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投资之父、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约翰·邓普顿爵士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只依靠自然资源，它应该依靠人们心中的想法和观念。”以此类推，一个人的成功，也不全在家底是否殷实、运气如何扶摇，靠的仍然是自身的志向与力量。
“给我一车猎物，不如给我一把猎枪”，这就是观念。猎物总有饕餮殆尽的时候，而拥有一种性能良好、掌控自如的“武器”，无论你走到哪儿它就会跟随到哪儿，你便能拥有勇闯天下、衣食无忧的宁日。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对“资源”太少、对不是“富二代”的囿困与怨怼太多，这不是好现象。试着改变一下观念，没准儿你的一生就此改变！细数那些卓尔不群的成功人士，无一不是这么走来的。
——作者手记
1.天降大任
1964年7月底，下达了马上启动新型中程导弹的指示。圆满完成发射任务的王永志，从酒泉马不停蹄地回到北京，开始投入中程导弹的研制工作，当年又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室副主任，在屠守锷总设计师、孙家栋主任的领导下，分管中程导弹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王永志想了很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有成就自己的人站在前方，指引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们中有自己的大哥，小学时的老师刘汉甲，高中的班主任钱永耀，留学苏联的米申院士。面对机遇，王永志觉得自己很幸运，机遇对每个人来说有可能随时会出现，如果没有准备，没有抓住它的能力，这个机会绝不可能是自己的。
多年来，他在学习上只要得到机会，就会牢牢地抓住它，再面对下一个学习机会。工作中更是如此。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工作能力、深厚的知识积淀及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是他做事的根本。领导在众多优秀的人才里选中他，肯大胆地把重任交给他，皆是因为他一贯的表现，以前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真正地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才敢将下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任务交给他。
大梦飞天王永志传第四章志存高远在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中近程导弹仅仅是自行设计的开始。它在许多地方还有仿制的痕迹，只是一个地对地中近程导弹，离王永志的理想与目标相差很远。
中程导弹，是从中近程到中程过渡的我国真正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导弹。它完全摆脱了苏制“1059”的模式，采用了全新的技术方案，步子迈得非常大，在性能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王永志作为总体设计室副主任和重要的技术骨干，在研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整个中国坠入痛苦的深渊。院里的许多专家受到严重冲击，有的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有的被关入了牛棚。王永志由于出身好，入党早，又是技术骨干，被继续派到发射场组织试验。在1968、1969年他两次担任试验队队长要职，组织的4次发射工作均获得圆满成功。
1969年2月，苏联在位于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岛屿珍宝岛制造事端，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鉴于紧张的局势，国家决定集中最精锐的力量，加速开展洲际导弹的研发。王永志又被抽调出来，加入洲际导弹研制队伍，主持总体设计室的工作，后被任命为洲际导弹的副总设计师。
洲际导弹研制，适逢乱世，命运多舛。早在1965年型号已立项，因“文革”影响进展不快。直到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才再次加速。导弹总装完成后，进行全弹试车的唯一一个试车台被占用。时间紧迫，王永志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不试全弹，只对导弹的二级进行试验。
