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皇国为一大城，则若虾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皇国之藩屏也。虾夷业既创开，拓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可唾手而取矣。《大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39—140页。这里不仅论及“攻伐”朝鲜的可行性，而且作出了进攻的具体部署，他还论述了征韩的必要性，因为西方列强“亦有攻伐之志，皆垂涎乎彼金谷云尔。皇国若失斯好机会，而与之于匪人，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同上书，第140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论及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对策，即为了征讨朝鲜，先对中国进行外交活动，如果外交上不奏效，中国还是要出援兵，则“并清而伐之”。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满清还是朝鲜，都是日本的藩屏，都要在日本的掌控之中。这实际上是明确表露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一个很好的蓝本。在他们的鼓动下，外务省于1870年4月向太政官提出《对鲜政策三条》，其中在与中国有关之处写道：朝鲜服从支那，唯受其正朔节度，因此先向支那派遣皇使，以相继达成通信条约等程序，其归途而胁迫朝鲜王京，在皇国与支那相定比肩同等规格之后，朝鲜自当位低一等，对其所用礼典当无异议可言。万一犹有不服，则再论及和战。既然已经远同清国达成通信之仪，则不易发生如壬辰之役明朝军队援助朝鲜之事，所谓远交近攻之理亦可有之。与朝鲜交际相比，支那通信虽非急务，但从怀抚朝鲜之意趣而论，从程序而言可以说是最急之事。同上书，第145页。可见，日本急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大程度上乃是因“朝鲜之事”而起。而鉴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其所谓“征韩”，亦可视为“征清”之前兆。
2日本方面的不同意见与做法
1870年正月廿四日日本外务省将宫本小一郎的《支那通信议案》与名仓信敦的《清国交际拙议》同时递交给太政官辨官。
宫本外务权少丞在《支那通信议案》中讨论如何与中国交往，从外交方面，特别注意西洋各国的反应。他分析指出：“与支那通信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应该委托英法等国驻中国的公使作为媒介，还有一种认为日本与支那的关系为同类唇齿之国，可以突然提出通信之要求。站在日本的国体上防备汉学家之言说，不如采用第二种说法，中国恐怕也不会愉快地接受西洋诸国的介绍。但是，此前与支那漠然而无交通，相互连一介使者都不派遣，各国都知道，对住在日本的支那人的待遇是按照条约未济国来处理的。这样，在感情上虽然有骨肉之思，但是在公开论述交际仪式时，西洋各国为旧友，而支那为他人。今日交际之条理最终要公明正大，亚洲各国也必须服从欧洲的公规。假如支那之事西洋人详细了解，如果不依赖英法等国作为媒介，终究是不合适的。况且当今国内的交际多与英国公使亲密协议有关，支那之事虽然尚无利用，如果委托介绍，必定没有问题。来日本的意大利是委托法国，丹麦、瑞典等国是委托荷兰，澳大利亚是委托英国，而最初使日本开放的是美国，即便是英国也比美国公使略逊一筹。在缔结条约上尽管发挥如此大的威力，也应该看做自然的交际礼数。因此，折衷上述两种说法，可以先派一普通使节与支那官吏秘密商谈，向其充分说明内情，解释在当今形势下不得不借助外国介绍的意思，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向英国或法国申请请求其介绍。”他认为：“说因为支那日本为兄弟之邦，所以是特例，西洋人决不赞成，因此这样给两国都会带来大害。因此，条约还是要严格地签订。私下尽特殊的恳切之意，那是另外的事情。条约的体裁还是应该按照西洋各国与支那缔结的那样进行。因为当今支那的条约也有其沿革，需要收集这方面资料进行翻译订正，在此基础上参酌我国与西洋所签订的各种条约，明确自己的目的之后，使之无损于我国体，咨询朝廷等各种公议、考虑支那之内情与西洋各国交际的状况——英法的交际、其他西洋各国之间的交际，与东方亚洲各国同西洋的交际形式有所不同，而日本与支那即便要添加特别的约束，那也要根据众议而行。这样来签订条约的话，似易实难。必须防备汉学者之论与西洋人的横合论，因为如此之难，与其突然派遣敕使，不如先差遣小使收集相关资料文献，进行充分的评议之后再派遣使节，缔结预备条约，归国之后上奏，然后再签订正式的条约。”《大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80—181页。同时他也认识到与中国交往的严肃性，他说：“支那为大国也。一旦出现豪杰之天子，改革国政而达到卓然之国力时，为日本之一杞忧。因此，积和亲与积怨毒，其目的在今日，在托付生杀之权时，其条规尤为紧要。”同上书，第182页。从急迫的程度上看，他认为与俄国、朝鲜相比，中国并非紧迫。“有近不及远之论，当今日本最近的为俄国，桦太之论，今年一定遣使本都。其次为朝鲜，支那只是以贸易的利润为目标而已，而其国家政治非当今日本之急务。不要泥于过去之形势。”同上书，第183页。
名仓信敦笔迹
