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的“人”字，本来写的是“作家”，我改成了“人”，我觉得“人”更美好。谈论到一个人，常常用“热情的”或者“冷酷的”词儿来表示对这个人的肯定或否定、赞扬或憎恶，极少说“温暖的人”。划分人的类别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尽管按阶级成分、社会地位，以及职业性能都可能划，但常常划不清，也划不准。我也有个划分法，以冷暖来区分：一类是冷性子人；一类是暖性子人。当然只在心里划，从未对谁说过。我这里赞美的温暖的人是我国已故著名作家靳以。我觉得以“温暖”二字概括靳以的人和作品的素质和特点，再确切不过了。
把温暖与靳以联系起来最初是来自我对他的作品的感受。大约1938年或39年，当时我在陇南山区一所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看到了一本叫做《圣型》的小说，也许是散文集，作者靳以，这名字也是头一回见。我所以从图书馆选这本书看，是因为书名很怪，我想看个究竟。书的内容细节现在完全忘了，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却是异样的温暖。而且这温暖，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冷却，仍温暖地存聚在我的心里。
我是冬天读《圣型》的，住在一座破庙里，既孤独又寒冷。靳以作品的语言和情感所酿成的氛围，是那么地柔和而亲切。我当时写过一首小诗《灯》。记得我在诗里写着：“冬天，人们有一盆火，烤手，烤脚。我有一盏灯，在心里，又红，又亮，又热，烤我寒冷的世界。”（大意）这首小诗是我在寒夜读《圣型》时即兴写的。我默默地感谢，世界上有个作家叫靳以，他为我寒冷的心送来一盏灯，又红，又亮，又暖。
这盏点在我心里的灯，一直没有熄灭。1944年下半年，我已是个大学生，生活在陕南汉江边的一座小城。我把那几年写的诗收为一集，想送到大地方去出版，其中有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发表在《诗垦地》的诗辑《草原的音息》，还有一个五百行的诗剧《智慧的悲哀》（当时在重庆艺专演出过），诗集取名为《野性的脉搏》（诗集中一首诗的题目）。我寄给复旦大学一位好友，希望他能请一位前辈作家写篇序文。回信说，在复旦大学执教的作家靳以先生答应写序，并且推荐给一个叫“雅典”的书店。这真使我欣喜若狂。万万没有想到，写序的人正是我所仰慕的灯一般温暖的作家靳以。我的朋友和我非常感激靳以先生对我这个远方陌生作者诚恳的帮助。但是由于大后方动荡的局面和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靳以先生被迫匆匆地离开重庆到福建去教书，这部诗集终于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而靳以先生答应写的序也未能实现。这当然令我很难过。但我完全能谅解靳以先生，因为过了不久，我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迫离开了大学。
1946年冬天，我和几个朋友一块到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拜访靳以先生，才第一次见到这位给过我温暖和帮助的作家。靳以先生说，他还记得我，对答应写的序未能完成感到抱歉。我早把写序的事忘了，他还记得，这更使我感动不已。他说话的声音、微笑和眼神，像朋友似的亲切。我一生交往过的前辈作家很不少，但作品和人温暖如朋友的亲切的作家，却并不是很多。
1953年，在北京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又见到靳以先生，他和胡风等作家来北京参加英模大会。我们一块畅谈了很长的时间。靳以先生一点不显老，声音和微笑还是那么温润而亲切。可是，从此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靳以先生了。他于1959年去世，距今已有三十五个年头了。
写到这里，我又记起一件事，1958年夏天，我恢复工作不久，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王任叔（巴人）交给我一部靳以的选集，让我在业余时间代他看看（我当时头戴反革命帽子，没有担任责任编辑的资格），我很感谢巴人对我的信任。对靳以的这部选集，我怀着深深地感念的心情做了全部的编辑工作。之后，社长王任叔作为责任编辑签发了这部书稿。记得我当时告诉了王任叔，我与靳以先生的那些交往，我也说过靳以是一位能给读者心灵以温暖的作家的话，王任叔很赞赏我的这个缺乏阶级观念的评价和审美的感觉。
靳以先生，在我的心灵里，是一盏不灭的灯，永远亮着，默默地闪射着一束光芒，并不灼热，却很亲切。
对于给过我温暖的人，特别是在那些艰难而寒冷的日子里，默默地爱护过我的人，我记得格外地清楚，到死不会忘记。原谅我吧，在友情上我也许是个很古典的人，而且有偏执的一面。