人们面对这一方案，发出一片反对声，钱学森坚定地站在王永志一边，表示支持。1970年末，导弹二级试车成功。这枚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洲际导弹，于7月1日运往酒泉发射场，发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就在导弹即将转运发射阵地时，一位领导说：“这枚导弹测试的次数太多了，像一个人一样已经老了，经受不住折腾了，就别打了吧！”在现场的钱学森、屠守锷等领导都不同意这种看法，找到王永志征求意见，王永志认为导弹已经过检验测试，可以发射。
党和国家非常关心航天事业的发展。1971年9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钱学森、屠守锷、梁思礼、李伯勇、王永志等专家所作的发射准备的工作报告，当场拍板，同意发射。
两年来，王永志这已是第三次与周总理近距离接触，而且每次都有交谈。
第一次是1970年，在洲际导弹汇报会上，周总理问：“我们搞的火箭，和国外的哪个型号相近呢？”
汇报人屠守锷看了一眼王永志，示意让他来回答，周总理把目光投向了王永志。王永志站起身来，回答了这一问题，并把它的性能和与国外同类产品的不同一一做了介绍。
周总理面露微笑，问道：“你是留苏的吧？”
王永志说：“是。”
“难怪你这么熟悉！”周总理满意地说。
第二次是在上海航天局向中央专委的专题汇报会上。周总理提问：“飞行的弹道是什么弹道？为什么要搞这个弹道，目的是什么？”
汇报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周总理把目光再次投向王永志，说：“王永志，你来说吧！”
王永志深入浅出的回答，既缓解了汇报人的紧张情绪，又加深了他在周总理心中的印象。
第三次便是这次汇报会。与几位专家共进晚餐前，周总理亲切地与在座的专家聊天。
周总理问梁思礼：“你和梁启超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最小的儿子！”梁思礼说。
“我看你们长得很像嘛！”周总理又问道，“你父亲要是活着，现在得有多大年纪了？”
梁思礼摇了摇头：“我不记得了！”
周总理准确地说出了梁启超的年龄。又与他闲聊了一会，把目光转向王永志，问道：“你是哪儿的人？”
“我是辽宁人！”
“哪个县的？”
“昌图县！”
接下来，周总理对王永志的家庭情况及留苏情况，留苏的同学，他们毕业后都在哪儿工作进行详细了解。又问王永志：“你现在还说俄语吗？”
王永志说：“不说了！”
周总理一听，马上对在座的军管会主任说：“你们可不能限制他们说外语啊！你知道吗，学会一门外语多不容易！要让他们说！”
王永志赶忙说道：“领导没有限制说外语。”
“那你们为什么不说？”周总理仍在追问。
“说母语方便亲切呀！”
听王永志这么说，周总理开心地笑了，说道：“你真会说话。今年多大了？”
“38岁！”王永志说。
“真年轻啊！”周总理由衷地赞叹道，神情和蔼慈祥得像一位邻家的长者。
周总理日理万机，仍不忘关怀科技工作者，使王永志非常感动。
导弹终于竖在发射架上，谁知酒泉的天气又跟着捣乱。气象部门预报说，一股强冷空气正在东移，在未来三天时间，发射场上空将云层密布。指挥部下令立即停止加注，紧急开会商议对策。
会议中间，王永志也被从加注现场叫了回来，想听听听他的意见。
王永志认为，虽然低层云团会给发射带来影响，甚至潜在一定的风险，但是仍然可以发射。部分活门、导管的密封件已接触腐蚀性很强的推进剂，时间一长是有危险的。这枚导弹主要仪器已经到了寿限。再推迟发射，就要泄出燃料，如果再加注一次，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仪器又得重新检测一遍，风险反而更大。因此，他极力主张按时发射！
1971年9月10日，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经过多次波折，攻克种种困难，终于呼啸着直冲云霄，发射取得基本成功，发射、科研人员无不欢呼雀跃。
在“文化大革命”严酷的环境中，王永志仍在设计、组织发射到打定型试验整个过程中，提出多项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法，带领大家在困境中奋斗不息，打出一个又一个漂亮仗，他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掌握全局的管理才能及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锻炼与提高。为他以后在航天技术领域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我国第二代出色的火箭总设计师及后来走上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重要岗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只是，由于“文革”的严重影响，我国洲际导弹全程试验受到干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80年5月18日，在总设计师屠守锷的率领下，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又一枚洲际导弹才获得圆满成功。这枚导弹顺利完成了弹体级间分离、发动机关机和头体分离等一系列程序，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最后在预定区域准确入海。
