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从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这四个方面，对历史学家提出了四项要求，只要从这些方面进行锻炼，加强修养，就可能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字字珠玑，句句真言，诚然是肺腑之言啊！戴逸还特别告诫青年学子：“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必然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历史专业的学生一定要牢记历史的意义和功能的所在，才能培养起对历史的感情，对历史的热爱，取得成就。”戴逸：《对人民大学历史学院06级新生入学的讲话》，转引自《我们眼中的戴逸先生》，2007年10月16日，人大新闻网站。
2．难忘师德
师恩难忘，戴逸常常跟人说起故乡的杨毅庵老师。杨老师慧眼识英才，他帮助青少年时代的戴逸奠定了文史基础，成为戴逸人生中第一位伯乐。其后，在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戴逸又被身边那些治学严谨、大家风范的名师身上闪耀的师德光辉所引导，鼓舞着行进在如山之清史中。诚然如此，戴逸在多年的教研工作中，在学生们眼里，则是一位谦和、仁义、真性情的教授，对年轻学子予以热情关注和支持，其师德光芒亦惠及他人之人生。
王俊义是戴逸的高徒，早年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同事，在清史研究之路上亦师亦友。王俊义于50年代中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于中国革命史专业。在王俊义的印象中，这位年轻的老师行事低调、从容，不事张扬，在他身上看不出功成名就的感觉。其时，正值风华正茂的戴逸已出版了名著《中国近代史稿》，可以说在史学界已经非常有名气了。听戴逸上课是一种享受，他脸上永远挂着笑意，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很糯软，看人的目光很亲切，总有一种鼓励学生提问、交流的感觉。也难怪，他也才30出头，大不了学生几岁的，但是扎实的文史涵养令所有学生佩服。王俊义经常去请教戴老师，两人谈得很投机。毕业后，王俊义留校工作，在哲学系任助教，研读了很多中国哲学史经典原著，为日后研究清代学术打下坚实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各一方，此后清史研究小组又把两人联结在一起，在郭影秋的直接领导下一起参与了具体筹建工作。人民大学重新复校后，王俊义成为清史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根据自身特点，戴逸指明他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道路。在戴逸的指导下，日后王俊义参加了《简明清史》《清史人物传稿》《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等的编写工作，在学术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王俊义在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深受戴逸的教益，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他每当提起恩师，总是心怀感激之情。
2008年，与82级第一届硕士生返校时合影
另一位学生，则是新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担任过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瑶族女生黄爱平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戴逸。面前这位勤学好问的女生，身上有一股子韧劲，做学术靠的就是性格中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韧劲。根据黄爱平本身的知识架构，戴逸为她确定了清代学术文化史作为研究方向。导师的关怀和良好学术环境中，使得黄爱平如鱼得水。明确了研究方向之后，黄爱平对撰修《明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但又存诸多疑惑。她去请教导师，戴逸语重心长地说：“学术研究往往从疑问开始，既然发现了问题，就应该自己着手去把它们搞清楚。”一番话语让黄爱平豁然开朗，一时间，她废寝忘食辗转奔波于京城内外各大图书馆。获得硕士学位后，不满30岁的黄爱平又考取了清史所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仍师从戴逸。戴逸从严要求这位女弟子，最后商定把“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作为她博士论文的选题。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俨然是一座学术高峰，黄爱平知难而上。确定了选题之后，黄爱平开始广泛查找资料，以便拟订提纲再进行撰写。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就说资料的搜集工作，非常浩瀚，又非常难求。《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帝掌控下进行编纂的一项大规模文化工程，因此其档案资料非常丰富。但是除了20世纪30年代初步整理出版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书外，更多的资料都尘封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当时，有确切消息说，档案馆刚刚对这批档案进行了发掘和整理，编出了资料的初稿。征得该馆的同意，黄爱平得以第一个阅读这批珍贵的档案资料，摘抄了大量卡片。黄爱平研读过戴逸的名作《乾隆帝及其时代》，深知当年导师通读了多达1500卷的《高宗实录》，做了几麻袋读书笔记。在请教交流中，黄爱平知道导师对《四库全书》有相当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戴逸指点黄爱平从哪些方面去查找资料。更让黄爱平没有想到的是，戴逸把多年积累的有关《四库全书》纂修问题的资料卡片，都一并交给了她，以供研究参考。面对这一摞摞沉甸甸的资料，此中凝聚着导师经年的心血，却无私提供给自己，这样的慷慨相助令人感动至极。同时，黄爱平广泛翻阅了起居注、乾隆朝报销册、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卷宗，还有相关的文集、奏疏、笔记、函札、书目、年谱、传记、方志、实录、政书等等。正是做好了扎实的资料工作，为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给黄爱平创造良好的条件，戴逸为她写信联系学术会议，使她得以更快地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当初稿写成后，戴逸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提出了不少具体的修改意见。黄爱平每改一稿，戴逸都细心地审阅和严格地把关，这种无私的精神令黄爱平永远铭记在心。
