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交锋
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率领联合国军联络组于7月8日乘直升机飞抵开城，共产党的宣传伎俩立即就开始了。这是一座尘土飞扬的小镇，一簇房屋坐落在丘陵地带的背风之处，它一直是由汉城通向北方的主要公路上的旅客歇脚之地。尽管开城应是停战谈判的中立区，手持机关枪的共产党士兵却团团围住手无寸铁的美国人，他们还对共产党的记者和摄影师张牙舞爪地挥动手中的武器。对共产党来说，联合国军是来乞求和平，共产党要竭尽全力地利用这一“事实”。
金尼本以为可以马上了结这桩差事，并返回汉城接受进一步的指示，但又决定留下来。他不知不觉地赢了下一个回合。共产党人把他们一行领到一个作为这次会议地点的茶馆，这是一座装饰华丽的平房，弧形房瓦盖顶，前院摆着精心雕琢的盆景树木。共产党人把木制大会议桌搬进屋里，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外面，似乎是在保卫这个地方。曾经优雅别致的建筑现在是弹痕累累，几间外房已被炸毁，但这是开城所能提供的最为舒适的建筑。美国人在共产党人引导他们入座之前，径直走进茶馆，坐在朝南的一排座位上。接下来是令人尴尬的沉默，共产党人指手画脚地表示，不对，不对，他们必须坐在另一排面朝北的椅子上。“我们坐在这儿很舒适。”金尼说，并拒绝移动。他后来得知，根据东方和谈的传统，得胜国要面朝南，战败国要面向北。
双方在开场的交谈中没有任何热诚的表示。金尼交出了联合国代表的名单并要求共产党人提供同样的名单。在这以后，共产党人休息了三个小时，显然是在研究联合国的名单并挑选级别对等的军官。
休息期间，金尼拒绝了共产党方面提供的食物、饮料和香烟，他不希望在共产党的相机和记者的严密监视下接受任何微不足道的礼品。联合国军一行吃的是自己带来的午餐。
共产党方面在休息后宣布，他们的代表团将由北朝鲜人民军的南日中将率领。他们提议，第一次会谈将于两天以后，即7月10日举行，地点也是开城，同时保证开放从板门店过来的公路。板门店是位于前线的一个村庄，在东面6英里处。联合国军的车辆要以白旗作标志，共产党方面将保证联合国军的人士安全进出会谈地域。联合国军方面除代表之外的所有成员都须戴臂章以便识别。
金尼离开开城时，对于谈判将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进行深为不安。那天的情况使他确信，共产党方面打算大肆张扬此事。金尼对李奇微和乔伊讲述了他的担忧。但木已成舟，联合国军方面将如期赴会，尽管金尼的警告使代表团的人员意识到他们将面临的情况。
因此，在7月10日上午，当共产党方面的“护送”车辆在板门店遇到海军上将乔伊的车队时，乔伊和其他任何人都未对此感到惊异。三辆满载身着军礼服的共产党军官的汽车转到乔伊车队的前方，把车队引往开城。共产党的摄影师们簇拥在道路两旁，护送的军官们则挥手致礼，以示胜利。这次，共产党方面不让联合国军代表从茶馆北门进入，从而解决了座位问题。乔伊及其他人步入屋内时，共产党的人已经在具有心理优势的位置上就座。共产党方面还对乔伊海军上将早些时候的蔑视言行采取了不很高明的报复方式。当乔伊在桌子旁边就座时，几乎陷得无影无踪。共产党方面给他的椅子比普通椅子矮得多。南日将军坐在对面，足足比这位海军上将高出一英尺。“南日一根接一根地吸着香烟，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这个狼狈不堪的家伙时，不禁喜形于色。”乔伊后来写道。在乔伊得到一把高椅子之前，“共产党的摄影师已经拍了很多胶卷”。乔伊认为，这类做法孤立地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应牢记，大量这样的花招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
还有更糟糕的事。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卫兵在茶馆周围来回走动，紧紧跟随联合国军每一位走出房子的人。在一次休息时，一个卫兵把一支冲锋枪对准乔伊，还“连吼带吓”。有一个共产党的代表扬扬得意地向金尼上校解释说，他获得勋章是因为“击毙了40名美国人”。
乔伊知道，他所面对的谈判对手都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专门知识。美国的情报机构仔细审查了共产党谈判人员的名单，并向乔伊提供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情况。被认为是谈判领导人的南日只是在朝鲜出生而已，他的家庭逃离至西伯利亚以躲避日本占领。南日是苏联公民，在苏联度过大部分时光。作为一名苏军上尉，他在斯大林格勒与德军战斗；攻占华沙时，他担任苏军一个师的参谋长。返回北朝鲜后，南日任教育部长，并将教育部变成政府的一个关键的宣传机构。1950年，南日参与了国防部制订进攻南方的计划。（1953年8月，南日重操政业，出任外长。）南日酒量过人，这使在北朝鲜军队中的俄国和东欧的军事顾问惊叹不已。曾在朝鲜工作的波兰上校帕韦尔·莫奈（后叛逃西方）曾送给南日三打“特大号”瓶装伏特加作为礼物，南日不到一个月就一扫而光，并且还要多多益善。
