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规劝李承晚同联合国军步调一致的重任，就落到罗伯逊肩上了。罗伯逊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坐着倾听这位年迈的总统倾吐他对美国似乎是罄竹难书的不满之情。头几天，这位美国人都不想做出回答。他后来对另一位外交官说：“我只是坚持在那里，让李承晚倾诉个够。”
罗伯逊的友好规劝
甚至还在罗伯逊飞越太平洋之时，共产党就发起了一场攻势，暴露了大韩民国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无力独自继续打这场战争。这场攻击是1951年春天以来最大的一次，其矛头直指第8集团军战线中部的韩国部队：中国的3个军，总共将近10万之众，对付5个韩国师的大约5万人。据第8集团军情报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看来是为了削平前线上的突出部，使共产党在停战之后取得更强的地位。马克·克拉克将军所认为的理由则截然不同：“我头脑中毫不怀疑，共产党这次攻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止一个原因的话——是打算把韩国人打个鼻青脸肿，让他们和全世界都晓得，所谓‘北进’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一攻势成功地把作为打击目标的韩国部队向后推了几千码。在这里，攻势在联合国军毁灭性的炮火打击下受到阻止。在1953年6月，联合国军大炮向中国人打了270万发以上的炮弹，比战争中最高的月份还多100万发。但是在7月头几天中，激烈的战斗仍将继续进行。中国人愿意接受重大伤亡，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已经动摇了李承晚单独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心。罗伯逊想从李承晚滔滔不绝的抱怨中找出美国可以做出让步的地方，并使停战变得更易于接受。
一个不利条件是，李承晚似乎很难决定他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他们于6月27日第一次交谈时，李承晚提出了四条要求：（1）留下的反共朝鲜战俘应迁移至非军事区，并转交给中立国委员会；（2）为政治会议规定90天的时间限制；（3）美国给大韩民国以经济援助并帮助它建立起20个师的军队；（4）美国应“保证”一项共同防务条约。
这四条对美国人来说都不成为什么大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在6月27日致李承晚的一份私人电报中答应说，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将被转移至非军事区，“如果这在后勤上是可行的话”；美国不能够单方面为政治会议规定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如果在90天之内一事无成的话，美国将会“考虑”退出的问题；美国将给予李承晚所要求的经援和军援；最后，美国将愿意谈判一项共同防务条约，但是不能予以“保证”，因为这需要得到美国参院的同意。
李承晚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所做的反应是友好的。“好，”他对罗伯逊微笑着说，“总统满足了我的所有要求。”罗伯逊和克拉克把艾森豪威尔的来电改写成一份备忘录，在这次会见之后交给了李承晚。
当晚，罗伯逊和克拉克又来到李承晚官邸共进晚餐，并期望李承晚对他几小时之前似乎已经接受了的协议做出形式上的认可。使他们大为惊愕的是，李承晚给了他们一张难以满足的新单子。20个师对韩国军队是不够的，他希望有一支能同“就在眼前的近邻”（他显然是指北朝鲜，不过没有直说）不相上下的军队；如果政治会议90天内不能在统一朝鲜问题上取得成功，美国就应当同南朝鲜一起恢复军事行动；南朝鲜人只有在“以胜利解决战争”为目标的情况下，才会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
这顿晚餐会（可想而知，美国人没有什么胃口）之后，克拉克和罗伯逊在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灰心丧气的电报中报告说，李承晚显然是要拖延谈判。共产党和联合国的代表团就停战取得一致意见已经20天了，在这段时间内，联合国军已遭到大约17 000人的战斗伤亡，其中3 333人被打死——这些都是因为李承晚不肯妥协而造成的。现在他们想同共产党在剩下的几个细节问题上恢复谈判，而不去管李承晚怎么想。华盛顿的官员们同意了。
与此同时，罗伯逊又恢复了他同李承晚的安慰恳谈。他越是听得多，就变得越是警觉。和克拉克不同的是，罗伯逊认为李承晚不是在虚声恫吓。“我认为，除非我们真的打算这么干，否则扬言威胁要撤出是很不明智的。”他于7月2日打电报说：“李承晚是一个失去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狂热分子，他完全有可能要我们摊牌。”无论是克拉克还是罗伯逊都不认为会有任何杰出的韩国将军甘冒“杀头之险”来反对李承晚，除非他们能得到比现在更加强有力的美国支持的保障。
