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物理系毕业的郑乃森被分配到雷达所工作时，对修理旧雷达的工作多有不满。因为当时的技术人员只搞过发报机，并没有接触过雷达。雷达的接收机、发射机尚能根据电路原理摸索出来，可碰到调制器、显示器、超短波天线这些新家伙，就一头雾水。当郑乃森和同事们一天到晚都泡在所里摆弄这些新式武器的时候，代理所长叶造甫对雷达却没有多少热情。雷达发射机调制器的电源是三相220伏，但南京的电源是三相380伏。技术人员提出要买一些纱包铜丝，将雷达原配的电源改装一下，可叶造甫却推说没有经费。
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到1947年底，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已经修理了各种雷达76部。这些修好的雷达被陆陆续续发往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各要塞。由于共产党军队还处在“小米加步枪”阶段，没有空军，所以雷达主要作为沿海及江防要塞的警戒之用，除台湾各要塞之外，在大陆江宁要塞、江阴要塞、青岛要塞、吴淞口要塞和南京狮子山要塞等地，均设立了雷达站，用以探测解放军渡江船只。1948年10月，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改名为雷达研究所，成为国民党的要害军事部门。物理学家葛正权被任命为所长，军统出身的原所长叶彦世任副所长。不久，淮海战役打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携眷南逃。国防部也命令雷达研究所撤往广州。对要不要撤到广州，所里的人们意见并不统一。
范复礼是在浙大读书期间认识张叶明的，他对政治没什么概念，一心只想着科学救国。说到一半，他停了下来看着谷超豪，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到外面给谷超豪端了一杯水，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原来，自打谷超豪进门，他就没想起给客人端杯水，自己讲话渴了才想到这档子事。在他出去倒水的空当，谷超豪心里很是犹豫——范复礼看上去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科技人员，要说服他为我党所用，可是要花一些气力了。雷达所的情况很复杂，多数科技人员是为了谋生才去所里工作的，思想积极性不高，他们虽然不认同国民党，但对共产党也不是很热心。所里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工人员，要引导他们都走上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似乎很困难。谷超豪本想联合范复礼一起做其他人员的工作的，不过现在看来困难不小。
范复礼喝了水，慢慢坐回椅子上，继续说：
“张叶明经常把《科学时代》、《文汇报》、《展望》和《文萃》等报刊拿到所里，并向大家介绍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大家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不过潜移默化地收到了一些成效。后来大家在张叶明的鼓励下，还偷偷听了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了解了解放军的很多行动。”
虽然范复礼不是共产党员，但谷超豪和他谈话之后，心头轻松了许多。谷超豪觉得只要自己多和他谈谈共产党的情况，做好他的工作，他是会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当然，这还要归功于张叶明同志平日的宣传工作。
这时，雷达研究所中的另一名浙大校友程嘉钧出现了。当年，叶彦世率领大队人马赴台湾接收日军遗留的雷达时，程嘉钧在台湾地下党的授意下打入了雷达研究所。不过，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交给程嘉钧的任务是深入钻研掌握雷达技术，不要做任何政治活动，并告诉他革命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来联系他。当程嘉钧随叶彦世押载缴获的雷达从台湾回到南京时，张叶明通过老师联系到了他。程嘉钧与张叶明一起组成了雷达研究所内进步活动的核心。程嘉钧仍秉承台湾地下党交给他潜心技术、少问政治的方针，张叶明则主要是和外界联系。
当时，所内的技术骨干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重视技术，思想并不反动，但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许多人并不愿意追随国民党继续南迁；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有可能争取过来。主要的反动势力是副所长叶彦世，他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所内还有一批曾在军统局或其他国民党军事单位工作过的电讯人员，人数较少；还有一些技工、学徒、士兵多为谋生而来所工作，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就在大家对撤往台湾分歧很大时，程嘉钧现身说法，告诉大家自己原来在台湾的生活比这边还要艰辛许多。本来这些科技人员都是为了赚钱才来雷达所的，对两党的斗争亦没有什么偏向，大都是从自身考虑，一想到要远离亲人，生活条件还很艰苦，那些想服从命令去台湾的人员就又都不想南撤了。
