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挚爱昆曲
2003年9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大礼堂里，传来悦耳动听又低沉哀婉的昆曲泣唱：“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御园中，秋色斓斑，柳添黄，苹减绿，红莲脱瓣。一抹雕栏，喷清香桂花初绽。”
在此哀乐常起的地方，如何会有如此不同寻常的乐曲？有人悄悄往里探头，只见一群白发老者，正静立在逝者一侧，齐声泣唱。
这是《长生殿·小宴》［粉蝶儿］，是倪徵生前最喜欢的一支曲子，他曾赞叹“曲词典雅、曲调悠扬，将秋色之美描写得引人入胜”。如今，他的曲友们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他告别，为他送行。
他们还记得，仅仅就在10天以前，在医院的病榻前，他们也是唱的这首曲子。那时候，倪徵已经因癌症住院将近6个月，已入弥留之际。当他听到这首熟悉又挚爱的曲子，体会到老伙伴们对他的一片深情时，竟高兴得满脸绽放出笑容，颤巍巍地伸出大拇指，吃力地表示赞美。
9月3日晚19时39分，97岁的倪徵悄然仙逝。他的新世界里，有法律，也有昆曲……
受酷爱昆曲的母亲影响，自小在昆曲声中成长的倪徵也深爱昆曲，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小时候，不论是田野的“春台戏”，市镇的“庙台戏”，都市的“舞台戏”，他都经常跟随长辈一起欣赏。成人后，他由单纯的看戏，转而学戏，常在友人家中延请仙霓社的方传芸、朱传茗、顾传玠等演员名家教习拍曲、唱曲。
第九章人生终曲在倪徵的一生中，昆曲就像一缕无形的轻烟，始终在他身边缭绕。在家乡时，每次听闻仙霓社乘船赴江浙各地巡回演出，他都会乘车追踪而至，观剧助兴。方传芸曾赠给他一件手书《夜奔》曲谱，他视为至宝，一直小心珍藏了70余年。
自美回沪后，在七七事变爆发前，韩世昌等北方昆剧到上海演出，倪徵几乎每场必看，又将戏单一一精心收藏。无论世道如何，他都不忘度曲看戏。只有在他到东京参加审判期间，才不得不暂别昆曲。
他因爱昆曲而知昆曲，为昆曲的衰落命运而叹息。他为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列为“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榜首而欢欣雀跃，他为昆曲的振兴而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参与研究和传承。
每天清晨，在北京东交民巷正义路口的街心花园，路人都可见到一位白发老人屏气凝神，深情高唱，唱的全是昆曲。那就是倪徵。他沉醉其中，全然忘却尘世一切。他称之为“吐故纳新”。住院后，他在病房里除了看书，就是唱曲，还时刻关心曲社发展。当得知曲社经费短缺时，当即以稿酬资助。
倪徵说：“昆曲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对昆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用来修身养性的工具。
在女儿倪乃先的眼里，倪徵是个热爱生活又慈爱可亲的人。小时候，他为她辅导数学作业和作文。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不常出门，所以总是父亲带女儿出去逛公园、看戏、买东西。在倪乃先准备考大学时，母亲信口说你如果考上清华，就给你买一件皮夹克。后来，她真的考上了清华，母亲却忘记了她的诺言。倒是父亲，一直记着。他带女儿去东安市场，精心挑了一件皮夹克。这件凝聚着浓浓父爱的皮夹克，倪乃先穿过后，又传给了儿子，一直舍不得丢弃。
倪徵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为他牺牲了自己，一个是妻子张凤桢，一个就是女儿倪乃先。
从1985年开始，因母亲身体原因，不能时时陪伴在正在海牙任国际法院法官的父亲身边，倪乃先主动担当起了照顾父亲的工作。从此，她伴随在父亲左右，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倪徵爱好旅游，几乎每年都要外出一次，甚至到了96岁高龄，他对旅游仍然兴趣不减。倪乃先是父亲的生活秘书、司机，是父亲的工作参谋，也是父亲生活中的“拐棍”，工作中的“大脑”。
倪徵总说他这一生是幸运的，除了事业以外，妻子和女儿是他最大的幸运。
父亲留在女儿记忆里的最深印象，是毅力与恒心。倪徵是家中老九，母亲生他时，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有点先天不足。出生后不久，倪家家道中落，经济状况一直拮据，他没有得到很好的营养调理，又有点后天失调。他个子不高，较胖，头又大大的，给外人的印象好像很壮实。实际上，与同龄人相比，他的体质是羸弱的。
1964年初，因为天寒地冻，诱发了倪徵的骨质增生疾病，瘫在床上很久。病后，他开始锻炼身体。起初，他每天步行上班，从家所在地的建国门外的豫王坟走到中山公园，在公园里转一圈后，又走去外交部。养成这样的习惯后，他日复一日，年复一日，几乎未曾间断。后来，这段路程的步行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又在每天步行的基础上，在周末去一次颐和园。后来又增加了每周爬香山的活动。这样的身体锻炼，倪徵20年如一日。没有过人的毅力，没有持久的恒心，是难以坚持下来的。
