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乐山读武大化学系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府，学风自由，拥有一大批知名学者，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能考进武汉大学深造，顺潮打心眼里是满意的。他怀着年轻人的满腔热情，兴奋地走进武大，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武大在珞珈山上，校园很大。那时全校只有几百名学生，两人住一间宿舍。顺潮和邹谠住一屋，住在“荒”字斋。大学里的老师很好，顺潮不时去拜访汤佩松、吴大任、马师亮、石声汉诸位教授，听受身教。汤佩松教授有时还会带同学们去郊游。顺潮有时还陪汤佩松和高尚荫两位教授打网球。不过离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网球了。
顺潮的大学生活刚过了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推进了战火硝烟之中。接着，在不长的时间内，大片国土沦陷，国家的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保存国家的文化血脉，北方许多高等学校纷纷南迁，随着武汉、长沙告急，武汉大学也被迫西迁，选址四川乐山县。学校把可以带走的书籍、仪器和设备全部迁走、有关部门在紧张地装箱、捆扎、联系车辆、船只。看来一段时间内是暂时不能开课了，于是，有的学生提出休学申请，返回老家一年两年。顺潮也得到学校批准，停学2年，返回广东农村老家。
在老家这两年间，顺潮没有忘记看书学习，有时他安排时间自学课程教材，有段时间他去香港住在大舅父方赓潮家，在跑马地成和道49号4楼。顺潮的三个舅舅都在香港，有的经商，有的打工。1939年，他要返校复学了。这时，广东的大部分领土已失陷。顺潮从广东到四川的行程变得很艰难。大舅父帮他安排好了行程。他先从香港坐轮船到越南，经过海防、河内，然后进入广西南宁市再转到柳州。在柳州由他二哥安排乘运货的汽车北上，经过贵阳到达重庆，再走水路向西航行到乐山返校继续学业，插班读大学二年级。
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大门乐山古称“嘉定”，此时的乐山，还是中国西部一个遥远、偏僻的川蜀小城，位于青衣江、岷江、大渡河的交汇处。武大西迁的千余名师生，走水路经宜昌、巴东、万县（今万州）、重庆，到了这座小城安顿了下来。1938年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在乐山正式上课。校舍主要分布在文庙、西门、高北门，学生集中住宿舍，教师分散自租房屋居住。
一开始，大家的生活条件还不算太差，可时间不长，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物资越来越匮乏，物价也在上涨，没什么新鲜蔬菜供应，学生伙食十分粗糙。食堂里只供应饭，没有菜，只是供应点咸菜，还不能保证。饭里呢，还老是掺有沙子、稗子，甚至还见得到老鼠屎。吃饭时要睁大眼睛把这些东西拣出来。有同学幽默地把这种饭叫做“八宝饭”。
咸菜也不一定每顿饭都有，学生就人手一瓶酱油，用酱油泡饭吃，有一段时间，几乎每顿饭都吃的是酱油泡饭。这样吃法，当然营养不良。很多同学都是面黄肌瘦的。学生的日子如此艰难，老师们的境遇也不好。有的教授，还是留英博士呢，因家庭负担重，经济拮据，他每餐吃饭都少吃一碗，最后还不得不变卖心爱的藏书来添补家用。
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寇越来越猖狂。1939年8月19日，日军出动36架飞机首次轰炸了乐山，炸毁了半个城区，炸死838人，炸伤380多人，死者中就有武大学生5人，教职工2人，教员家属7人。
大轰炸几天后，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土桥街等处残壁上，用石灰书写了“不忘‘八·一九’血的教训”等大幅标语。为躲避敌机轰炸，武大教师纷纷搬家到郊区乡间疏散，有课时回城上课，辛苦奔波。校长王星拱多次发表演说，鼓励教师在国难时期尤其要坚持高标准教学，以教育救亡。当日寇攻占贵州独山时，王校长对友人说：“如果日寇真打到四川，我们也要守住学校，与之共存亡！”同学们都怀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崇高使命感，笳吹弦诵，努力学习。
