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来到解放区
手里攥着工作证和薪水的于延江开始计划如何逃出长春投奔解放区了。这个时候的于延江只是一心想着去哈尔滨，去找母亲，他根本没有想到，奔向解放区的行程竟是那样艰难曲折，几乎是一次穿越死亡的历险。
他先找到了和他一样要逃往解放区的李文修。他们决定先坐火车去吉林市再奔哈尔滨。因为据说在吉林附近的老爷岭就可以找到八路军。另外李文修在吉林有亲戚，于延江也可以去找舅舅，他们的行动就方便了。
于是第二天两个人拿着工作证很顺利地通过卡子到了火车站。可是当他们乘火车到了吉林后，胆小怕事的舅舅还是把他们打发回了长春。而电影厂也正在为于延江逃跑的事到处找他，他们没敢停歇就坐上了通往松花江的火车，因为渡过松花江就可以到达解放区了。
可是由于战争，火车只开到一个叫陶赖昭的地方，道路就不通了，连松花江的影子都看不见。两个人只得先找一个小店住下。当时的形势下，要过松花江唯一的途径就是偷渡。但是偷渡很危险，必须要通过把守在江边的国民党兵的枪林弹雨。而对于一心奔往解放区的于延江来说，他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些。
把偷渡的船费交给老船公后，他们就悄悄地躲在闷热的小店里开始等待。第一天等到半夜，国民党士兵仍在紧密把守，老船工只得告诉他们还要等待。第二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老船工突然告诉大家，马上出发。
于是几个“偷渡人”跟着老船工走了一个多小时后，躲在了一片高高的草棵子里。当老船工对上了暗号叫他们出发时，已经让野蚊子叮够吃饱的“偷渡人”才爬出草棵子，继续跟着老船工往前走。不一会儿似乎听到了水声，于延江立刻兴奋了，终于看到松花江了，只要过了江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就可以见到母亲了。
可是当他们悄悄坐上船到了江对岸时，于延江才知道，这不过是刚刚过了江岔子，也就是松花江边的一条小河。真正的松花江还没到呢。他们只得哈着腰继续跟着老船工赶路，差不多走了一里多路时，终于听见了滔滔的江水声，抬眼望去，宽阔湍急的松花江已在眼前。
有经验的老船工叮嘱他们：在船上不能立着脑袋，全都得趴着，不许吱声，这是性命关天的事！于是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几乎是平躺着“码放”在木船上。老船工果然没说错，刚刚划过江中心，就传来了国民党兵的破口大骂声，紧接着密集的机枪子弹就扫了过来。“哒哒”响的机枪扫射声划破了松花江的宁静，也吓坏了小木船里的“偷渡人”。他们一动不动地趴在船底，无奈地听凭命运的安排。
老船工拼命地划着船，在机枪子弹的密集扫射和江水爆起的“哗哗”声响中，于延江和木船上的同伴正在经历着穿越生死的考验。滔滔的江水中，小木船在机枪子弹的追打中前进。眼看着离岸边越来越近了，大家终于在距岸边还有20多米时跳进了水里。等到他们连游带扑腾地上了岸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
经历了刚刚过去的生与死，几个人早已筋疲力尽地瘫躺在江边，任凭着阴冷的江风吹打在身上。江面的机枪声仍在激烈地响着，但是他们已经闯过来了。不过上了岸还只是到了游击区，因此对他们来说，还必须继续往北走，才能到达解放区。
于是他们继续摸着黑往前走，天快亮时，他们终于走出田野，看见了村庄。这里离解放区还有一段路程，几个人决定拿出手中最后的钱坐马车继续往前走。
马车载着他们一直跑到了中午，突然，大家听到了悦耳的军号声，紧接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一阵阵传来。这是解放区的声音，大家立刻欢呼起来。很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于延江更是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6.走进革命队伍
到了哈尔滨，于延江立即找到了东北电影公司办事处。由于战火逼近，先期撤到哈尔滨的东影厂已经转到了当时的兴山（即现在的鹤岗市）。东北局领导决定送他去东北军政大学学习，这是一个专门培养军队和政府干部的学校。但是因为还没有见到母亲，于延江决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而等待和母亲团聚，一直思母心切的他只想早日见到母亲。
终于在8月初，于延江见到了母亲。母子在兴山团聚的那一刻，母亲和儿子激动得大哭的情景让很多人受到感动。第二天，解放区的《红粮报》记者就采访了于延江。以一篇《到革命队伍中去——于延江北上记》的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于延江历经艰辛、穿越生死终于从国统区到达解放区的曲折历程。
而此时的母亲也和于延江一样，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她已成为保育院的一名炊事员。高兴而又自豪的母亲尽心尽力地为孩子们做出香喷喷的饭菜，孩子们喊她于奶奶，大家则尊敬地称她“于娘”。辛苦操劳的母亲终于在革命队伍里过上了她从没有过的幸福生活。
成为革命军人的于延江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东北电影公司的建厂运动。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改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也是在这个时期，走入革命队伍不久的于延江结识了中国早期的革命电影人陈波儿。
当时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很有造诣的中国电影明星，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陈波儿又担任了东影厂的党总支书记。当年在解放区极有影响力的系列纪录片《民主东北》，就是在她的直接领导下拍摄完成的。
陈波儿很欣赏不怕吃苦、一心干革命的于延江，特别是当她看到参加了东影乐队的于延江刻苦练习吹小号和萨克斯的时候，更是对这个积极上进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于延江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不久，在东影拍摄的《民主东北》系列片中，片头那一段圆润清晰的小号声，就是他的杰作。