对普通技术人员的争取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是否能阻止雷达研究所南撤，最终要看南京政府和所内高层官员的态度。
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后，已没什么业务可做。利用空闲时间，张叶明与所内的进步分子参加了当时浙大理工科毕业生组成的进步团体“科学时代社”和“科协”即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竺可桢、苏步青、陈立等都是其成员。的活动。他们参观了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等一些单位，借鉴他们保护物资器材、团结职工的工作后，几位进步青年在所内成立了应变委员会。
翌年，上级指示成立一个小组从事浙大以外的科技人员的工作，谷超豪任组长，任雨吉、朱兆祥、过兴先和他组成四人小组。大家开始奔走于杭州的各有关单位，其中雷达所还是由谷超豪负责。“科学时代社”为此专门开了一次会，社员都在会上表了决心，一定要尽全力保护雷达所。当时，上级组织希望成立一个联系各单位的群众性质的“应变委员会”，目的是联系各个单位结成同心，激发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情，一起保护科技机构。后来，“应变委员会”虽然没有成立，但相同性质的组织还是成立了不少，效果不错。
就在所内进步人士积极筹划保护物资、等待解放的时候，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突然造访杭州——他是来下最后通牒的。此时，叶彦世已经辞官隐退，回他杭州乡下的老家开碾米厂去了，所内的工作由葛正权一人处理。
葛正权与钱昌祚私交不错，钱昌祚的造访对葛正权来说没有多大威胁，如果有说话的余地就可以死拖着不撤，撑上一两个月，解放军也就过来接手了，不行的话，葛正权就也辞职回乡，落个清闲。钱昌祚来了以后还真没怎么说狠话，都是委婉的劝解，希望他们能听从国军的指挥撤到台湾去，葛正权便推辞，说经费少、器材多，不好迁移，要等等，看看形势。然后钱昌祚便以两万银元为诱饵，让葛正权把雷达运到宁波的军舰上去，这可吓到了谷超豪、张叶明和程嘉钧3个人。虽说平日对葛老做了很多工作，但战乱时期，有这么多钱摆在面前，一时乱了方寸也是有可能的。他们仨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葛老真的答应，就提前联系浙东游击队，在路上拦截。还好，葛老的心已经跟着共产党了，他把钱昌祚送走，就一心一意地等待解放军过江，让地下党员们很是敬佩。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在即，杭州地下市委发出了“反破坏、反迁移、保护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谷超豪等人认为稳定人心和保护器材是保护雷达所的重要任务，便各自行动了起来，雷达研究所内的应变委员会也开始积极活动。
自雷达所迁到杭州后，国民党只给所里发过一个月的薪水，没有工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更别说说服他们向共产党靠拢了。葛正权手中倒是有国军给雷达所搬迁用的美金，可在杭州却没有地方兑换。程嘉钧大胆接过这一任务，找关系、托人，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换回来了纸币，一解雷达所的燃眉之急。但雷达所的科技人员要求他们家里人的吃饭问题也要所里一起解决。谷超豪等负责人粗粗算了一下，科技人员家属在杭州的并不算多，如果不理会这问题，他们一旦有什么想法就真成了个大问题。于是，所里负责人商议挪出一部分钱用于工作人员家属的伙食费，虽然破费了一些，但人心却收拢了。每天所里热热闹闹的，没有人吵着要南迁了，全所上下团结一心，等待解放。5月3日，在杭州市民的热烈欢迎下，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列队进城，广播电台里传来了“我军胜利解放杭州”的新闻，大家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
当天下午，解放军便接管了雷达研究所。除了几个反动分子逃走了，雷达、器材物资、车辆和文件档案全部保存完好。雷达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成功回到了人民手中。不久，张叶明也入了党，谷超豪算是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88年，谷超豪回忆起早期的革命经历，忍不住提笔写下了三首诗。第一首写他中学时期参加革命的经历——稚年知国恨，挥笔欲请缨。
读书明真理，宣誓向红星。
隐身刀丛里，埋首纸堆深。
谁知胜利日，国事又惊心。
第二首写他在浙大参加学生运动和保护雷达所的经历——
杭城柳色新，众志已成城。
学社名求是，文章抒激情。
喜逢故乡客，重做联络人。
黑夜见灯塔，奔走为黎明。
大海波涛涌，何复惜此身。
通衢双轮过，厂所单人行。
科技须保护，教育宜更新。
喜见天明朗，会师情意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