概括一下，宫本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第一，在对待中国问题上要注意区分感情和理智，强调不要被感情左右，比如中日关系上的唇齿之国、骨肉之思这些感情上的因素。但是在公开的外交关系上，因为日本未与中国缔结条约，属于“条约未济国”，而与西洋诸国已经签订条约，就此而言，主张“西洋各国为旧友，而支那为他人”。他进一步说，如果将中日两国说成是“兄弟之邦”而特殊化，西洋人决不会赞成，这样给两国都会带来大害。第二，主张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要同西洋与中国的关系一样，“条约的体裁还是应该按照西洋各国与支那缔结的那样进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加入西洋列强队伍的欲望。第三，注重与中国的沟通，甚至可以通过密谈方式，目的在于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理解。第四，对中国存在很强的警戒心理，强调处理中日关系需要谨慎从事。第五，认为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当前急务，对待中国，他还“只是以贸易的利润为目标而已”。
名仓信敦（1822—1901）参见森田吉彦《名倉信敦と日清“新関係”の模索：幕末維新期の華夷思想的日中提携論》（《東アジア近代史》第四号，2001年）、《兵学者名倉信敦の幕末海外見聞》（《帝京大学文学部紀要·日本文化学》第40号，2009年）。的《清国交际拙议》则与之不同。名仓信敦即上文论及“千岁丸”上海之行所言名仓予何人。志贺重昂曾作其小传，因为此人与中国关系颇有代表性，特将此小传全文译出如下志贺重昂：《世界写真図説雪》，东京：地理调查会，1911年，第50节为《名倉予何人筆那破翁墓の詩》。此诗手迹，如图所示。：名仓予何人，其先祖为远州奥山人，予何人生于奥州棚仓，游江户而从学于佐藤一斋、安积艮斋，入昌平校，学成归藩（远州滨松侯）出仕，正值欧美诸国军舰来交以乞通商，攘夷之论海内沸腾，予何人认为以日本一国而与欧美诸国战非万全之策，不如与清国合纵而行攘夷之事。文久二年春，仗孤剑而航清国，当时李鸿章、刘铭传等尚未显名于世，即得与此等名士订交，常见英国戈顿将军操练清军以防长发贼，而悟须日清合纵以攘夷，幡然归朝。三年十二月，游法兰西，以为须耸听巴黎人之视听，而上下穿着绯红绉绸、佩戴大刀而谒拿破仑之庙，吟诵如“千载知己君与余”豪迈之句。庆应三年正月再航清国，王政维新之后朝廷欲与清国修交，予何人献策，即被嘉纳，作为大使柳原前光的幕僚赴清，使事成于一朝，为卿赋诗曰：“数年论策太公明，唾手一朝功业成。须凿燕然山上石，先鞭正勒信敦名。”凿燕山之石以勒信敦之名，宜也。归朝后赏赐金二百两、绢一匹。十五年十二月，托昌平校故交重野安绎等而为修史馆掌记，月俸给二十五圆。上馆翻阅文书，格纸三行才书一字，时安绎为馆长，颦然曰：“仅二十五圆月俸，干什么皆可得，请勿再上馆。”时刘铭传任巡抚，锐意开拓台湾，遥寄银二百两以招予何人，而率领数名掘井工匠入台，被任为台湾府学教习。之后归朝，一贫如洗，韬晦于东京北郊之根岸，聚集围棋之客。没于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世间少有知此豪爽男儿之事者，故立其传。此小传中所言及的所献之策，即《清国交际拙议》。他在这里主张日本直接派特使赴清议交际之事，而反对通过西洋国家为中介建立中日外交关系。他提出了以下五点反对理由：皇国与支那缔交为西洋各国所不愿，此其不可之一。……不让我国与清国缔交之事，在旧幕府时代已经有，实在是殷鉴不远，此其不可之二。皇国为堂堂独立之国，而要英法等国之介绍，是所谓依人为事者也。恐怕会成为遭取笑而受辱之媒介，此其不可之三。皇国与清国的关系从来是鲁卫之政、唇齿兄弟之国。遣特使即能办之事而要让远隔数万里之外的西洋来作介绍，不是愚蠢且迂腐吗？此其不可之四。得西洋之介绍而结交，便不得不仰西洋而决断，这在清国亦为不愿，此其不可之五。虽然上面说到不可要英法之介绍，但是如果清国有轻蔑皇朝之意，那时当然可以使英法等说服。《大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86—187页。在名仓看来，首先，只要中国没有轻蔑日本之意，日本与中国的交际，应该重视传统的“鲁卫之政、唇齿兄弟之国”的情谊，西洋介入，不仅有损日本独立之国的形象，亦为中国所不愿意。而且“得西洋之介绍而结交，便不得不仰西洋而决断”，有失去主动性、自主性之虞。其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顺序上他认为先通信后通商。“在通信缔结之后，可以谈彼此通商随意之事，但是通商条约之内容自当与西洋不同。”第三，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强调二者“比肩同等之交”的重要性，指出“彼此交接之事，要充分陈述是比肩同等之交的旨趣”《大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87页。。
宫本与名仓的主张在“修好”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体现，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
1870年5月24日，外务省给太政官辨官的《关于外交问题的答申》中专门论及“支那之事”同上书，第191—192页。从历史到现实论述了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其中谈道：“往昔有遣唐使节之旧规，经历多少星霜之后，幕府时代准许来长崎进行贸易，也有办铜官商来住在长崎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在住期间与本国国民同样由长崎奉行所管辖。随着与西洋各国签订条约而开港及自由贸易的进行，清商的利益也很少了，特别是往年通信与贸易的方式等也变成了专门的商贸，加上与各国的障碍，几乎停止了。在长崎，也没有了像往昔那样官商来住的情况。不少人在神奈川等各港口随从英美商人而以奴仆的名义开一个商店。虽然也渐渐确立了一些管理的方法，但是国家之间没有条约关系，当然各种事情都难办。近来宇内形势一变，古今不同，仅在隔海咫尺之地也没有轺使往来，这样大概是没有经略之远图吧。而且我国商人派往上海天津等地进行商业活动的话，也对国家很有利。无论有无交通，皇国应该向清国派遣使节而缔结如万国一般的条约，速开通信通商之道。”这份答申的结论中强调“朝鲜之事”、“柯太（桦太）之事”、“支那之事”与“异宗（宗教）之事”都是当今之急务，强调要将这些问题放在宇内日新的形势下来思考，强调国家富强的基础与“宇内经略之远图”是不能分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