更让于延江难忘的是，他后来的“于洋”的名字，就是陈波儿亲自帮他改的。那是一天在东影的大操场上，陈波儿看到了正在练习萨克斯的于延江，她立刻被年轻人的刻苦和认真感动。于是她一边鼓励于延江一边对他说：“听说你要改名字？我看你就叫于洋吧！怎么样？因为你长得也挺洋气的！”
于延江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想到陈波儿对自己这样关心，不但知道他要改名字，还亲自给他取名。
从此，这个走出胶东大地少年的名字就改成了于洋。不知当年的大明星陈波儿可曾想过，她赋予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会在日后中国影坛闪烁出璀璨的光芒。
7.参加土改工作团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东北根据地日益壮大。为巩固革命成果，唤醒农民兄弟，东北局组织了几万名干部深入到农村开始大搞土地改革。于洋和东影厂的伊琳、于蓝等40多人被分到东北局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来到了佳木斯至牡丹江一带的林口县麻山区。
由于这一带仍不时有土匪活动，所以每个土改工作团的人都配备了枪支和三四十发子弹，另外还有两枚手榴弹。16岁的于洋虽然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可是也分到了一支“三八大盖儿”。第一次摸到武器的于洋自然是充满了欣喜和好奇，除了每天枪不离身地“护着”外，就是连拆带卸带装地摆弄不停，有时候入迷了，连开会时都停不下手。有人劝他别走了火，有人甚至对他发出警告，但是于洋仍在不停地“拾掇”他的“三八大盖儿”。当时领导对土改工作团的要求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到既能把枪拆了，又能够闭着眼睛再装上。正是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于洋才如此地执著。
于洋被分到位于麻山区青龙屯一个位于山上的小村西大坡屯，他负责50户。这时正是冬天，大家白天顶着寒风走家串户了解情况，晚上则围在火盆旁，一边脱下衣服熏烤，听着经烟火熏烤后掉进火盆中的虱子被烧死的噼里啪啦声，一边互相交流“碰情况”……
土改团的工作环境虽然很艰苦，于洋却得到了锻炼和收获。他不仅向老同志学会了如何给贫苦的农民讲革命道理，还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和农民受到的欺压联系起来，启发教育农民。
在于洋的努力下，很多农民的觉悟都得到了提高，特别是一个叫大老冯的贫苦农民，思想进步最快。他不仅成了土改运动的主力，当上了农会主席，还带头报名参军，一下带动了村子里十多个农民加入了革命队伍。
当年在东北地区，正是由于这个时期土改工作的深入开展，才使得一大批提高觉悟的农民积极报名参军。他们参军后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屡立新功，更为当年东北土改运动取得的辉煌成绩增添了光彩。
这支吸收了很多农民参加的部队后来构成了第四野战军的主体，他们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岛，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参军后的大老冯更是不断进步，后来还当上了部队的干部。
8.在革命队伍中成长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东北地区残留了不少土匪，这些土匪各自为战，经常到解放区烧杀掠抢，危害百姓。因此清剿土匪也是土改工作团必不可少的任务，16岁的于洋从中得到了不少锤炼。
于洋第一次参加剿匪是在距工作队四五里地的一个山沟，头一天的深夜，他们接到一个农民报告说，一小股土匪抢劫杀害了村民后，正躲在一个山沟的小窝棚里休息。工作组长立刻决定把这几个土匪抓回来。
于是大家装扮成农民的样子，各自拿好武器。于洋也别上了一支驳壳枪，还在腰间插了两颗手榴弹。组长一声令下，大家一齐奔向土匪隐藏的山沟。到达目的地时，天已发亮。远远望去，土匪占据的小窝棚却没有丝毫动静。组长决定让年龄最小的于洋上前探听虚实，这样如果碰上土匪，一个孩子也不会引起土匪怀疑。
参加革命的于洋于洋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虽说在战争年代，服从命令就是一个革命战士的职责，但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半大小伙子来说，毕竟是第一次亲临虎穴参加战斗的生死考验，因此于洋一边下山，一边紧张地思索如何摸进土匪占据的小窝棚。最后他决定把枪口朝上别在腰上，这样抽枪快，如果暴露了，可以立刻开枪。
马上就到小窝棚了，想到窝棚中凶残的土匪，于洋竭力忍住“咚咚”的心跳声，走上前去敲门。但是连着敲了两次都没有丝毫动静，于是他轻轻推开门进去了。这一下，隐蔽在远处的同志绷不住了，他们很佩服于洋小小年纪的勇敢，但更担心于洋只身入虎穴的安危。
终于看到于洋走出来向山上摆手，这是组长事前说好的信号，表明窝棚里没有人。原来土匪已经提前逃跑了，只不过细心的于洋把里外间都认真搜查过后，才放心地走出来报信儿。
不久，于洋又参加了一次支援县大队与土匪交战的行动，但他们赶到时，激烈的战斗已经结束，土匪也已经溃逃，于洋和同志们一起清理了血淋淋的战场。
土改工作队的两次剿匪行动，于洋虽没有开上一枪，但无论是一人勇闯土匪窝，还是亲临血腥的剿匪战场，都让于洋经受了真实战斗的考验，16岁的于洋又长大了。
半年后，土改结束了。于洋和同志们一起回到了东影厂。这个时候，和于洋一起参加土改的伊琳也开始“关注”于洋了。伊琳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这一段的土改工作，他亲眼看到了于洋的成长。伊琳决心培养这个年轻人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由于当时共产党的组织还没有公开，伊琳只能悄悄地把一本草黄色纸印刷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送给于洋。读了党章的于洋才明白，自己只是参加了革命队伍，还没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在老共产党员伊琳的培养下，16岁的于洋在革命队伍中一天天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