李承晚现在开始抓住细节问题做文章。他干脆否认他曾有过脱离联合国军的打算（彻头彻尾的谎言），他所宣称过的一切只是韩国的权利，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保卫其利益的权利。他坚持认为，不愿遣返的中国和北朝鲜战俘应转移至非军事区去，以避免“印度部队踏上朝鲜的土地”。现在他对于一旦政治会议在90天内失败之后，他希望美国应做之事的态度也含糊了起来，不过他不再要求恢复战争。
罗伯逊毫不放松，每次他得到韩国总统在某一点上表示了同意，就立即把它变为书面形式。7月最初几天中，华盛顿与特使之间几十封电报往返表明，华盛顿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得到李承晚的承诺，他将接受停战并让韩国军队无具体期限地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有了这样一纸文件在手，停战协定就可以最后完成，然后战后的问题也可以着手解决。克拉克认为，等到战事结束之后，李承晚就会发现，他“极难下决心”来单打独斗恢复战争。
7月9日，李承晚终于屈服了。他以书面形式告知罗伯逊，虽然他不能签订停战协定，但是“我们不会阻挠它，只要该协定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不损害我们民族的生存”，他将“尽力在通过政治手段和平实现我们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予以全心全意的合作。……”
罗伯逊大功告成。1953年7月12日，美国和韩国联合宣告，他们已经就朝鲜的停战、不愿遣返的战俘的处置和今后的合作达成了协议。
联合国军司令部在答复一个问题时私下通知共产党说，它“对于韩国部队违反停战而进行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不会给予支持”。罗伯逊的游说之功和钢铁般的耐心坚持到了胜利。这场战争又一次处于结束的边缘了。
板门店最后一幕
7月27日拂晓之前，板门店大雨滂沱，但在破晓时分雨停了，透过厚密的云幕，偶尔可以看见姗姗来迟的阳光。木工们夤夜开工，赶制成了停战仪式所用的建筑物。马克·克拉克将军坚持了两点最后的细节：从那座塔式建筑物的山墙上拆除两只共产党的“和平鸽”（当时在全世界被用来作为宣传的象征），并开一道南门，这样联合国军代表就不需要经过敌方区域进入建筑物了。
将近10时，联合国军仪仗队潇洒登场。他们戴着白手套、绶带和钢盔，由参战各国的士兵组成，在通向入口的通道上列队而立。引人注目的是，没有韩国士兵在场。李承晚将承认停战协定，但他并不签字。在建筑物那一头是一群看起来相对呆滞的共产党士兵，他们穿着橄榄色斜纹布军装和帆布鞋。
10时整，双方分别从两边走进了建筑物。凯斯·比奇觉得，“角色导演再也选不出比这两个主角更加对比强烈的角色了”。联合国军代表团团长威廉·哈里森中将“可能当过田纳西州浸礼教会牧师”，又高又瘦的南日则“服饰鲜亮，他的高领蓝上衣一直扣到最上面，胸前奖章闪闪发光”。联合国军一行人漫不经心地走进来，好像是在闲逛，他们懒洋洋地倒在座位上。而共产党和北朝鲜人“都正襟危坐，好像是毕业典礼上的学生”。
在房子上首的一张桌子上，插着一面联合国军的小旗，摆着9份蓝色封皮的协议书。哈里森在这里就座。南日坐在与之相平行的另一张桌子旁，上面插有北朝鲜旗子和9份协议书。他们既不相互说话，也不颔首招呼。他们拿起钢笔开始签字。从不远之处，传来联合国军隆隆的炮声。
10时12分，这项任务结束，哈里森向记者席瞥了一眼，挤出一点满意的微笑。他和南日同时起身离开，他们的目光短暂地相遇交射，但是两人都未说话。
朝鲜战争还要持续差几分不到12个小时，直至当地时间晚上10时。
陆战1师5团的一名下士安东尼·埃布龙多少个星期以来一直听说关于和平的谣传，他对停战近在眼前的报道并不怎么注意。“两三天来，我们一直在外执行袭击任务，努力占领最有利的位置。这最后几天是够残酷的。每次我们以为战争结束了，但是我们还得出去打。这一天战争结束了吗？那天我们打了那么多炮弹，大地都颤抖了。我最要好的一名伙伴那天被共军的一发炮弹炸死了。然后，那天晚上，声音才停止下来。我们知道，战争结束了。”
停火之前40分钟时，靠近板门店的另一批陆战队员看见中国人在他们战线之前不到100码的地方挖堑壕，他们奉命不得射击。营长约瑟夫·希尔中校指示说：“不要一发而不可收。”陆战队员们没有开枪——但是他们利用这场战争的最后时刻，向中国人扔石头以自娱。
晚上10时，天空突然被五色缤纷的照明弹映得通亮。白色的簇簇群星，红色照明弹、黄色照明弹这些烟火标志着历时37个月之久的战事结束了。当晚一轮皓月中天，陆战队员马丁·拉斯觉得它“低垂空中，好像是一只中国灯笼”。他爬出散兵坑，享受着他在朝鲜的第一个和平时刻。
陆战队员们脱去了钢盔和伪装衣。山坡上回荡着尖利刺耳的叫声。“中国人在唱歌。”拉斯明白了，“在下面100码左右的战壕里，有人开始声嘶力竭地吼唱《海军陆战队颂》，其余人都跟上去一起吼叫着歌词。”这是一种吵吵闹闹、五音不全的乐趣。
后来一些中国人游荡到陆战队的阵地前，送了糖果和手帕作为礼物。海军陆战队员们扭过头去，他们一言不发，也未送礼。和平已足矣。
朝鲜战争使美国付出了142 091人的损失——33 629人死亡，103 284人负伤，5 178人被俘或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