弹药的需求；征召妇女从事通信和护理工作；紧急征召曾经在日本军队服务过的青少年和成人男子入伍。G-2把这些异动称为“战争类型的管制”，还补充说：“这些步骤让人回忆起二战前德国的类似活动。”
但是关于入侵的前景，威洛比说起来总是这几句话：是的，G-2一直有听到关于入侵威胁的报告；是的，北朝鲜人民军有能力发动攻击；是的，不断有他们军队集结的迹象。但是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被认为足以让G-2发布任何具体的入侵警告。
缺乏近忧远虑，这在杜鲁门政府中蔚然成风。6月20日星期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一项援助韩国的法案作证时，被长时间询问有关韩国军队的实力以及北朝鲜人用武力夺取南方的可能性的问题。腊斯克表示：“我们看不到当前有任何意图表明，分界线那边的人们想为此目的来打一场大战。”腊斯克继续说，甚至即使北朝鲜人进攻，韩国人“也能够可靠地应对北朝鲜人所打造的这种军事力量”。
腊斯克有所不知的是，两天前，6月18日，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向作战部队下达命令：准备入侵南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