南日自制力极强，他很少表露感情。他的脸上偶尔也呈现怒容，但最经常的表情则是佯装惊诧。乔伊很快认识到，尽管南日头衔很高，但他却从属于中国的解方将军。解方的身世深邃莫测，据信他曾就学于日本和莫斯科的军事院校，并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绑架”******时起了主要作用。解方后来的经历表明，苏联相信他是可堪信赖的。1940年至1945年，解方服务于中国沦陷区的日本政府。实现和平以后，他很快就成为中国东北部省份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这种晋升速度在苏联的情报机构中是异乎寻常的。一位曾经服务于“对方”的人，尽管是直接受命，一旦任务完成，通常被认为是受到了沾染毒害，或是遭到清除，或是被委以虚职。但在1951年，解方被安排的地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来说，却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
解方身材瘦削、棱角分明，头发又密又短，这使乔伊印象极深，甚至忐忑不安。他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诗句：“那儿的卡修斯面黄肌瘦……这样的家伙就是危险。”他说话从不与同事们商量，如果他有话要说，他就开门见山，不拘于宣传性的言辞。乔伊认为，解方是红色代表团中的决策人物。
共产党代表团中发言的另一名成员是北朝鲜将军李相朝，他曾在中国参加过反对国民党人的战斗，并在1945年与首批亲苏联的军官一同返回平壤。李五短身材，且不讲卫生，但他有一项过人之处：他可以容忍苍蝇在脸上爬来爬去而不赶走它们。“他显然认为这表明他有钢铁般的自制力，”乔伊说，“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习惯与苍蝇为伍。”
乔伊的当务之急是正式提出联合国军的谈判立场，即使这仅仅是为了满足政治上的紧迫需要也罢。他深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告诫，即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允许中断谈判。共产党的傲慢无礼使他怒不可遏，他希望能招呼与他同行的军官们一道走出茶馆，但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就遵照指令，在谈判开始时就联合国军的立场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
乔伊开诚布公地说，联合国军的代表们打算只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而不讨论其他任何政治和经济问题。就联合国军而言，战斗将继续进行，直至一项停战协议达成，停战委员会开始工作。然后他提出了由联合国军代表们起草的九点议程：
1．接受议程；
2．保证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访问战俘营的地点及其权限；
3．谈判仅限于和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
4．确保不在朝鲜恢复敌对行动和武装部队行动的条件下，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和武装部队行动；
5．就建立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
6．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功能；
7．就军事监察组在朝鲜视察问题达成原则上的协议；
8．监察组的组成和功能；
9．有关战俘的安排。
南日将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要求恢复1950年6月的状态，双方都撤至三八线，所有“外国”军队离开朝鲜。他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并沿三八线建立一条2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在此之后，应交换战俘，和平也就即将到来。