在戴逸的指导和启发下，黄爱平的博士论文《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终于写好了。面对厚厚的论文文稿，面对来自同行、专家、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赞誉，黄爱平深知它凝聚着导师的心血。此后，黄爱平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增补成书的同名专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出版后同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国内外多家报刊都先后发表书评，称之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库全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同时，该书还先后获得多种奖项，黄爱平本人也因此而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直至现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仍然广受好评，并被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学”领域学风转变和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对此，多年以后，黄爱平还提到导师戴逸的恩情，不仅把自己领进了学术研究的殿堂，还为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铺就了一块块厚重的台阶，并总是鼓励自己去不断追求新的目标。
正如黄爱平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发自内心地把“老师的教诲”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这种无私的教诲，在清史研究所这个大家庭温暖着每一位学子。许多在清史研究所跟戴逸读硕士、博士的学子，都在短短几年中，在学问和人生的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收获。这种收获并非仅仅是学术上的丰收，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得益，学会更好地珍惜光阴，更深入地体悟人生，更忘我地投入学业。除了必修的公共课程外，学生们更多的时间都是泡在各大图书馆里，为所学专业增添养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为他们深记导师的话语：“‘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研究者应更多地浏览书籍，尽可能广博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博’能够促进‘专’，提高人的研究能力。……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竭泽而渔’。”戴逸：《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页。
戴逸从不会按课程表的设计为学生机械地授课，在铁1号他的办公室里，一种放松而有的放矢的谈天说地，深入人心。可能不经意间，灵光一现，成了学生们研究的新的起点。正如有的学生所说，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感受，感受导师那睿智的谈话，感受那满头的银丝，感受那琳琅满目的书屋，大家最渴望的就是这种感受，让你如沐春风，潜移默化。在清史研究所工作和学习的学子们，一边完成自己的研究，一边参与所里的各种项目，这种经历很锻炼人。有时，学生们在铁1号资料室里苦读苦干，废寝忘食，隔壁房间的导师同样在里面看书著述。忙碌中，鹤发童颜的戴逸会请大家去家里聚餐。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拥进导师家门，师母刘老师在保姆的配合下，已经摆出了一桌大餐。大家围桌而坐，在一片飞舞的筷子中，其乐融融，成了多年以后的经典记忆。
戴逸立身处世的方式和内在的心理结构，是浓重的儒家底色。他对学生宽松、宽忍，“认为宽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人都有优点缺点，就是讨厌的人也有优点”。不少调皮的学生都在他的面前感化。这位令人尊敬的导师，使得学子们毕业以后，无论多忙再忙，只要出差北京就一定去看望他。每次在导师家里，坐在客厅的黑皮沙发上闲聊，学问、工作、生活无所不谈，吃饭、喝水、抽烟无所顾忌。近距离地跟导师面对面，甚至贴着他的耳朵说话，或者干脆拉着他的手说笑，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是那一个催人砥砺奋进的环境，那一段使人难以忘怀的时光，那一位让人毕生铭记的导师。
3．读史有味身忘老
粉碎“四人帮”后，重新焕发学术青春的戴逸，在事业上更为忙碌，故乡常常在梦中相会。母亲年事已高，终是离不开常熟，那里扎有她岁月的根。旅居京城多年，偶或借开会南下之际，抽空去看望母亲。那是1979年，戴逸在四川参加会议完后，回了趟常熟，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回到故里。目睹熟悉的景物，耳闻亲切的乡音，踏在故乡的青石板路上，游子的心中激情澎湃。名人辈出、书香飘溢的故土，是戴逸心中永远的挂念。解放前，戴家和瞿家是东门大街的斜对门邻居，解放后两家先后搬到小步道巷，毗邻虞阳小学，仍然是斜对门的邻居。岁月不饶人，瞿良士遗属陶桂芬早已白发苍苍，生活艰苦，以靠卖自来水为生。戴逸看到老人佝偻着背脊，风里雨里地辛劳，心里很不是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