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笔耕不辍
岁月流逝，历史的“斯芬克司之谜”，使得赋有国家、民族、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倾力奉献。步入花甲之年后，戴逸继续在鸦片战争前的清史领域中爬梳钻研，主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清代边疆开发上。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唯此中国辽阔的版图才得以奠定，国家的统一才更加巩固，边陲地区的经济文化才得到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清代对边疆开发的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在戴逸的带领下，同仁们开始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在研究过程中，戴逸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并以此作为接下来重点研究的对象。
清高宗乾隆，自小在皇室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品学兼优的他立志以“仁义”陶冶教化天下。及至25岁登基，在其统治的60年的岁月中，清朝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乾隆帝一生经历丰富，博古通今，文才武略，勤理政事，身兼政治家、学者、诗人、旅行家、收藏家等多重角色。他改变了雍正帝的严刑峻法，宽严相济，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又平定准噶尔、回部，加强与西藏的联系，无疑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文治武功，业绩卓著，迎来了清朝的全盛时期。但晚年的乾隆重用和珅，政治渐趋腐败，又实行闭关政策，清王朝走向了没落。乾隆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某种层面上说，他是18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戴逸深感人物与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时代创造了人物，为人物提供了活动舞台，而杰出人物又以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反映了时代的特色，执行时代的要求，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他决定从时代特点与个人思想、性格作为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突破。
为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戴逸决定把《高宗实录》从头至尾认真通读一遍。《高宗实录》多达1500卷，占了整个《清实录》三分之一的篇幅。面对如此庞大的阅读量，戴逸安之若素，一页页细细翻看，读书笔记做了一本又一本。乾隆不仅是政治巨人，还是历史上创作最多的诗人，按《御制诗》《乐善堂全集》《御制诗余集》等所收诗计，总数达43000多首。这些诗作正是开启乾隆内心世界的金钥匙啊！戴逸一头扎进乾隆的诗文中，逐一沉浸在数万首诗和数百篇文章里，专题卡片做了一叠又一叠。此外，戴逸还通览了《清史稿》《清史列传》《东华录》等史料，兼涉笔记与野史，不一而足。因为戴逸心中有一杆秤，诚如《汉书·司马迁传赞》所言，“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也是历史和人民赋予史学专著的评判标杆。正是在广博的资料积累基础上，戴逸对乾隆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以及北京城市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于1992年出版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这是戴逸的第四部代表作。
面对历史，每个人都是需要学习和思考的孩子。戴逸谦逊地认为，《乾隆帝及其时代》不是一本乾隆帝的编年史传记，也不是一部关于18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只是自己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所思所得的零散杂乱的记录。《乾隆帝及其时代》1992年版封面戴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乾隆一朝进行条分缕析，比如，在书中充分肯定了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乱、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但同时指出其在平叛过程中滥杀无辜的历史局限性，堪称信史。比如，在研究《四库全书》的编撰时，将其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进行全方位比较，进而分析东西方在近代化进程上的思想差异，因而对《四库全书》的功过评价也更加深刻。18世纪是中国与世界的关键时代，乾隆帝80多年的生命之旅是世人认识当年历史大势的极佳视角，书中以严密的考据与优美的叙事相结合，并且引入世界历史的变幻节奏，在中外互动中给每一位现代人以历史感悟，让人认识到乾隆帝当时的天朝心态及其致命伤，进而在反思中华帝国晚期封闭格局的同时，引发现代人无限的遐想。
历史的深沉缜密，也不免使人生出无限的遐思，戴逸研究乾隆帝，进而对18世纪这个跳跃、鲜活的时代感到极大的兴趣。在《乾隆帝及其时代》的前言中，戴逸对此有着意蕴深远的感言：
……18世纪是伟大的时代，无论对于中国或世界都非常重要。中国适当康雍乾盛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封建社会攀登到了峰巅，但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就在眼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曾创造和发展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它将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而不会按照西欧历史的模式，亦步亦趋。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明，各有自己的道路、自身的价值。如果没有外国的入侵，中国将循自己的道路继续行进下去。历史将在何时转轨？怎样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还难于作出判断。可能是在很远的未来，而且会和西欧国家的过渡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很多光辉灿烂、对今天仍然十分珍贵、十分有用的东西，我们要珍惜它。也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生活、阻碍进步的东西，克服它、淘汰它，要有必需的条件，充分的时间和许多世代的努力。研究18世纪的历史常常会涉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遐想，现实是历史的延伸。研究18世纪的中国是认识近代和今天的途径之一。迄今为止，历史学界对于18世纪中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我这本书仅是非常粗浅而零散的探索与尝试，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一大片肥沃而辽阔的处女地有待历史学家们去开垦、耕耘。只要投入力量，必将得到报偿。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总会加深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总会增进智慧、加强力量，使我们满怀信心去迎接未来的挑战。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Ⅰ—Ⅱ页。
“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这个新课题，范畴非常广泛，它包括18世纪历史中一切重要的方面，并且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进行对比考察，甚至要跨越时间的界限，对18世纪以后的200年来的历史走向作一观察和研究。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的主旨，正是戴逸与同道者审慎把握的关键。
