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朱家溍选编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之前许多人是不知道清宫造办处是怎么回事。在朱家溍清理造办处的资料之前，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也不清楚，料想世间知道的人必定很少。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虽然是资料辑录，读起来仍然是趣味盎然。现摘录几条以告同好：（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怡亲王交御笔“为君难”字一张；“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对一副。奉分：匾对俱木格眼一块，不必镶边。钦此。
（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寿山石夔龙钮宝一方，上书“雍正御笔之宝”。奉旨：篆样呈览过再刻。钦此。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画微细，照袁景劭篆书的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这”字篆法好些，问张照“之”字篆法有何讲究。钦此。于正月二十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二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行之宝”，将“之”下横平平，选吉时照样刻。钦此。于正月二十九日刻得。怡亲王呈进讫。奉旨：将此宝样好生收着。钦此。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太监刘希文交来成窑五彩瓷罐一件，无盖。传旨：着做木样呈览。钦此。于二十日做得画五彩木样一件呈览。奉旨：将此罐交年希尧往细里改画。钦此。于四月二十五日将成罐交年希尧家人郑旺持去。
（雍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奉上谕：着寄信与年希尧，将霁红、霁青、均窑、汝窑小花盆、水奁烧造出来。先做木样呈览，看准时再发去烧造。
故宫活字典朱家传第七章寰宇鉴古（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烧造得娇黄地重黄色龙瓷茶元一对，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李久明呈进讫。随奉旨：此颜色、画法俱不好，珐琅亦粗糙。钦此。
（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交与烧瓷器处，仿样将均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出来，其均窑的要紧。钦此。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又送来各式菊花式瓷盘十二色，内每色一件。奉旨：交与烧造瓷器处，照此样式，每色烧造四十件。钦此。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今日进的御制珐琅表盒，烧造俱好，其表盒墙子上画花卉亦好，但盒底不宜画人物，嗣后不必画。再黑珐琅地画斗方瓷碗烧画的俱好！再画时添青花。……清朝皇帝不愧是鉴赏大家，谁说他是附庸风雅，今日附庸风雅者有几人能得此鉴赏之道。《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所记只是雍正元年到十一年的史料，已经可以看出造办处的规模是很大的，瓷器、漆器、砚、皮料、鼻烟壶、银器、木器……可以说应有尽有。其中的技术人员不但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中国的工艺史向来不记工艺人员的名字，在这里都记录在案。造办处最高层管理人员级别很高，康熙时是皇长子允禔，以后就是怡亲王。
在朱家溍之前，没有人太重视造办处的档案资料。
1. 珐琅考
治学严谨的朱家溍就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做出了诸多文物制造考证。