在乔伊看来，共产党的建议过于简单。他希望提出一个正式议程，一项一项地列出有争议的问题，以供讨论和解决。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美国不能废除它应邀在一个友好国家保留武装部队的权利。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将再次形成一年前北朝鲜人入侵时的态势，并会使军事平衡有利于中国人。他们提出的“条件”中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志愿军”也将撤出。
7月11日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也同样毫无结果。这次，主要的争论是关于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的问题。南日立即把这个问题称为“政治性的”，并指责联合国军提出这个问题。（甚至美国陆军关于这些谈判的正式历史记录也同意南日的观点：“只要联合国军代表团坚持把非军事问题排除在外，共产党方面就有道理。”）
乔伊竟然还错误地处置了李奇微的指令。李奇微要他把在会议地区中能够自由行动，以及西方新闻记者进行采访的事宜“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里到处是舞枪弄刀的共产党卫兵——否则的话，联合国军将不再进行谈判。然而不幸的是，乔伊读完这份声明后又加上一句话：他希望“（共产党）在明天上午第一时间做出回答……”这并不是李奇微的本意，正如他马上在一份言辞尖刻的电报中告知乔伊的那样。李奇微的“唯一想法”是，乔伊读完这份声明后把它交给共产党方面。这份声明是一份“直截了当和毫不含糊的”意向宣言，他希望共产党采取行动，而非对之进行评论。共产党的宣传家们正在就谈判大做文章，西方新闻界则因被排斥在开城之外而对李奇微大加鞭挞。当天晚上，李奇微狠狠训斥了乔伊，并警告他说，他要么遵命行事，要么拉倒。然后，李奇微一如既往地对乔伊说，他应该重新开始，既往不咎。正如李奇微那天晚上在日记中所写，这件事现在是“覆水难收”，但他的确“指出，我们以后也许还会使用同样的招数，因此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完全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乔伊试图亡羊补牢。当南日拒不同意接受西方记者时，乔伊斩钉截铁地对他说，联合国军代表团要么与记者一起回来，要么就不再来了。这一立场使共产党方面结结实实地背上了这个包袱：他们要么接受西方记者，要么接受推迟谈判。但共产党方面把联合国军的代表逼到了绝境。当记者们作为联合国军代表车队的一部分出现在板门店时，共产党方面拒绝让他们的车辆通过。乔伊说话算话，命令整个车队掉头返回。在以后的两天里，双方的联络官员进行了谈判，然后共产党让步了。西方记者将获准采访，武装的士兵将不得进入开城和连接谈判地点与板门店的公路周围5英里宽的一个环状地带。
尽管如此，共产党的整个态度却使华盛顿怀疑他们是否愿意认真谈判。7月12日，迪安·腊斯克在向盟国的大使们介绍情况时说，很显然，“对方准备从某些……我们不打算予以关注的事情上攫取宣传资本”。共产党方面由于以“宣传广播进行谈判”，已经“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无法退却的固定立场上”。腊斯克认为，这表明“他们进入会谈时毫无谈判的概念”。美国的情报表明，“敌军在前线不断地大量集结”。
使乔伊懊恼的是，解决了记者前往开城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情况很快表明，共产党方面要寻求一个结果是“有利于他们基本目标的”议程，而美国人则把议程看作是一个有待讨论的议题清单。乔伊做了一个比方，他说美国人在开会安排一场棒球比赛时可能要采取以下的程序：（1）将要进行的比赛的地点；（2）比赛开始的时间；（3）挑选裁判员。共产党提出的议程就会是：（1）必须同意把比赛安排在上海；（2）时间是晚上；（3）由中国官员担任裁判员。
关于议程的讨价还价持续了10次会谈，“就像是老牛拉破车那样”缓缓而行，乔伊说。南日的每一番话都要译成英语和汉语，乔伊的每一番话都要译成汉语和朝鲜语。但是共产党方面逐渐进行了让步。7月16日，他们同意在议程中不具体提及三八线，并提出一种更为一般的措辞：“在双方之间建立一条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停火的基本条件。”乔伊报告说，会谈的调子有所改观，并且认为共产党方面已经奉命缩小在议程问题上的分歧。7月16日，迪安·腊斯克在向盟国的大使们解释这一进展时说，共产党把开城谈判看作是一项永久性的和平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上。腊斯克认为，这个问题“在军事停战谈判中不是一个合适的议题”。他拒绝了共产党暗示的意思，即由朝鲜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这样，一旦联合国军离开，肯定会立即重开战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