戴逸把18世纪的中国放到当时的世界去考量，在思考成熟之际，在论文中专题谈及“为什么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是因为，“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时西欧和美国等都先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跃进，开始了近代化进程”，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表面上显得欣欣向荣。但如与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作横向比较，却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期，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期。康乾盛世貌似太平和辉煌，实则难掩其衰落的凄凉晚景。乾隆执政的60年，正值英国经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西方科学也在此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但是面对西方文明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等新技术、新气象，晚年的乾隆却无动于衷，终与突飞猛进的西方世界擦肩而过。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实质在那时已埋下祸根并显露征兆。
史学家有感于18世纪对中国与世界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如何从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进行对比研究中，深刻认识当时中国的国情，分析当时清朝统治者决策的得与失，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当有重要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高度认识乾隆一朝的基础上，戴逸前瞻性地指出，“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割和孤立的研究习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去考察，才能给中国正确定位，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离开中国，世界史不是完全真正的世界史”。而要将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去研究，就要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世界进行比较研究，既要看到“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又要找出“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融会中西，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为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展开全景式地论述，并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可比性方面进行比较，作出比较客观的、综合的历史分析，戴逸为这部9卷本丛书专门设计了《导言卷》，以作为丛书的纲要，其他有《政治》《军事》《边疆民族》《经济》《农民》《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卷。戴逸不遗余力，亲自撰写《导言卷》，以阐明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为开篇，又从中西各国对比的角度，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近代化问题，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区域、阶级、城市、政治、军事、边疆、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以鲜明的主旨、丰富的史料、高度的思想性及严谨的理论性见长，令人见识史家风范。
戴逸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及其亲自撰写的《导言卷》，成为国内史学界又一部开拓清史研究领域的鸿篇巨制。自1999年出版面世以来，迅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德国著名学者约翰·施洛巴赫，欣然为该书写了《序言》：“这是一件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部著作定将为这个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并开创对其特征的充分探讨”。国内很多历史学家也都肯定该书的价值，认为它“选择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焦点定在18世纪的中国，但又不限于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与西方各国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不仅在史书的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经过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的历史课题”，因而本书“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了解，并为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提供坚实的历史理论依据”。由此可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在当时及至以后，其学术价值及影响都是重大而非凡的。
2000年8月，中国史学会代表团戴逸一行十多位历史学家，在挪威奥斯陆参加了国际第十九届历史学大会。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已跟国际历史学界恢复往来与交流，成为国际历史学大会的正式成员。大会每五年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一次，全世界约2000名历史学家济济一堂，共话全人类所关心的历史问题。每次前往，戴逸无不心潮起伏，深感要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及其研究，同时全面了解国际学术信息，以便更好地指导国内史学界的研究工作及方向。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历史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分量大大加重了。由于《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成功问世，引来国际同行的关注及刮目相看。
21世纪初年的这次圆桌会议中，其中一个议题正是“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并由中国代表团主持，这在国际历史学大会是破天荒的。会议吸引了各国学者前往参加，当场提问、发表意见，场面非常活跃，大家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18世纪是整个世界酝酿着空前变革的重要时代，对这100年历史的研究早已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8世纪，中国和西方从古代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靠近、交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大碰撞。这个历史进程犹如原子弹爆炸，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和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所以，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从比较中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从而把握今后的机遇，帮助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好更快地前进。面对各国历史学者，中国代表团细致入微的思考赢得了极大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