清代的画珐琅工艺，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中空前地提高，尤其是雍正年间，造办处从原来采用西洋料，发展到自己烧炼珐琅料九种，是当时西洋料所没有的颜色，这在当时是一个划阶段的新成就，是瓷器史上值得一提的事。研究瓷器的前辈所著《甸雅》及《饮流斋说瓷》，对清代珐琅彩的说法，有些揣测之词在内，后出的专著《古月轩瓷考》，对前人虽有所辩证，但著者自有其不同角度的揣测之词，这是因为过去未发现可靠的史料的缘故。朱家溍就从故宫博物院及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初步收集到一些直接的可靠的史料，对于画珐琅器的研究，可使大家脱离过去的那些揣测之词的影响。
朱家溍发现清朝造办处制作的包括画珐琅在内的工艺美术品，所以达到高度精美，除了实际操作者之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喻和唐英等也起到一定作用。怡亲王允祥和庄亲王允禄在雍正兄弟当中都是属于没有政治野心而爱好艺术的人。凡钤有怡亲王收藏印记的古代书画都是相当好的，从他的藏品就可以说明他的欣赏水平。所以他管理造办处，合格的制品都精致不俗。海望是一个富有设计能力的人。沈喻是个画家，有不少作品传世，他所画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曾雕版印刷成书。唐英后来在江西主持烧瓷器。这些人在怡亲王允祥管理之下，发挥自己的所长，所以当时造办处制作的工艺品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就。
朱家溍在档案中发现当时朝廷对造办处的画家待遇甚好，倘若请假回老家，这段时间的生活费由当地的总督养赡；受到皇帝夸奖的工匠，还可以赏住所租住。而这些画匠，有些还是当地总督或朝廷重臣推荐，可见当时各地对造办处的重视。
朱家溍研究发现：画珐琅自铜胎发展到填白瓷胎，成为清代瓷器中的极精品，它的画面风格随着瓷胎也在变。把画珐琅的作者，按年月排列出来就能说明这个变化：雍正三年至五年，担任画珐琅的有宋三吉，是江西景德镇画瓷器的人；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人。而从六年即开始有贺金昆、戴恒、汤振基、邹文玉、谭荣等画院画家参加画珐琅的工作。如贺金昆就是著名的花鸟画家。所以精洁如玉的填白瓷胎和品莹鲜艳的珐琅料，加以名画家工笔花卉、山水德作品，自然要使这一工艺品放出异彩了。
“关于画珐琅器的花样、式样，也是尽量利用其它工艺品种好的成果，还有更多的花样是特地设计的。设计的方式，首先是画纸样，其次是木样或合牌样立体模型，需要镂雕的活计，则先拨蜡样，除了珐琅作的画珐琅人自己画样之外，画院的画家也参加过画样。还有管理人员如海望、不但画过纸样，而且在呆白玻璃瓶上试画绿竹、字款、图章。海望在雍正年间，由内务府员外郎管理造办处升郎中，雍正八年升总管内务府大臣，到乾隆元年，虽然早已由内务府大臣升任内大臣，但仍旧管理造办处。”朱家溍从这些资料中，发现当时对造办处管理的重视，这也是珐琅器在清朝发展到鼎盛的主要原因。
2. 漆器考
除了珐琅器，清代工艺美术品发展到雍正乾隆时期达到高峰，此后逐渐下降，虽然有其规律，其中也包括漆工艺。清代漆工艺继承明代的传统品种，如黑漆、朱漆和金漆的家具，以及其他保留原来做法的品种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漆器又各有风格特点和不同品种的重点发展。朱家溍就根据《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和故宫所藏漆器，来探讨雍正一朝的漆器品种和制作概况。
朱家溍说：“把档案中自雍正元年至十三年关于制作漆器的记载，按年月次序摘录，从中可以看出养心殿造办处‘油漆作’在雍正年间所制漆器的全部品种和总数量，以及江宁、苏州、扬州、贵州、福州等地部分进贡漆器的品种和数量。这样就可以清楚地了解雍正年间在操办出内漆器制作有什么重点品种发展，缺什么品种，雍正皇帝对漆器有什么要求，以及从贡品部分来看当时社会上漆器流行的品种。”
