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日本共产党及其对华关系
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1921年4月，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成立了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日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15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东京召开了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与会者共8人。会议拟定了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选出堺利彦任委员长，中央委员有堺利彦、山川均、荒畑寒村、近藤荣藏和德田球一等7人。
日本共产党在“非法”状态下成立后，为巩固、发展党组织和推动日本革命运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出版发行了党的机关刊物《赤旗》以及《劳动新闻》、《农民运动》等报纸，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影响，积极参与了反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工会法》、《租佃纠纷调停法》等“三大恶法”的斗争，并且开展了援助苏俄、反对出兵西伯利亚等运动。
战后伊始，日本共产党迅速恢复活动。1945年10月10日，日本政府释放了在狱中度过了18年的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等人出狱后，立即作为合法政党积极着手恢复日本共产党。首先，由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神山茂夫、裤田里见、宫本显治、黑木重德、金天海等7人成立旨在扩大和加强党组织的促进委员会，着手党的重建工作。12月1日至3日，召开了相隔19年之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行动纲领和党章，选出中央委员会，德田球一当选为书记长。
重建后的日共，公开号召国民“消灭天皇制，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彻底追究战争责任”，“废除旧议会”。提倡建立人民战线，以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从日共的行动纲领看，可以说日共是个最激进的革新政党。但是，由于日共领导人长期在狱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所以未能准确把握住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的国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日共领导人认为，大多数国民会支持打倒天皇制的方针，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所以在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开宗明义号召“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并且把上至天皇下至社会党领导人一律视为战争罪犯。日共的这一方针，未能引起多数国民的共鸣和有效地组织国民追究战争责任。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八十年》，2003年版，第74页。
谈到日本共产党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不涉及野坂参三。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庆应大学毕业，1919年作为日本工人总同盟的特派员去英国，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2年回日本后，和片山潜等人创建日本共产党。1931年到苏联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1940年3月，野坂参三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优越生活，随周恩来来到延安。根据当时形势，中共中央邀请他留在延安，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延安，他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在国外度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回国后长期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后任中央名誉主席。苏联解体后，披露出半个多世纪前，野坂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同志，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日本警察局的特务，向苏联当局告发，使该同志被害致死，野坂本人也承认诬告同志的事实。于是日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于1992年12月决定，解除其名誉主席职务，并开除党籍。
野坂参三从1940年3月到1945年9月，在延安工作的5年半期间，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将全部热情都投入到组织在华日本人进行反战运动中，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抗日根据地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一系列活动。例如，宣告成立了在延安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在有关根据地建立了“反战同盟”反战同盟是抗日战争期间，被俘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组织，总部设在重庆，1939年后在华北各地成立分部。主要从事对日本战俘的反战教育及反战宣传活动。1944年1月，与华北地区的“日本兵觉醒联盟”合并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战败后，其成员大部回国。回国后不少人加入日共。的支部；成立了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由野坂参三提议，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三受中共中央委托，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副校长先后由李初梨和赵安博担任），日本工农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员，直属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毛泽东曾亲笔为该校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1942年6月，在日本工农学校，举行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章程，选举野坂参三为主席，这是在华反战组织优秀分子组成的组织，是反战组织的领导核心，是为战后在日本重建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准备。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做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日本投降后，该校学生于1945年8月底回国，参加重建新日本的工作。回国前他在致毛泽东、朱德的信中称：“我们今天所以能够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决心为建设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解放联盟和工农学校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这完全是您们正确的领导和恳切的援助的果实。如果没有您们的援助，我们今天将处于怎样的境地？当日本军国主义崩溃时，我们将无疑随着军部而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但是，现在我们却能够向着光辉的目标，抱着新的希望，向祖国前进了。……回日本后，则克服一切困难，为建设民主的日本而努力奋斗。这是当我们离别延安时，对您们的誓言。”总之，野坂参三在华5年半时间里，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946年1月13日，长期滞留国外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回国。1月26日，在社共两党为首的20余个团体主持下，在东京召开了有4万余人参加的“欢迎野坂国民大会”。野坂回国以后，日共党内出现了以德田为首和以野坂为首两种不同思想并存的局面。