当顺潮到达乐山的时候，因物价飞涨，师生的生活条件都已越来越艰苦了。学生宿舍的房子陈旧，臭虫太多。同学睡的是双层木床上下铺，房舍、木床都是从本地借来的。顺潮和生物系同学一道住，先是住在观斗山宿舍地字斋。一间寝室内住8个同学。顺潮住上铺，入学第一天，他因臭虫太多而久久难以入眠。睡不着，他就干脆捉臭虫。他一边捉了臭虫捏死，一边还不厌其烦地数着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把它们一个一个地装入叠好的小纸袋里。这臭虫可臭着呢。这一晚，居然捉了60个臭虫。说起来，人的适应能力还真强，几天后，尽管还是不停地被臭虫叮咬，顺潮还是能睡得着觉了。
宿舍里的老鼠也很多，窜来窜去的。乐山这一带比较潮湿，所以臭虫和老鼠都多。后来臭虫和老鼠都成了顺潮用漫画表现学校生活的素材。
当时，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武大也同其他西迁的高校一样，不收战区学生的任何费用，并按甲、乙、丙三级（分别是每人每月6、5、4元）发给学生贷金。甲级者每人每月还另有1元零花钱。顺潮虽然申请到了甲级贷金，但也只够伙食费，买课本、文具等学习用品的费用，还得伸手向家里要。
由于经济困难，顺潮穿袜子喜欢穿长的，有的甚至长得可以拉到膝盖上。原来他有个“聪明”的办法——“破了不补，一双抵几双！”年轻人好动，穿袜子常常是脚跟的地方最容易破，每次破了，顺潮就把破的地方移拉到中间去，前面就会多出来一截，他把这多出来的一截卷叠到脚板下垫着穿。这样可以移拉好几次，直到只剩一点在脚上实在不能移拉了，才把它扔掉。这不一双就能抵几双穿啦！
武大的学风严谨，学习氛围浓郁，管理严格，实行淘汰制。学校特别注重为学生的专业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坚持推行通才教育，努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规定文科学生必须选学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选学文科课程。为让学生接触多种学术观点，许多老师上课还直接引用国外原版教材。
同学们大都学习勤奋，由于宿舍窄小，自习教室又很少，不少学生就跑到茶馆里去看书学习，有些同学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龙寺看书。顺潮有时也跟同学们一样，到茶馆里要上一碗茶，捧了一本书，一坐就是一天。
武大还有个好风气，就是注重通才教育，学生的社团活动很活跃。同学们自己组织了相当多的社团，像岷江读书社、珞珈剧社、政谈社、文谈社、风雨谈社、海燕社、地平线社、课余谈社等等。很多同学在课余时间里都热心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社团活动中相互帮助，加强阅读，交流思想，进行社会实践。这种在课外社团活动中广泛吸取的养分，也是大学生成长道路上的一笔财富。顺潮也常常热心参加社团活动，像歌咏队呀，下乡抗日宣传呀，他都跑在前面。
他参加得最多的是办壁报。
那时各个系都有一些同学在创办壁报、发表评论，与顺潮处得很好的一个政治系的同学季耿和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合办一份文艺性壁报，也约顺潮加入，就取名叫《黑白》。每周出一期。季耿自己会画画，还会木刻，不过他画的不是漫画。他知道顺潮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画过宣传漫画，就要顺潮来主持漫画栏目，并向同学约漫画稿件。
他对顺潮说：“哎，你不是画过吗？不是画过漫画吗？那你就管画画嘛！”
顺潮说：“管画画？我哪会啊？我原来那是仿着画，再说我也不会管呐！”
不会管也得学着管。顺潮应承下来，接着便在各个系遍寻能画漫画的同学。可是就没找到会画漫画的。于是，顺潮只好自己画了。他负责漫画专栏，《黑白》壁报每周出一期，他一个人的画就占了一个专栏，因此必须每周画一幅。于是一下课，他就到处去找漫画题材，琢磨画画的新点子，琢磨表现方法。