在故宫藏品中看，传世的漆器很多是无年款的。雍正乾隆无款的漆器和清后代无款的器物是很容易区别的。但雍正无款器物与乾隆无款器物的区别在工艺美术品领域中最容易被忽略。凡是无款而又极为精致的工艺美术品往往都被认为是乾隆年造，雍正无年款的漆器也是同样的命运。所以，朱家溍据档案文字记载发现，雍正十年曾制作洋漆包袱式盒，现在故宫藏品中还有一件；档案中多次提到做的黑漆描金几；雍正十年谕年希尧所做镶竹漆器；雍正七年江宁织造隋赫德进呈的黑漆描金填香炕椅靠背等。这一类无年款的漆器，从前在文物鉴定工作领域，朱家溍也认为是乾隆年间造的，但通过档案来印证实物，上述各种漆器有的具有很明显的雍正年制的特点，而在档案上只有上列雍正年间的记载，乾隆年造办处档案上没有再出现过，所以可以肯定是雍正年制而非乾隆年制。对于那些类似乾隆时期而又无款为证的器物，朱家溍认为可以认为是雍正至乾隆时期的制品，而不可简单划归为乾隆年造。在雍正年间，档案记载很清楚，漆器品种约20种，洋漆器数量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雍正还屡次亲自提出具体要求，又专为洋漆器建造窨室，并特别赏给洋漆器作者银两，这些都说明洋漆器类是雍正朝漆器制作的重点品种。其他与竹、木、瓷等材料结合制作的器物也都和洋漆器有关。此外，从江南、江北、福建等地进呈的器物品种来看，仿洋漆器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可见它也是社会上流行的品种。
3. 家具考
清代的家具制作，相当一部分是继承明代。明式的案、桌、椅、凳在清代始终流传、制作和使用，同时又发展新的做法、造型和装饰，成为清式。顺治年的工艺制作，凡属于汉文化范畴的，基本是明末的老样子，没有什么大变化，因为工匠还是天启崇祯时代的人。例如，顺治刻本大字《孝经》和《资政要览》，其字体、刀法、版式完全和明代经厂刻本一样。至于家具则向来无款，有款式的家具是个别的。而清代传世的大量家具是没有款式的。
朱家溍通过翻阅查找发现，过去根据家具的造型风格，大致划分清代家具为清初、乾隆、嘉道以下，晚清四期。凡制作新颖、质美工精的家具都称为“乾隆造”。趋于一般化而木质做工较为逊色的，甚至偷工减料而规模仍未改的，则认为是嘉道以来的制品。同治大婚所制的一批以雕刻肿鼻子龙威特点的桌椅凳柜和光绪年颐和园重修后新进的一大批更为粗俗的家具，是晚清的典型作品。总之，清代的家具和其他工艺品是同样的发展规律，发展到乾隆年达到高峰，过此逐渐下降。更确切地说，清代家具新的做法、造型、装饰在雍正时已经大备。传世的清代家具，过去大家定位“乾隆造”的，其中不少应该是“雍正造”。
朱家溍是不断学习，发现新论据，会勇敢地推翻以往的甚至是自己的古物鉴定结论。
他通过档案查阅，发现雍正年所制作的案、桌、几等，从总的数量和尺寸可以看出是矮的多，高的多。虽然只出现过几次炕桌、炕案的名称，但从尺寸可以说明多数是炕桌炕案。清代宫中凡正式的筳宴，还保留历代大宴的惯例，即席地而坐，地下铺棕毯和坐垫，用矮桌。就是木炕比原来的床面积要大很多。由此产生折叠腿、活腿等地下炕上的两用的桌，以及拐弯掐座褥的香几，等等，这和抽屉桌逐渐多起来一样，都是清代家具制作的倾向。
具有雍正年造的特点的精致桌案，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一般都有，但转板桌未见，不知其构造。故宫藏品中缺此品种，估计毁在火烧圆明园之时。外间流传的有乾隆时富康安府中的一件，在辛亥革命以后被朱家溍的父亲收购，后捐献给国家，陈列在避暑山庄。这是传世的唯一一件。
而雍正年造的椅凳，除了一般的杌子、春凳和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五屏风宝座以外，特殊的家具是大杌子有九寸的矮背和船上用的矮宝座。这两件至今还是故宫的藏品。如果没有档案记载，是无法确定为雍正年造的，更无法知道又宽又大而不合常规尺寸的矮宝座是船上用的。
在雍正年造的最高的家具，应该是高八尺的书架，现在仍在乾清宫暖阁，每一层挂一幅青缎缘亮纱帘，保存着原样。这种朴素无雕饰的大书架，是明清以来流传制作使用的。雍正年制的，也不排除这种格调。高五尺九寸的花梨木大竖柜也是这种类型。又因室内多固定木炕，所以不仅几案制作较多，同时适应陈设需要的小书架、小柜格也多起来，这是清式家具的特点之一。
关于屏风类，在宫殿里应该是比较多的家具，有围屏、炕屏、吊屏、插屏等。清代室内隔断除沿用板墙以外又有了一个新品种碧纱橱，就是可以移动的围屏增加横楣和上下槛以及左右立柱，大边成为固定的间隔。但可以移动的围屏仍旧制作使用，就像床炕结合成为固定位置的木炕以后仍旧制作使用架子床、罗汉床等可以移动的床榻类家具，是一样的规律。也正是由于固定木炕的发展，就有了应需而生的小炕屏。小炕屏是典型的清式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