1946年2月，日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日共“五大”确立了德田、野坂、志贺“三头政治”体制，对“四大”纲领作了某些修正，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13日，处于被镇压状态之下的日共发表了《日本共产党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声明》，内称：“中国革命的大局已定。任何国家均不能忽视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伟大的军事胜利这一事实，而且，同中国开展贸易正在成为各国关心的重大问题。”“只有中国才是以正当的价格确保向日本提供其所需原料和燃料的国家，也是大量需要日本工业以正当价格提供工业产品的国家。”“日本共产党提倡的促进中日贸易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不仅引起工人、农民、中小企业家的关心，也唤起了非垄断的民族资本家的巨大关心。”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出贺电，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并称这“历史性事件不仅使中国获得解放，而且是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资本主义和反动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正将做出仅次于俄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七十年》，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鉴于日本共产党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曾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情宝贵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理所当然地要对正在为建设和平民主新日本而艰苦奋斗的日本共产党给予同情和支持。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两党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视或回避这一点，就不能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作出准确完整的描述。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提出的建议不见得完全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
1950年1月17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论，与欧共情报局“观察家”文章1950年1月6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发表“观察家”文章《关于日本的形势》。文章主张，日本共产党和民主势力，“应有明确的行动纲领，那就是应该为日本的独立，为建立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日本，为立即缔结公平的对日合约，为从速撤退驻日美国军队，为保证各国人民间持久和平而进行坚决的斗争”。文章又指出，日共的某些领导人，“不了解这个纲领，他们向那些处在日本复杂形势中的日本劳动人民指引错误的方向”。文章还点名批判野坂参三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日本条件下的“本地化”，认为野坂的理论“是一种反爱国主义的，反日本的理论”。相呼应。内称，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犯有严重的原则错误”。他认为，“日本人民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并且努力企图证明他的这一个判断在日本的条件之下是可能的。很明显，他的这种论点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必然要危害日本的人民事业，而帮助了日本人民的敌人。”希望日共中央“改变这种态度，以便能够采取适当步骤纠正野坂的错误。”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随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月20日发表声明，表示一致同意欧共情报局评论的积极意义，并批准了野坂参三的自我批评：“情报局所指出的我的文章中的理论是原则的错误，虽然那时在国内与国际的形势中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以后我了解到我的错误，并努力克服错误，但是我没公开地明确地摆脱这个错误，甚至后来我又到处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虽然这并非我的主观意愿。这又是我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将力求不重犯这种错误，并且要不辜负国际无产阶级的期望。”
同上书，第75、76页。
日共中央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情报局的批评，但内部认为，虽然该评论在字面上没有作武装斗争的指示，但其背景是斯大林等人企图把中国式的武装斗争强加给日本共产党，是对日共内部事务的干涉。日共中央也因此而引起分裂。这就是日共党史上所说的“50年问题”。
此后，围绕欧共情报局的评论和党的路线问题，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德田球一和宫本显治等人之间发生分歧，最终导致党的分裂。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和吉田内阁发起的“红色整肃”给日本共产党以沉重打击。日共中央认为，“50年问题”的发生，日共的分裂，与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和影响有关。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八十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2003年版，第101页。
同上书，第113页。
1950年8月，德田、野坂等人来到北京后，成立了日共中央“北京分部”，“该机构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精神，把苏联和中国武装斗争方针照搬到日本，成了干涉和分派活动的工具”。同时，野坂在北京发表了署名文章《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新任务》，主张要在日本开展武装斗争的理论。在日本国内，宫本显治、藏原惟人等7名中央委员则在1950年9月组成“全国统一委员会”，从而日共陷于分裂状态。
同上书，第108页。
1950年9月3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在是日本人民团结对敌的时候》的社论，指出，“在目前，日共内部的团结一致和全体党员从照顾大局出发坚决保持日共内部的统一，乃是比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最高的任务。”“某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团结的基础上从长计议，慢慢地进行为党的环境和纪律所许可的讨论，以便逐渐地达到一致，或待将来客观运动发展来证明，而不要急于要求别人或党的中央来接受自己的意见，或在自己的意见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就采取妨害党的统一的自由行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党内的团结，否则，就必然要被敌人所利用，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这是一切忠实的日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避免的。”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