图5《惊梦》这时候的顺潮还没有漫画创作经验，开始只能画些速写。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着笔，表现学校生活。乐山气候潮湿，居住条件很差，老鼠特多，常把鞋和衣服咬坏，还会咬破被子钻进去找棉花籽儿吃。顺潮处处留心，不放过任何一个有趣的情节，像宿舍里捉臭虫，打老鼠之类的现象，都成了他有趣的漫画题材，他还给取了标题，叫《一觉醒来》、《惊梦》。穿长袜子一双抵几双的事也入了他的漫画。《惊梦》画得很有意思：夜间一只小老鼠跳到了一位熟睡的学生鼻尖上，又准备再飞跳起来。睡觉的人被突然惊醒，四脚朝天，憨态可掬。这些反映学校日常艰苦生活的画，虽然简单却也不失有趣。
《黑白》壁报办了3年，他也画了3年。一周一幅，一期不落。他比照着上海一些漫画杂志的作品创作，像《三毛流浪记》的孙叔平和丁聪画的漫画都成为他的模仿对象。他还给自己的漫画起了个笔名叫“利巴尔”。这“利巴尔”是山东方言“小伙计”或“很不在行”的意思。他的漫画题材不断扩大，配合抗日宣传的作品也越来越多。随着时光的推移，慢慢地，画得多了，他也渐渐理解了漫画的艺术特色，逐渐熟悉了漫画技法，画出的东西既饱含生活气息，又有讽刺意味，师生们都很欢迎，有些漫画的味道了。这三年间，他画了100多幅漫画。当日军飞机来轰炸，他钻防空洞时，总是不忘随身携带着这些漫画稿。每周一期的漫画习作，练就了一些画漫画的基本功，为他日后正式走上以漫画为业的道路，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后来说，自己画漫画就是这么硬给“逼会的”。“我真正学会漫画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学会了画漫画。”
大学三年级时，为自筹一些费用，政治系的好友季耿介绍顺潮利用课余时间去附近的凌云中学带课，教初中的物理和数学课程，算是勤工俭学吧。比那些中学生大不了几岁的这位“孙老师”，课堂上讲得好，课下还和同学们一起打球、说笑话，学生们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曾有女学生调皮地在他背上画上个王八，逗得大家哄笑过之后，她又自己跑来帮孙老师擦掉。孙老师上课时是分外严格，口袋中常装着一搭小卡片，随时会掏出来发给学生，“临时考试”十分钟，搞得学生们总要紧张地留意他的口袋。
一次，校方无故解聘了一位教图画的教员，顺潮打抱不平，请校方收回成命，但校方不答应，于是顺潮也仗义辞职，不干了。可是他的学生们都怀念他，仍找时间请他来补课，于是，他继续义务当着校外“老师”。后来，顺潮又同技专的两位同学一起为商家画广告。由于生活环境艰苦，武大迁乐山的头三年里，师生因病离世者就多达五六十人。
这段时间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不过，苦中也有乐。有时同学高兴了也会一起喝酒划拳，下酒菜就只有一点花生米。别人划拳是谁输了谁喝酒，可他们是谁赢了谁喝。穷热闹！有时他们到水塘里抓田螺，看见放牛的便故意看着牛大发感慨：“好大一块肉呀！”大家笑一阵，闹一阵，都是年轻人，并不在乎这艰苦。
几年的大学生活，顺潮受老师们的影响不小。老师都很热情，尤其是几位留美回来的老师，爽朗，热情，思想开放，很愿意和学生们交流，常邀学生到家里边喝咖啡边聊天。顺潮很喜欢听老师们谈话，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课堂以外的知识。生物系的汤佩松老师，数学系的吴大任老师、李国平老师，外文系的朱光潜老师等几位，都让顺潮难忘。他读的第一本关于幽默讽刺理论的书还是朱光潜老师推荐给他读的。
顺潮最难忘的是生物系的石声汉老师。这位石老师的国文非常棒，写得一手好文章，字也写得相当好。有一回石老师用楚辞体给一位逝世的老师写悼词，写得十分感人。在告别遗体时，石老师还流着热泪深情地读悼词。这情景让顺潮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顺潮晚年说起老师们还常感叹：“这些老师都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很佩服他们。”
1942年秋，在经历了虽然清苦，但却也苦中有乐的三年大学生活后，顺潮从武大化学系毕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