不仅仅是对身体的锻炼，还有学习俄语，练唱昆曲，以及他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件事，“坚持”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以他的经历总结说：“做什么事情，只要有长性，总会有好处。”长性就是恒心，长性离不开毅力。
2．淡泊一生
在倪徵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的消息传出后，他的老朋友、也参加过东京审判的刘子健写了这样一首诗赠给他：久别重逢难剪烛，新生事物恒河沙。
十年浩劫宁如梦，万里枝栖便是家。
尚记黄龙审战犯，闲招明月看樱花。
沧桑历尽翱翔去，淡泊从容莅海牙。不愧是老友，诗中“淡泊从容”一语，的确是倪徵人生的真实而贴切的写照。倪徵的性格是从容的，他对尘世俗物、纷繁人事，是淡泊的。他对人谦恭有礼，遇到来客，不论年长或年轻，认得或不认得，总是先站起来打招呼。他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闻人物，干我们这一行的，就好像进了和尚庙，与周围的人很少接触。我觉得这个人将来不大可能打官司，才跟他接触，我怕人家找我‘走后门’，这最难办，我受不了。”
在访问台湾东吴大学时，请他演讲，他欣然应允。演讲完后，按大学规定应该付给他报酬，而且数额不菲。他却坚决不收，说：“我是东吴校友，校友回校讲演，不能收钱。”
外交部曾经有一次派车接他去咨询有关问题，执意要付给他车马费。他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你们不是已经派车接送了吗？干吗还另外给车马费？”
2003年3月，倪徵因病住院
在住院期间，他一再告诫女儿：千万不要向组织要求任何费用。按规定，他的护工费可以报销，但他也叮咛家人不得向组织伸手。
他从不收薪水以外的财物，而主张生前赠予。他曾先后拿出数以十万计的毕生积蓄，捐给国际法研究机构、抗日战争纪念馆、昆曲研习社等机构和他的母校。在国际法院任职期间，他也省吃俭用，将省出的外汇和一辆公务用奔驰车全部上交国家。
国际法院任期届满返国时，倪徵已88岁高龄，他退休了。然而，他仍然时时关注国际局势，特别是涉及中国的国家间争端，他就更觉得义不容辞。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在对南联盟进行轰炸期间，以五枚精确制导的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的重大事件。作为国际法的专家，倪徵从专业的角度，公开阐明了他的观点，认为这一恶性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规定，违反了战争法和国际人道主义，也违反了1961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的“领馆馆舍和领馆人员不受侵犯”的规定。总的来说，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倪徵一样以国际法的观点分析说：“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焦点是三个条约是否有效问题，也就是世界关注的，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符合不符合国际法。”他所说的“三个条约”，指的是英军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强占香港领土的《南京条约》、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割让九龙的《北京条约》、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租借”新界1999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他认为，从国际法的观点看，这三个条约当然无效。因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就规定，由于威胁或强迫而缔结的条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倪徵是前国际法院的法官，他的观点因为有理有据，又合法，所以更具权威性，也更有说服力。
1996年，倪徵90寿辰之际，中国国际法学会为他举行了一个纪念会，外交部条法司、外交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都派人前往参加。为了答谢，他亲书律诗一首：国运昌隆盛世年，
际会风云尽开颜；
法界奇迹九旬叟，
学习毋间争朝夕。将每句的第一个字组合起来，就是“国际法学”。倪徵以这样巧妙的方式概括了他传奇、精彩又辉煌的一生，同时也表达了他老骥伏枥、好学之心不已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