洲际导弹成功发射之前，为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王永志已开始配合总设计师屠守锷进行以洲际导弹为原型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王永志负责与卫星主制单位进行质量、外形、机械、电气接口以及入轨参数要求等工作的协调，以及为发射返回式卫星做了运载火箭的准备工作。
怎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混乱的年代，纵使再有报国之志，弄人的时世还是会把不测的风云强加于人，对王永志来说也不例外。
2.情深如斯
1974年，王永志遭到“四人帮”帮派陷害，说他“炮打张春桥”，并停止了他的工作。虽然有许多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面对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谁也奈何不得。
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对王永志来说并不是最痛苦的，这时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妻子和两个女儿。
大女儿丹丹生于1962年，自出生后便住上海的姥姥家，4年后才被母亲接到身边。1968年，二女儿彤彤出生。1970年，文化大革命正疯狂的时候，王丹阳所在单位北京石油学院，为响应“备战备荒”的命令匆忙迁校到胜利油田。而北京当时又在清理非北京籍人员户口，本可以在京帮助带孩子的王永志的母亲，被迫回到东北老家，两个年幼的女儿便由王丹阳带到山东。在那里，住的是四面透风的干打垒，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无法满足，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王丹阳一边工作，一边艰难地照顾孩子们。
有一次，单位给王丹阳安排了21天的休假，第二天她兴冲冲地带着两个孩子来北京与丈夫团聚。谁知，就在她赶来北京的当天，王永志突然接到带队去“三线”验收火箭发动机的命令。单位里的许多人已经知道王丹阳来北京探亲。军管会的负责人告诉王永志说：“没关系，我们和他们单位接洽，让王丹阳晚回去，等你回来与妻子孩子能呆上几天。”王永志完成任务赶到家里，王丹阳假期已到，带着孩子离开了。军管会的负责人也没有办法说服她所在的单位，使王永志全家团聚落了空。
王永志内心充满了歉疚，王丹阳却安慰他说：“家里的事永远都是小事，还是要以工作为重！”她越这么说，王永志越觉得欠妻子孩子的太多。
由于迁校匆忙，原来就不宽裕的王永志家一下子分为两处。不但缺衣少被，而干打垒的屋中又潮又冷，不到2岁的二女儿因此常得肺炎，发高烧。更缺少照顾的丹丹也因着凉，得了急性肾炎而尿血。一向坚强的王丹阳再也撑不住了，痛哭起来。丹丹才10岁，病情一旦耽搁，治不好，会影响她的终身。
万般无奈之下，她才对丈夫道出了调回北京的想法。想当初，1960年毕业回国时，组织上曾建议将王丹阳安排在王永志归国后将工作的单位。她满怀报效国家的热忱，予以回绝。但现在，她所在的大学，天天搞运动，根本无法进行正常教学。要知道在年近40的时候，下决心放弃所学专业而改行，她有多么的困难和不情愿啊！
看到悲痛欲绝的妻子，王永志的心情也很沉重，只好找军管会主任说明情况。但已到了下班时间，军管会办公室的门已经紧锁。于是，他简要地写了张条子，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第二天，军管会主任发现了地上的纸条，立刻找到王永志说：“你一直埋头洲际导弹工作，没想到家庭里有这么大的困难。进京户口再难，单位一定给你想办法！”
单位对此事非常重视，不久便把王丹阳及两个女儿的户口调回北京，并把王丹阳调入研究院工作，一家人得以团聚。
团圆的日子没过多久，1974年，造反派夺得火箭研究院的大权，重拳打击院内有突出表现的头面人物，王永志被隔离审查。
这天，王丹阳回家后没有见到丈夫，倒是他的被褥和换洗的衣服不见了，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对此，她早有思想准备，却想不到一切来得这么快，她信任自己的丈夫，却怕他一时想不开，在文革期间因想不开而自杀的大有人在。她不敢再想下去，一改过去文雅知性的淑女风范，像疯了似的直奔隔离室。负责看守王永志的人，都是总体设计部的，认识王丹阳，也不好阻挡，只得退了出去。
隔离室里，只剩下王永志夫妻二人。
1971年天安门广场全家合景王丹阳强忍愤怒说：“我最担心的是你想不开，怕我和孩子们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知道你是清白的，你一定要挺住，我和孩子们都需要你，等着你回家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